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退路

＂大嫂，我走了。＂马志清拎起那只磨毛旧皮箱，在夜色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小院。

风吹过村口的老槐树，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为他送行。

我叫马志清，今年六十二岁，在省城一家国营机械厂当了三十五年的车间主任。从七七年调进厂里，一直干到前年退休。眼瞅着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单位也在九十年代末完成了改制。

我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没赶上下岗分流的那一波，每月能领到五千块退休金，在我们那一辈人中已是不错的待遇。

老伴儿王秀芝走得突然，是两年前的事了。那天她说头晕，我扶她去医院，半路上人就没了。医生说是脑溢血，来不及抢救。

城里的日子从此越发冷清。一个人住在单位分的六十平米的楼房里，早上起来摆弄两下阳台上的几盆吊兰，中午上菜市场买点青菜回来煮个面条，晚上听听收音机里的评书节目，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儿子马小军在南方打拼，成了什么软件工程师，说实话我也不大懂他干的是啥。儿媳妇忙着带孩子，逢年过节才能通个电话。上次春节他们说要接我去广州住，我没去，总觉得那地方太远太陌生。

去年冬天，村里来人办户口迁移的事，顺便说起了故乡的变化。修了水泥路，通了自来水，还建了文化广场。听着听着，我这心里就痒痒的，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回村养老。

老家是河北松柏村，地处太行山脚下，村后是连绵的山岭，村前是一片平整的农田。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在我十四岁那年相继去世，是大哥马志国和大嫂李桂珍把我拉扯大。

那时候家里穷啊，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白面馒头。大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大嫂操持家务，还要照顾我。七十年代末，我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候，村里推荐我去当兵，后来转业到省城工厂。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多少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出路。

三月初，我收拾好行李，坐上了回乡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激动。四十多年了，我终于要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老马回来了！＂刚踏进村口，正在劳作的三叔公马德寿就认出了我，放下手中的锄头，高声招呼着。村里人还是那么热情，三天不到，前来拜访的乡亲踏破了门槛。我从城里带回来的茶叶和点心没两天就见了底。

大哥家的院子比我记忆中的小了许多，但还是那个熟悉的布局：东边一间堂屋，西边是厨房和储物间，北面两间卧室。院子中央有棵老梨树，每到春天，满树的白花让人心旷神怡。

大哥比我大六岁，如今已近七十，腰板却依然硬朗。他蹲在院子里修理农具的样子，和四十年前如出一辙。大嫂李桂珍头发已经全白了，满脸皱纹，但那双精明的小眼睛一如既往地闪着锐利的光芒。

刚开始几天，一切都很顺利。我住进了南面的偏房，那是我少年时的住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木床，一个衣柜，还有一张我年轻时用过的书桌。大嫂把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在枕头下面垫了艾草，说是能祛湿气。

晚饭后，邻居们常常聚到我们家院子里，坐在树下乘凉，听我讲城里的见闻。我给他们讲电梯、自动扶梯、大型超市，讲彩电、冰箱、洗衣机是怎么工作的。村里人听得津津有味，大嫂也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不时给大家添茶倒水。

可好景不长。渐渐地，大嫂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开始是抱怨我添乱，＂一天到晚这么多人来，茶水点心的，当我是饭店啊？＂接着对我的一举一动横加指责，＂你把水龙头关紧点，自来水要钱的！＂＂你吃那么多菜干啥，又不下地干活，吃啥补啥！＂

＂城里人讲究，咱们乡下粗人伺候不了＂，她常在村里人面前这样数落我。初时我只当她年纪大了脾气转，不好意思跟她计较，忍让着过。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指桑骂槐的话越来越多，我心里的不舒服也越积越深。

大哥似乎看出了我的为难，有一次偷偷对我说：＂你嫂子这人就这样，心直口快，你别往心里去。＂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其实心里明白，这不是心直口快，分明是看我不顺眼。

变故发生在我回村第十天。那天，我刚收到了第一笔退休金，五千整。在农村，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寻思着要给大哥大嫂买点礼物，感谢他们的照顾。没想到村里人知道后，纷纷称赞我＂有本事＂，＂有福气＂。

＂五千块？那比俺家志国一个月工资还高啊！＂大嫂站在院子中央，声音尖利得像秋风中的枯叶，周围几个串门的婶子都扭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探究。＂你一个人花得完吗？应该交给家里统一管理！＂

这番话让我如坐针毡。大哥在一旁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旱烟袋，一言不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他们眼中，我不过是个摇钱树，一棵任人采摘的摇钱树。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传来青蛙的叫声，忽远忽近。我起身推开窗户，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月光下，老梨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一个佝偻的老人。

＂回来是对的，还是错的？＂我问自己。少年时苦读诗书，就是为了离开这片贫瘠的土地；而今两鬓斑白，却又义无反顾地回到起点。人生啊，总是这样充满了讽刺。

更让我意外的是村委换届选举。那天，村支书马长贵带着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到我家，说村里要选新一届的村委会，想请我担任监票人。

＂志清老弟，你在省城机关单位干了一辈子，眼界开阔，办事公道，这监票的活非你莫属啊！＂马支书捋着花白的胡子，笑呵呵地说。

我受宠若惊地接下了这个差事。谁知这一举动却像捅了马蜂窝，大嫂当晚就把我训斥了一顿：＂你一个外乡人，回来没几天就想当领导？志国在村里辛苦了大半辈子，那马长贵啥意思，轮也轮不到你来出这个头！＂

＂大嫂，这只是个监票的活儿，又不是当官...＂我试图解释，却被她打断。

＂少来这套！我活了六十多年，什么人心没见过？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手指颤抖着指向我，＂想在村里站稳脚跟，好享清福是不是？＂

我哑口无言，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凭什么我做什么都要看她的脸色？我什么时候成了她眼中的外人了？

随后几天，村里要修建水利工程，村委会号召大家捐款。我主动捐出五百元，想着能为村里做点事，也是应该的。

＂怪不得人家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是不是想借机在村里站稳脚跟？＂大嫂的冷嘲热讽如影随形。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回来是不是真的错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老伴。如果她还在，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我们会在城里的小区里一起晨练，一起买菜做饭，一起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自己的亲人当成外人，甚至是入侵者。

村委换届选举那天，我早早地来到村委会办公室，认真地履行监票人的职责。选票一张张投进票箱，村民们的期待写在脸上。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出乎我意料的是，马长贵再次当选村支书，而大哥马志国落选了。大嫂的脸色难看到极点，在人群里瞪了我好几眼，仿佛我是罪魁祸首。

＂瞧瞧，选票都在志清手里过了一道，能有假？＂有人小声嘀咕着，引来周围人的窃笑。这话传到大嫂耳朵里，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回到家，大嫂直接把饭菜砸在了桌子上：＂好你个马志清！我们把你当亲弟弟，你就这么对你哥？＂

＂大嫂，选举是村民的选择，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据理力争。

＂少装蒜！不是你从中作梗，志国怎么可能落选？他在村里的威望谁不知道？＂她咬牙切齿地说。

大哥虽然也有些失落，但还算看得开：＂算了桂珍，选不上就选不上，咱也干了这么多年了，该歇歇了。＂

接下来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村里开始实施水利工程，新一届村委会决定由我作为顾问参与工程监督。这在大嫂眼里，无疑是又一个＂僭越＂的表现。

我每天早出晚归，认真查看工程进度，核对材料清单。虽然辛苦，但看着村里的水渠一天天成形，心里还是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了，就像当年在车间里看着一台台机器在我的指导下顺利运转那样。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一天深夜，我被嘈杂的喊声惊醒。推开门一看，大嫂带着几个村民站在我门前，指着我破口大骂：＂装什么清高！水利工程的钱少了三千，你这个管账的怎么说？＂

我一头雾水：＂什么钱少了？我只负责监督工程质量，账目又不是我管的。＂

＂少狡辩！村里人都知道你手里有五千退休金，眼馋咱们村的钱干啥？＂大嫂的指控毫无根据，但在场的几个村民却跟着起哄，尤其是和大哥平日里交好的几个老头子。

这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屈辱。三十五年来，我在工厂按部就班，兢兢业业，从未有过任何污点，如今却被扣上了挪用公款的帽子。

＂我马志清行得正走得直，做事光明磊落，不怕任何人的指责！＂我挺直腰板，看着大嫂和那几个村民，＂要查就查个明白，谁做了亏心事，自然会水落石出！＂

第二天一早，村支书马长贵就主持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公开检查账目。在众目睽睽之下，财务明细一目了然：工程款项支出清清楚楚，而且还结余了两百元用于后期维护。

更令人意外的是，翻检过去的账本时，一张三年前大哥和大嫂借用水利款三千元的欠条赫然在目，上面盖着他们的手印。这笔钱据说是用于给他们的小儿子马小东办婚事，至今未还。

＂这...这是污蔑！这欠条是假的！＂大嫂面如土色，转身就跑。大哥站在原地，低着头不敢看我。

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事：我刚到省城不久，准备把我的第一任妻子王秀兰接过去。那时我们还没结婚，只是订了亲。大嫂却散布谣言说秀兰红杏出墙，趁我不在家，经常和村里的民办教师眉来眼去。年轻气盛的我信以为真，一怒之下与秀兰断绝了关系。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民办教师早就调到县城去了，根本不可能和秀兰有什么瓜葛。如今想来，不过是大嫂怕我娶了媳妇后分家另过，那样就少了一个劳动力罢了。

村支书马长贵站起来说道：＂志清同志，我代表村委向你道歉。你虽然离开村子多年，但你的为人大家有目共睹。是我们辜负了你回乡的一片赤诚。＂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我认识志清从他小时候，那孩子从来都是老实本分。我不信他会做这种事！＂

＂就是，＂另一个老人附和道，＂志清在省城当了大干部，还缺这点钱？咱村里这点家底儿，人家能看上？＂

听着这些乡亲们的话，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些朴实的村民，虽然大多数人一辈子没走出过这个小山村，但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分辨是非曲直。

我没有追究大嫂夫妇的责任，毕竟他们还是我在这世上仅存的亲人。只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说：＂也许，我不该回来的。有些地方，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

回到家中，我开始收拾行李。要走了，趁着自己还有一点尊严。

大哥红着眼眶拦住我：＂弟弟，都是你嫂子不懂事，你就原谅她这一回吧。她也是为了这个家，怕你回来了，家里的那点地分给你，以后怎么过活...＂

＂大哥，我不怪任何人，＂我苦笑着，＂我回来不是为了分你们的家产，我有退休金，有自己的积蓄，还有城里的房子。我只是想找回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找回家的感觉。但看来，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看着大哥佝偻的背影，我心中百味杂陈。他是我仅剩的亲人，曾经带我穿过人生最艰难的那段岁月。可有些伤害，已经无法弥补。＂大哥，我不怪任何人，只是我也需要自己的生活。＂

我在村口租了间破旧的祠堂，那是村里供奉土地公的地方，后来荒废了。我请人打扫干净，添置了简单的家具，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籍整理出来，挂上了＂松柏书屋＂的牌子。

书屋不大，但采光很好。我在门前栽了几株月季，又搬来几张旧桌椅。一位木匠老人得知我的想法后，主动为我打了几个书架，说是感谢我当年帮他儿子联系省城的工作。

渐渐地，这里成了村里孩子们读书学习的好去处。孩子们放学后三三两两地来，我教他们做作业，讲城里的故事。有时候也会有大人来，借一本农业技术的书，或者就是坐坐，听我讲一讲外面的世界。

慢慢地，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天早起晚睡，看书，种菜，跟村里人聊天。我不再期待什么，也不再失望。那些过去的恩怨，就让它们随风而去吧。

有一次，一个小姑娘问我：＂马爷爷，你为什么要开这个书屋呀？＂

我蹲下身，看着她澄澈的眼睛：＂因为知识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即使身体无法移动。＂

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埋头看她的图画书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书屋也渐渐有了名气。县里的文化站来人参观，说要把这里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典范推广。记者来采访，把我的照片登在了县报上。

大嫂没再来找我麻烦，但我知道她一直在观望。大哥偶尔会来坐坐，帮我修修东西，却从不多言。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愧疚和纠结。

一个月后的傍晚，我正在整理书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抬头一看，是大嫂。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热气腾腾的馒头。

＂刚出锅的，＂她把篮子放在桌子上，声音低沉，＂趁热吃。＂

我没有多言，只是点头致意。有些道歉，不需要说出口；有些宽恕，也不必声张。

她环顾四周，目光在那些整齐排列的书籍上停留了片刻：＂我记得你小时候就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看到鸡叫。＂

＂嗯，＂我笑了笑，＂那时候没条件，现在有时间了，可以多看点。＂

＂志清，＂她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你... 你多保重。＂

我心头一热，知道这是她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大嫂，你也是。回去替我向大哥问好。＂

送走大嫂，我站在门口，看着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村里的广播响起来，播送着丰收的喜讯。几个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说说笑笑地从我门前经过，向我挥手问好。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泛黄的书页上，窗外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我心想，这或许就是我最好的归宿。在这个承载着记忆与伤痛的土地上，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不是每一次归途都能如愿，不是每一段亲情都能圆满，但只要心中还有爱和宽容，人生就永远不会走到尽头。

松柏书屋的灯，将会一直亮着，照亮村里孩子们的梦想，也照亮我余生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