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一亩泉，后有保定城”“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三句俗语是民间对京津保三座古城起源的凝练记忆；而雄安新区的崛起，以“承保定地理、担首都功能”的双重属性，为京津保“金三角”格局注入新活力。四者虽处不同时代，却共同勾勒出“城之兴有根、业之盛有魂”的发展脉络，夯实了京津保“金三角”的历史与现实根基。

一、泉润保定：先有一亩泉，后筑保定府——水为城本，筑牢“金三角”西南支点

凡建城立都，水源是核心根基。保定地处华北平原，自古受缺水之困，而一亩泉自太行山东麓断层涌出，“泉涌如珠，汇流成溪”，明清时更能“灌田千顷，泽及万家”，恰好成了保定府兴起的关键，也让其成为京津保“金三角”西南侧的重要支点。

北宋初年，人们依一亩泉开凿漕渠，连通府河与白洋淀，既解决了居民饮水、农耕灌溉的刚需，更打通了南北水运通道，让保定成为“商旅辐辏，舟车络绎”的物资枢纽。到明代设保定府，城市规划完全以一亩泉为核心——衙署临泉而建，商埠沿渠而兴，连护卫京畿的“保定卫”驻军，也因近水而得后勤之便。一亩泉就像保定府的“血气筋脉”，没有这处稳定水源，便没有保定“京畿重地”的地位，更难有后来作为京津保“金三角”西南门户的繁荣。

二、寺映京华：先有潭柘寺，后兴北京城——寺为脉源，锚定“金三角”核心中枢

“潭柘寺的钟，敲不醒京城的梦”，这句老话道尽潭柘寺与北京城的岁月差距。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比辽代（公元938年）北京城成为“南京析津府”早631年，比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城）早1000余年，堪称北京城地域“人文第一地标”，也为其成为京津保“金三角”核心中枢埋下文脉伏笔。

唐代时，潭柘寺已是“僧众数百，香火鼎盛”，周边渐渐形成村落；辽金时期，皇室多次驾临礼佛并扩建寺庙，将其纳入“燕云文化”核心圈；明清两代，康熙御笔题“岫云寺”、乾隆题诗“香林净土”，更让它成为皇室祈福、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潭柘寺虽不是北京城的起源地，却以千年香火延续着这片土地的文脉，支撑起北京城的文化底蕴。正是这份深厚积淀，让北京城逐渐成为政治、文化核心，最终锚定了京津保“金三角”的中枢位置。

三、宫护津沽：先有天后宫，后建天津卫——漕为城脉，激活“金三角”东南动脉

“直沽云影接苍溟，九派潮来汇卫城”，生动勾勒出天津卫因漕运而生的特质，而天后宫正是这一特质的核心载体，也让天津卫成为激活京津保“金三角”东南动脉的关键。《金史》中就有“直沽”之名，预示此地将成水陆枢纽；元代定都大都后，“南粮北运”成国脉所系，三岔河口作为海河、南运河、北运河的交汇点，成了海运与河运的中转核心，“舟楫往来，川流不息”。

为祈佑航行平安，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朝廷敕建天后宫供奉海神妈祖，这比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天津卫”正式设卫建城早了近80年。这座与福建湄洲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称“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的建筑，不仅是船工的精神寄托，更催生了天津卫最早的聚居群落——宫前的宫南大街、宫北大街逐渐形成商贸市集，成了天津卫最早的城市雏形。天后宫凝聚的信仰与漕运带来的生计，让天津卫迅速成为水陆交通要冲，凭借漕运优势串联起北京与保定，成为京津保“金三角”不可或缺的东南动脉。

四、雄安新章：承保定地理，担首都功能——新区赋能，升级“金三角”协同格局

当保定府的泉、北京城的寺、天津卫的宫奠定京津保“金三角”的基础，雄安新区的崛起，正以“双重属性”重塑并升级这一格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雄安的定位从诞生之初便深度融入京津保协同发展：从地理上看，它地处保定东部冀中平原，与保定同承白洋淀水脉——正如一亩泉滋养保定府，白洋淀的生态基底让雄安延续“依水建城”基因，同时拉近保定与北京、天津的空间联动；从功能上看，它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定位“首都新区”，承接央企总部、高校院所等核心资源，既为北京城“减负”，也为保定、天津带来产业协同机遇。

这种定位，让雄安不再是孤立的新区，而是京津保“金三角”的“新引擎”——它承接首都功能、联动保定地理、呼应天津枢纽，让“金三角”从传统的地域联动，升级为“功能互补、产业协同、生态共护”的现代化城市群格局，推动京津保发展迈向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