1950年2月的一天清晨，松山机场雾气弥漫，一架从广州起飞的双发运输机缓缓落地。机舱门打开时，护送人员低声提醒：“长官，该下机了。”站在舷梯上的阎锡山沉默片刻，拄着手杖，看向远处灰蒙蒙的山影。那一刻，他清楚，三十八年的山西基业已成过往，眼前剩下的，只是如何在蒋介石的视线里谋一方清静。

蒋介石当晚在士林官邸见了阎锡山，两人并无激烈争执，却也谈不上亲热。蒋介石表示可为其安排台北市区住所，阎锡山却婉拒，提出想去郊外静养。蒋介石看出他意兴阑珊，便顺水推舟，把丽水街的一处旧日陆军眷舍拨给了他。阎锡山只住了半年，就嫌周遭太吵，“屋外脚步声一响，心就烦”，随即向秘书发话要搬去更加偏僻的菁山。

菁山距台北市中心二十多公里，彼时尚是一片荒坡，豁口多、山路窄、行车艰难。岛内官僚听说阎锡山要住进深山，都暗自揣测：这位“老西北王”是想隐居，还是另有所图？阎锡山倒没多想政治，他更在意气候。山西冬季干冷，夏季早晚依旧凉爽；台湾的闷热与台风让他难以入睡。他看着菁山的黄褐岩壁，忽然生出熟悉之感——“要是能挖一孔窑洞就好了”。

当地山民受雇为他引水修路，听他阐述建窑打算，有人劝阻：“这儿潮，也会地震，洞里怕塌。”阎锡山摇头：“用石料加固，留天窗，照样可住。”工匠们花了三个月，凿出三间并列的石窑，内设拱门、通气窗，还铺了北方惯用的炕。完工那天，阎锡山取名“种能洞”。“种能”二字，外人难解，他却自得其乐，解释说是“播种能力、积蓄力量”之意，隐含“此地虽偏，仍可待机”的想法。

石窑旁，阎锡山又向台湾金铜矿务局租下三十余亩荒坡，修成梯田，种梨、种桃，也栽了些北方不常见的番石榴。他手里拿着锄头时，偶尔会对随从感叹：“种树，比带兵好，树不会背叛我。”这种半真半假的玩笑，透露了他对旧部四散的不甘。菁山空气湿冷，他仍穿着山西厚呢长衫，清晨在雾气里踱步，颇有几分荒凉意味。

1951年底，蒋介石偕宋美龄驱车前来探视。宋美龄看见山间石窑，面露惊讶，轻声问道：“你真住在这洞里？”阎锡山笑答：“洞比屋稳。”蒋介石没多评论，只嘱托保健医生定期上山巡诊，以示恩泽。自此之后，阎锡山形成规矩——若非蒋介石亲自召见，他绝不下山进城。对外解释为“闭关著书”，实则也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新一轮权力排位。

他的日程相当简单：清晨七点起，抄写《大同书》片段；上午在农场巡视；午饭后小憩；下午或者写《三百年的中国》，或者练剑，夜幕降临即就寝。访客稀少，偶有旧识登门也被他以“稿件未竟”婉拒。有人说阎锡山是把自己放逐，也有人猜他在等风向。无论哪种说法，他都不回应。

1955年除夕，他写下一副自撰春联挂于窑门，两臂字数密密排布，内容绕口晦涩。岛上报纸转载时，配了一行小注：“阎公沉迷大同哲学。”外界讥讽、疑惑并存，他却十分认真地向随从朗读联语，并强调：“世风坏得厉害，我得提醒世人。”这种自视为“末世警钟”的心态，折射了他晚年愈发浓厚的救世情结。

1959年秋，他在案前批改手稿，胸口忽感绞痛，手边钟表刚过十点。次晨前往台大医院检查，被诊断冠心病。住院月余，他自觉好转，固执要回菁山，“书不写完，命也没有意思”。医生无奈，只能定期上山复诊。1960年5月中旬，他突发腹泻，随后出现浮肿，21日清晨下山途中呼吸骤停，车行至士林外双溪路段已无脉搏，终年七十八岁。

去世前一周，他口授两点遗命：其一，墓碑刻日记第一百段与第一百二十八段；其二，灵前七日诵《补心灵》。秘书问缘由，他只是挥手：“照办。”这两段日记内容后经整理公开，一段谈“功德不立、空回首”，一段讲“万物循环、无须争席”，语焉不详。

丧事由何应钦主持，地点选在七星山。石碑依嘱刻字，草木铺陈取代花圈，哭声被要求压低。送行队伍不大，岛内舆论淡漠。石窑、农场与那本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成了他在台湾的全部痕迹。比起昔日太原城头的礼炮与旌旗，这样的静寂显得冷酷，也显得必然。未经允许，他不再睁眼看台北；没有召见，他也永远无法再次踏入城门。

每到暮色四合，菁山风穿过窑洞口，拍击岩壁，发出空响。那是某种回音，提醒人们：一位自称“山西王”的旧军阀，终究把晚年缩进了一口山洞。曾经的算计、荣耀、权势，在潮湿空气里迅速蒸发，只剩石壁阴影，晃动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