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台剧发力有目共睹。
但评分天花板始终没变——
《我们与恶的距离》。


六年前的第一部,刷新了大众对台剧的认知。
而今年推出的续作,沿用原来的班底,也被赋以超高期待值。
谁知面世的过程却波折重重。
先是疫情影响。
再是剧中演员孟耿如,因牵扯丈夫黄子佼的台版「N号房」事件丑闻被抵制。

《与恶2》剧方只得应观众要求删减其戏份。
数次定档撤档后,终于播出。
口碑虽然不算差,但跟前作比还是掉了一档。

历来神作难逃续集魔咒,这部难道也一样?
来吧,看看咋回事——
《我们与恶的距离2》


续作翻车?
与第一部一样,《与恶2》的故事也始于一桩无差别杀人案。
24岁男子胡冠骏,在一家超市外纵火,点燃一辆摩托车。
火势蔓延,酿成5死12伤的悲剧。
犯罪者对罪行供认不讳,言行看似毫无悔意,引发众怒。

不过,两部的内容重点差异不小。
第一部聚焦犯罪过后,对众多社会议题进行自检与重建。
第二部的内容,算得上是对第一部的补充。
它尝试回答了前作悬置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无差别杀人犯?

要回答这个问题难度极大,绝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第二部评分下跌的原因,也由此而来。
比如,人物关系庞杂,时间线跨度大。
纵火案背后涉及6个家庭、几十个角色、前后20多年的纠葛。
内容细碎且每两集变换一次时间节点,带来混乱感,提升了理解难度。



十集的体量,很多人看到第四集才大概搞清楚人物关系。


更何况,剧集探讨的问题也远比第一部更具争议: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杀了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判他?」

这个问题,不仅司法界争论多年,现实中也几乎没有共识。
因为它触碰的是最根本的情感矛盾——理性与情感的冲突。
当一个人因为精神疾病杀人,是否意味着他就可以不受惩罚?
那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又该由谁来偿还?

正是这种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其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挑战的姿态,投入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争论之中。
也因如此,看完最后一集后,鱼叔反而确信这部剧没有烂尾。
我们仍能从貌似繁冗的故事里,看到依然锋利的「问题之刃」。
最核心的那把刀,正对准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
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为杀人犯的?

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为杀人犯的?
此剧不是在为杀人犯辩护。
而是用几乎令人窒息的情节,展示了胡冠骏成为凶手的全过程——
这个男孩,并非天生的恶人。
他自幼患有自闭、注意力障碍,无法集中精神,学习困难,交际能力差。
小时候无法专注画画、理解不了数学题。
因为难以管教,就被丢到外婆家。

长大后,又成为校园冲突的常客:
成绩差、行为异常、和老师顶嘴、与同学无法相处……问题愈演愈烈。

父母本是中产阶级,经济无忧,也曾全力投入。
带他看病吃药、安排保姆、不停换学校。
但一次次复发、失控、校方和其他家长的投诉,让他们从「无条件的爱」逐渐滑向「沉甸甸的责任感」。
他们彻底放弃了,认定生了一个恶童,转而将重心放在了弟弟的身上。

剧中有一幕,胡冠骏又和同学起了冲突,被老师叫了家长。
原本并不是他的问题,他也极力解释。
但因为他的「累累罪状」,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他。
父亲也第一时间怒骂,「为什么要搞这些麻烦?」

再后来被退学、被隔离,被送进医院。
精神科的医生很温柔,少年法官也对他充满耐心。
但在他眼中,那些善意背后,依然是一种区隔。
他感受到的不是「平等的照顾」,而是「被区别对待」的羞耻。

逐渐地,他学会了怎么表面上当一个正常人。
装出平静、有礼貌、懂规则的样子,好尽快离开医院。
但真正的连接没有建立,他始终是一个难以融入环境的异类。

成年后,他和父母渐渐断绝联系,靠打零工谋生。
也曾尝试「正常生活」。
交了女朋友,女友怀孕。
似乎命运开始松动。

可现实立刻反扑。
他在超市打工时,被同事排挤,被老板无故辞退。
他没有钱买药、缴房租,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
恰逢女友怀孕,他找到关心他的医师借钱,被拒绝。
找老板也无果,找父亲求助也被赶出门。

一气之下,才放火烧了老板的机车。
却没料,火势迅速蔓延,整个超市都被烧。
超市里的安全门因故障锁死,里面的人无法及时逃出,才酿成了人命。
受害者中,就包括那位始终关心他的少年法官和她年幼的孩子。

这场悲剧最残酷之处在于,胡冠骏并非被彻底放弃过。
他曾被无数人试图接住——但接住的人,不是系统,而是几个「个体」。
他们曾用尽力气托举他,却无法抵抗整个社会的不接纳。
而胡冠骏自己,也未曾没有努力过。

他的犯案,不只是他个人的崩塌,也是整个系统的失守。
在纵火案中丧生的少年法官及其女儿,恰是胡冠骏的精神科医生。
失去妻女后,医生也终于崩溃,甚至动了私刑复仇的念头。
这是人之常情。
可这种情绪,面对「如何看待精神病人犯罪」这个问题,依然无法轻松作答。

能否避免一个精神病患成为杀人犯?
《与恶2》没有轻易给出答案。
但它用「对照组」的方式,展示了一些可能性。
剧中那位少年法官,之所以在所有人都放弃「问题儿童」时,执着地坚持陪伴,尝试感化。
是因为,她曾经也被认为是问题儿童,几乎要被父亲放弃。
但在她母亲不懈的陪伴下,不仅顺利长大,还成为一个相当优秀的少年法官。

还有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角色,同样因疾病导致家庭暴力。
在确诊后积极接受治疗,本已逐渐康复。
但在疫情期间,一次断药、加上社交隔离和恐慌情绪叠加,他病发并误杀了一名法警。
最终他被判无罪,但要监禁看护,接受进一步治疗。
经过治疗,他也变成了一个温和、负责的丈夫和父亲。
可能有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的确,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每次一有杀人犯因精神疾病脱罪的新闻,都有大量反对声。
因为这无疑挑战了有罪必罚的常识性认知。
人们会觉得失去了安全感,为受害者家庭觉得不公,呼吁死刑,或终身监禁。

但,和上一部所表达的一样,这部剧讲述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说明:
精神疾病不等于恶,防治系统的有效运行,才能真正预防、减少犯罪。
很多时候,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与恐惧,远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力。
每次患者失控,最先被指责的,往往是「为什么要让他在外面乱跑?」
可恰恰是这种标签、区隔、排斥、懒政……
让很多家庭不敢送孩子去看病,不敢公开寻求帮助。

很多人也因此不愿意成为精神病医生,导致人力不足。
这一切,反而都埋下了更危险的因子。

剧中也精准地揭示了另一种悲剧循环:
当一个患病父亲入狱后,他们的孩子被推向社会边缘,到哪都受尽白眼,为求生存也走向犯罪道路。
这条悲剧的链条下,是恶的再生产,更是社会系统的整体溃败。
因而,当我们轻易地将「精神病杀人」归结为「个人问题」。
实际上是在对整个公卫系统、司法制度、社会支持网络的失职视而不见。

此外,很多人无法接受杀人犯因精神问题脱罪,也是因为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
以为「因精神问题脱罪」就等于「免罚」,就是当庭释放了事。
其实远非如此。
他们往往要经历长期的矫治与监管程序,家庭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

很多罪犯重蹈覆辙,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制度本身就残缺不全,投入不足。

大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避免这些复杂、繁琐的工作,选择用私刑、牢狱之苦了结。
但这部剧最后,也发出追问:死刑真的能够救赎吗?
结尾,胡冠骏被判死刑。
在很多观众看来,这可能是唯一能安慰受害者的方式。

但剧中角色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到最后也没有求饶,没有因此痛苦。
甚至有人发现,他故意摆出冷血、玩世不恭的态度,似乎就像是在期待死刑。
对他而言,疾病所伴随的自毁性倾向一直没能根治。
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对他而言,就是解脱、是了结。
而这,恰恰让惩罚本身失去了意义。

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与恶2》在结尾留下一连串掷地有声的问题。
我们真有能力,让每一个精神疾病患者,都能在犯案前被接住吗?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法律与社会机制,避免「下一个胡冠骏」吗?
在死刑之外,我们是否能构建出真正的公共安全体系?
这都比判一个人死,更复杂,更难,也更重要。

这部写满了希望和绝望的剧,并不治愈,也没有提供答案。
但鱼叔认为它没有烂尾,是因为它确实完成了大部分华语剧都没能做到的事:
真正地直面恶的根源,并追问我们社会能否承受救赎的代价。
而在这个问题被回答之前。
我们与恶的距离,仍旧并不遥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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