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六十多岁，我才明白，人生有些事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叫高满堂，街坊邻居都叫我高大爷。

一辈子打铁，双手比别人家的砖头还厚实，握起来像两块粗糙的石头，裂痕里镶着几十年的铁屑和汗水。

老伴儿走了五年，孩子们都在外地，我一个人住在老街区的平房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那是九五年初秋的事儿了。物价涨得厉害，工厂里发的退休金勉强够用，但我从不抱怨，人这辈子，能吃饱穿暖就是福气。

我每天清晨五点多起床，到附近的小公园晨练。那儿有一群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头老太太，有的打太极，有的跳广场舞，有的就是走两圈，活动活动筋骨。

我呢，喜欢在湖边的石凳上坐着，手里拿个旧暖水瓶，里面泡着自家晒的枸杞茶。喝两口，看看晨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的，心里头也跟着亮堂起来。

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早晨，我第一次注意到了王桂珍。

她是新来的，头发烫得整整齐齐的，不像有些老太太蓬乱花白，而是打理得很利索，染成了深褐色，像是刚从理发店出来。

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运动服，那种九十年代初在百货商店能买到的涤纶料子，洗了多次还是挺括，裤腿下露出一双洁白的布鞋。

她跟着跳舞的队伍，动作不太协调，却跳得很认真，眉头微蹙，像是在做一道难题。

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她几眼，她偶然间与我目光相对，冲我笑了笑，露出两排并不整齐但很干净的牙齿。

＂新来的？＂第二天早上，我主动搭话，递给她一杯我带的枸杞茶。

＂嗯，搬来半个月了。＂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很温和，那种典型的北方女人的嗓音，带着岁月的沧桑和坚韧，＂我叫王桂珍，您是？＂

＂高满堂，这一片的老住户了，从六几年就住这儿了。＂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渐渐地，我了解到王桂珍也是一个人住，老伴儿三年前因病去世，有个儿子在南方，很少回来。

她刚从另一个区搬过来，是为了离儿子给她买的养老院近一点，说是等适应了就搬进去。但我能看出来，她并不太愿意住养老院。

那时候的养老院条件普遍不好，不像现在这么多花样。老人们挤在一起，像是在等待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一个人在家多寂寞啊，＂有一次她叹气道，手里捏着发黄的纸巾，指甲修剪得平平整整，＂虽说儿子孝顺，隔三差五寄些钱回来，可隔得太远了，打电话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能理解她的心情。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杭州，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次。

逢年过节他们忙，平时我也不想打扰他们。人老了，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了独处，却又害怕孤独。

大概是因为都是一个人的缘故，我和王桂珍很快熟络起来。晨练后，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附近的早点铺子喝碗豆浆，吃个包子。

那家早点铺是九十年代初开的，老板是下岗职工，靠手艺养家，价格公道。晚上排队取暖气票的人，常在那儿买份豆腐脑暖胃。

王桂珍总是要一个咸豆浆，一个素菜包，说是吃惯了，改不了。我则喜欢甜豆浆配肉包，她常笑我像个小孩子，嘴馋。

＂都六十多了，还这么爱吃甜的。＂她每次都这么说，眼角的皱纹随着笑容舒展开来。

＂人这辈子，能有点甜头不容易。＂我总是这么回答，然后故意咬一大口肉包子，让肉汁流到嘴角。

有一天早上，天下起了小雨，公园里几乎没什么人。雨不大，却很密，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整个城市。

我撑着把旧雨伞，是钢铁厂以前发的福利，黑色的，边缘有些磨损，但还能遮雨。正准备回家，却看见王桂珍站在公园门口的屋檐下，手里拿着个小收音机，正在听早间新闻。

＂没带伞？＂我问，走到她跟前。

她点点头，有些不好意思，收音机里正播报着煤炭价格上涨的消息。

＂我送你回去吧，＂我说着，把伞往她那边倾斜了一些，＂反正也顺路。＂

其实并不顺路，她住在东边的筒子楼，我在西边的平房区。但那会儿我就这么说了，像是有什么力量驱使着我，让我不愿就此分别。

一路上，我们共撑一把伞，走得很慢。雨点打在伞面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像是某种古老而简单的音乐。

街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自行车铃声从身边掠过，车轮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裤脚。我突然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和安心。

送她到楼下，她邀我上去坐坐。我本想婉拒，毕竟那年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还很重，邻居们的闲话我可不想听。

但她说：＂刚买了些蜜枣，自己吃不完，你尝尝。那可是新疆的，儿子托朋友带的，硬是让我收下了。＂

这是我第一次进她家。北方的筒子楼，是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工人宿舍，一梯十几户，每户一个房间，公用厨房和卫生间。

王桂珍住在四楼，没有电梯，楼梯又窄又陡。她上楼时，一步一停，气喘吁吁，我走在后面，生怕她摔倒。

房子不大，也就十几平米，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方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她儿子的照片，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阳台上晾着刚洗的衣物。

虽然简陋，却有家的味道，不像我的房子，虽然大一些，却总是乱糟糟的，像个仓库。

她泡了茶，拿出蜜枣，我们坐在小方桌前，说着各自的过往。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阳光从云层中透出来，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退休前做什么工作？＂我问她，捏着一颗蜜枣，甜香溢满口腔。

＂纺织厂的，干了三十多年。＂她回答，轻轻摩挲着茶杯，＂手艺人，负责修理织布机，厂里的女工都叫我王师傅。＂

我点点头，有些惊讶：＂我以为你是做文职的，手这么细。＂

＂一开始也是粗手粗脚的，后来慢慢练出来了，修织布机需要灵巧的手指。＂她笑了笑，＂你呢？看你这手上的茧子，是干什么的？＂

＂我在钢铁厂，打了一辈子铁。＂我伸出双手，掌心厚厚的茧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粗糙，＂这双手，能分辨出铁的温度，知道什么时候该锤，什么时候该停。＂

＂怪不得手上茧子那么厚。＂她看了看我的手，眼神中带着一丝敬意，＂咱们都是工人，踏实人。＂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从工作聊到孩子，从过去聊到现在。她告诉我，她老伴是公交车司机，为了赶末班车，在雨夜出了事故，留下她一个人。

而我的老伴是因病去世，生前一直在钢铁厂食堂工作，做一手好菜，家里来客人时，总能让大家吃得满意而归。

不知不觉，外面的雨停了，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时间过得真快，仿佛有人偷偷地把时钟的指针往前拨了一大圈。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快中午了，是那种上发条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节奏稳定，像是在计量生命。

＂要不，在这儿吃个午饭再走？＂她提议，站起身来整了整衣服，＂我做了点家常菜，虽然不怎么样，但总比你回去自己弄强。＂

就这样，我留下来吃了午饭。她的手艺确实一般，但胜在家常。清炒卷心菜，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碗紫菜汤。

简简单单的三菜一汤，却让我吃得很满足。这是老伴儿走后，我第一次在别人家吃这么舒心的一顿饭。饭桌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有时候在她家，有时候在我家。我家虽然是平房，但胜在有独立厨房，不用和别人共用，做起饭来更方便。

渐渐地，我们有了一种默契：她负责洗菜切菜，我负责掌勺。她做的饭菜总是差那么点火候，而我在钢铁厂掌握火候的经验用在炒菜上，效果出奇的好。

锅铲在我手里，就像是锤子一样趁手，知道什么时候该翻炒，什么时候该收火。每次我做完菜，她总会赞叹不已，说这味道比食堂的好多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她来我家做客，看见屋顶角落有个漏雨的地方，水迹顺着墙壁流下来，在墙上留下一道难看的印记。

二话不说，她回家拿来工具，帮我修补。一个小梯子，几块补丁，还有从楼下小卖部买来的502胶水，她像变魔术一样从布兜里掏出来。

我站在一旁递东西，看着她娴熟的动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个子不高，站在梯子上显得有些摇晃，但手上的动作却很稳，像是做过千百次一样。

＂你怎么会修这个？＂我好奇地问，递给她一块抹布。

＂一个人久了，什么都得学着自己来。＂她笑着说，擦了擦额头的汗，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老伴在世时，家里大大小小的活都是他干，他走了后，我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慢慢地，就都学会了。＂

我点点头，深有同感。我老伴儿在世时，从来不让我进厨房，说我是大老粗，会把厨房弄得一团糟。

她走后，我才逼着自己学做饭，一开始连煮面条都糊锅，现在倒是能做出几样拿得出手的菜了。人啊，到了一定年纪，什么都得靠自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中，我和王桂珍已经形成了某种生活习惯。早上一起晨练，然后一起买菜，轮流在对方家里做饭吃。

那时候，菜市场的菜价不高，两个人的伙食费一天也就几块钱。白菜、土豆、茄子，加上偶尔买点肉，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下午有时候一起去看看电影，那时候老年人半价票，三五块钱就能看一场。或者就在家里看看电视，说说话。

我有台二十一寸的彩电，是儿子结婚时给我买的，虽然不是最新款，但看起来也清楚。每天下午三点，我们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今日说法》或者《回家》这样的节目。

老杨是我多年的邻居，看到我和王桂珍走得近，有一天专门过来打趣我。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格子衬衫，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是厂里的老技术员，退休后在社区当义工。

＂老高啊，看你这阵子春风满面的，是不是有好事啊？＂他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喝着我泡的茶，眼睛滴溜溜地转。

我装糊涂：＂什么好事？最近就是退休金涨了点，一个月多了三十块钱。＂

＂别装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茶水在杯子里晃荡，＂大家都看出来了，你和那个王大妈，挺般配的。她是纺织厂的吧？我记得以前见过。＂

我心里一惊，连忙摆手：＂别胡说，我们就是普通朋友，互相有个照应。这年头，一个人在家多不方便。＂

老杨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行行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过，老高啊，人这辈子不容易，能找个伴儿晚年作伴，是福气。别错过了好机会。＂

我没接他的话，但心里却泛起了涟漪。我和王桂珍，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吗？每天见面，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去公园，这样的生活，已经成为了我日常的一部分。

转眼到了深秋，天气渐渐转凉。我们晨练的时间也推迟了一些，从五点变成了六点。北方的秋天来得快，树叶一夜之间就变黄了，风一吹，满地金黄。

这天早上，王桂珍没有来晨练，这可不像她。以往即使下雨，她也会准时出现，撑着小花伞，站在公园门口等我。

我有些担心，晨练结束后直接去了她家。楼道里黑暗而潮湿，墙上的涂料剥落了一块又一块，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

敲了好几下门，她才来开门。只见她穿着睡衣，脸色有些发白，头发散乱着，没有往常的精神。

＂怎么了？＂我关切地问，站在门口，不敢贸然进去。

＂没事，就是有点感冒，头晕。＂她虚弱地笑了笑，扶着门框，＂昨晚没睡好，一直咳嗽。＂

我二话不说，转身下楼买了退烧药和一些容易消化的食材，回来给她熬了粥，又用湿毛巾给她擦额头。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常备药，但像感冒药这种，还是得去医务室开。我在附近的社区医务室排了半小时队，才拿到药。

回到她家，看着她吃了药，躺下休息，我才放心地离开。出门前，我还特意往她的暖水瓶里倒满了热水，放在床头柜上，方便她随时喝。

晚上，我又去看她，带了些炖好的鸡汤。那时候，鸡肉还不便宜，一斤要七八块钱，是我特意从菜市场最里面的摊位买的，据说是散养的土鸡，炖出来的汤奶白奶白的。

她的气色好多了，坐在床上看电视。房间里点着一盏小台灯，光线有些昏暗，但温暖。看见我来，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黑夜里的星星。

＂谢谢你，老高。＂她说，接过我递来的保温桶，＂真是麻烦你了，一大把年纪还跑前跑后的。＂

＂说啥呢，这有啥麻烦的。＂我把鸡汤热好，盛了一碗给她，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多喝点，明天就好了。我炖了两个小时呢，炖得骨头都酥了。＂

看着她小口小口地喝着汤，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以后能一直这样照顾她，该多好。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生根发芽，再也拔不掉了。

也许是这个念头太强烈，我竟不自觉地说出了口：＂桂珍，我们……我们要不要搭伙过日子？＂

她愣住了，手中的碗差点掉下来。我连忙接住，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就是那个，两个人一起生活，互相有个照应。你看我们都一个人，在一起也热闹些，费用也能省一点……＂

我语无伦次地说着，心跳得厉害。这是我第一次向她提出这样的建议，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会这么冲动。

她沉默了一会儿，碗里的汤渐渐冷了，表面浮起一层薄薄的油花。然后慢慢地说：＂老高，这事不着急，我们再想想吧。这种事，得慎重。＂

我点点头，不再多说。但从那天起，我心里便有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像是种下了一颗种子，期待它发芽、开花。

又过了几天，她的感冒好了，我们恢复了之前的生活节奏。只是，我总觉得她有些心事重重，不像以前那样自然。

有时候我们聊天，她会突然走神，看着远方发呆。我问她怎么了，她只是笑笑，说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

终于有一天，她主动提起了这件事。那天，我们正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看着早晨的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老高，我想清楚了。我们可以试试搭伙过日子。＂她突然说，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别人听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

她点点头，脸上有些红晕：＂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说。＂我坐直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住处，轮流住对方家，看看合不合适。如果不合适，随时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她认真地说，眼睛直视着我，＂我们都不年轻了，习惯都养成了，不能贸然改变。＂

我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这是一个谨慎的决定，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毕竟，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贸然改变可能会带来不适。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搭伙过日子＂的生活。第一周住她家，第二周住我家，轮流着来。

刚开始几天，一切都很美好。我们一起买菜做饭，一起看电视下棋，一起说笑聊天。我给她讲工厂里的趣事，她给我讲纺织厂女工们的八卦。

晚上，我睡沙发，她睡床，虽然有些不便，但也充满了新鲜感和期待。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亲密，像是呵护一朵易碎的花。

然而，好景不长。大约到了第十天，问题开始显现。

首先是生活习惯的差异。我习惯早睡早起，九点就上床，她却喜欢熬夜看电视剧，常常看到十一点多；我喜欢窗户大开通风，她却怕风，总是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我做饭喜欢味重，她却偏爱清淡……

这些小摩擦在一开始还能相互迁就，但日积月累，逐渐成了隔阂。特别是在用水方面，我们有了最大的分歧。

我从小节约惯了，洗澡从来不超过十分钟，用水也很少。打铁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是汗，但回家洗澡，半盆水就够了。

而王桂珍不同，她每次洗澡都要用掉半缸热水，时间长达两个小时。那时候热水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要烧炉子，费煤费电不说，水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让我心疼不已，不仅是为了水费，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约习惯。在我们那个年代，节约是美德，浪费是可耻的。

＂桂珍啊，洗澡用不着那么久吧？＂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说道，＂两个小时，也太浪费了。水费这么贵，咱们得省着点用。＂

她的表情一下子冷了下来，像是冬天的霜降在脸上：＂我这是习惯了，改不了。老伴在世时就这样，他从来没说过什么。＂

＂可是现在水费多贵啊，一个月下来得多少钱？＂我继续说，语气有些急促，＂我们都是退休工人，得精打细算过日子。你看现在物价这么高，鸡蛋都涨到两块多一斤了。＂

＂老高，＂她直视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决，＂你是嫌我花钱多，养不起我是吗？＂

我被她的话噎住了，连忙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咱们应该节约一点，这不是为了省钱吗？＂

＂我知道了，＂她打断我，声音有些发抖，＂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回自己家住。这个搭伙过日子的实验，可以结束了。＂

就这样，在第二十天，我们的＂搭伙过日子＂计划戛然而止。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的家。

临走时，她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只是轻轻地带上门，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越来越远。我坐在沙发上，听着那脚步声，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的难受。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去晨练，也没有联系她。我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想着这二十天的点点滴滴。

早上一起吃的第一顿早饭，她特意给我多加了一个荷包蛋；晚上一起看的连续剧，她记得每个角色的名字；下雨天，她给我缝补的那件旧棉袄，针脚细密得像是机器做的……

我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苛刻了，为了省那点水费，伤了一份来之不易的情谊。钱是身外之物，人心才最珍贵。

第四天早上，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了公园。阳光明媚，微风拂面，公园里的人比往常多，大概是因为天气好的缘故。

她果然在那里，和往常一样跳着舞。蓝色的运动服被晨风吹得贴在身上，显得有些单薄。看到我，她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但没有过来说话。

我站在远处，看着她跳完一支舞，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舞姿还是那么不协调，但认真的样子让我心里一暖。

晨练结束后，我壮着胆子走到她面前：＂桂珍，对不起，我那天说话太直了。不该那么斤斤计较。＂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疲惫，叹了口气：＂老高，不全怪你。可能我们就不适合一起生活。你有你的习惯，我有我的规矩，强扭的瓜不甜。＂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公园里的人渐渐散去，只剩下我们两个站在那里，像是被时间遗忘了一般。

＂但我们还能做朋友吧？＂我最终开口，声音有些发抖，＂我还想请你吃早点，喝豆浆。＂

她笑了，点点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当然，早点铺子的豆浆包子，我已经习惯了。那个老板手艺好，咸豆浆的味道正好合我口味。＂

就这样，我们回到了从前。每天早上一起晨练，一起吃早点，偶尔在对方家里吃个饭，但各自回各自的家。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不那么计较，现在会不会不一样？但转念一想，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差异，我们才能保持现在这种舒适的距离。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王桂珍一起去了海边。梦里的海很蓝，阳光很暖，我们坐在沙滩上，看着浪花一朵朵地涌上来，然后退去。

醒来后，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我从未见过大海，只在电视上看过。王桂珍说她年轻时去过青岛，看过大海，说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海。不是作为同住的伴侣，而是作为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朋友。人生的晚秋，能有这样一份情谊，已经足够了。

如今，一年过去了。我和王桂珍依然是好朋友，甚至比以前更加珍惜彼此的陪伴。

早上一起晨练，一起吃早点；周末有时候一起去看个电影，或者在公园下盘象棋；她帮我缝补衣服，我帮她修理家具。我们像两棵相邻的老树，各自扎根，却在风雨中相互扶持。

去年冬天，她的儿子来看她，带来了一台新电视机，还有一些南方的特产。她特意邀我去家里坐坐，一起吃饭。

她儿子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在南方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看到我和他母亲的关系，他很高兴，说妈妈有朋友陪着，他在外地也放心。

临走时，他悄悄对我说：＂高叔叔，谢谢您照顾我妈。她这个人啊，其实挺好的，就是有点固执，认准的事不撒手。＂

我笑着点点头：＂我知道，你妈妈是个好人，我们处得来。＂

他走后，她告诉我，儿子又催她去养老院住，说那里条件好，有人照顾。但她还是不愿意去，说自己还能自理，不想那么早就被＂养老＂。

＂其实，也是因为有你陪着，我才不想去养老院。＂她难得地坦诚，＂一个人的话，可能早就去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暖暖的，像是喝了一杯热茶。原来，我对她而言，也是重要的存在。

我们都明白，陪伴不一定要朝夕相处，理解不一定要完全一致。我喜欢早起，她喜欢晚睡；我喜欢窗户大开，她喜欢紧闭；我节约用水，她喜欢长时间洗澡。

这些差异，曾经让我们无法共处一室，却不妨碍我们成为彼此生命中重要的人。

人到暮年，最珍贵的不是省下的水费，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伴侣，而是那份能让彼此安心的情谊。

有些路，适合一起走；有些路，或许就该各自走各自的。当你站在人生的秋天，回望来路，谁能说得清，什么样的陪伴才是最好的选择，什么样的爱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