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

傅光明 编注

东方出版中心

2022年12月

■周松芳

因为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生活史研究，所以看到《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就十分期待，并第一时间设法罗致，收到后一天之内即畅读完毕，再经二三日摘抄，心始释然，并欣然欲有述作，但第一篇却非饮食生活之什，而是关注其对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新贡献，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刺破诸多方面的新锐角。

首先引发我关注的，是1944年11月24日萧乾交给他看的沈从文的一封长信，信中评论了好几位现代文学名家，出言之尖锐，不仅会使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认知改观，更对沈从文先生性情上的认知发生改观。那么当时国内文坛是个什么状况？他们二位虽未展开评说，但已然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的角度或线索。

沈从文信上又说：“之琳最有成就。对四小姐恋爱不成功，保留一股劲儿，一股生命力，转而为译著，成绩超越可以预料”。这可谓对卞之琳、张充和恋爱事件及其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关系的最佳评述。接下来在称赞萧乾的同时，又拿卞之琳做了比较，并及于其他一众当时或后来知名的作家、学者或翻译，可谓句句酷评：“在此常常与三姐谈及，生命发展得宽，还数你(不仅脚走的新地方多，心走到什么女孩子心中的机会也多！)之琳虽能向深处思索，但生命窄，经验少，成就也必受限制。他也许能写精致作品，可未必能写真正大作品。巴金不大求深，文章读者多，是否经久还看机会。健吾易受幽默分心，且工作杂，不集中……这里有个小朋友金隄，还只二十三岁……英文很能用，人极可爱……”于此可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沈从文的批评是十分有见地的，这也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对沈从文文学批评研究的新锐角。至于卞之琳创作深细与宏大的优劣，则很难轩轾；我的朋友罗韬就说，能把新诗写得有旧体诗的韵味与境界的，其唯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乎？

最后，陈西滢也趁机酷评了一下沈从文：“他的小说有英人白英与金隄同译。他梦想‘我这本书若在国外出版成功有相当销路，还可继续译其他的。我打算让三姐用我应得版税出国读几年书，我也希望有个机会来住两年’。”是啊，那仅是沈从文的梦想而已。而对他们这些作家知识人的另一梦想的评论，都足以为我们重新认识陈西滢提供新视角：“（沈从文）最后说‘生活虽不大像样，连爱整洁的奚若先生，也已经有点衣冠不整，但一家精神究竟还好，尤其是在学校中尚好，保留书呆子的幻想，以及收到想在课堂里讨论的自由。这是个自由思索，自由谈论的小小空地’。由从文口中说出这话，外国人的攻击足见是丝毫无据了。”（傅光明编注《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371页）是的，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的昆明，师生都在努力争取自由空间，像李公朴、闻一多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5年9月10日，陈西滢读罢曹禺的话剧《家》之后，在日记中作了一番评论，也属持平，可供今人参考：“里面的角色太多了，线索也太多了。又是旧式婚姻，又是三角恋爱，又是死人后不可在家生产的风俗，又是假道学人的禽兽行又是革命宣传，又是大家庭制度。所以并不成为好剧本。不过曹禺写的人有些很不差，对话也常很好。”（同前书，第706页）

最后要附带说一下的是关于陈寅恪赴牛津执教之事，原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费尽周折才从牛津的档案中找出些材料来加以厘辨，孰不知在陈西滢的日记中却多有记载，毕竟他作为中英文化协会的主任，是亲历其事者，因此弥足珍贵：

1945年3月1日：十二时半崔少溪来。一会Hughes来。我请他们到香港楼吃饭。与他谈寅恪翻译唐书计划。他说这计划要成功，他们两人外需有助手四人。牛津中教授，年俸只七百镑，当然太少，得增加到千二百镑，与其他教授一样。助手四人，每人年俸七百五十镑。此外得有书记。种种一切，需有四千镑。

牛津大学对原则并不反对，但是学校没有款。此款得由Hughes去筹。希望British Council出一份。Rockefeller Foundation出一份，助手一人用美国学者。

孙科也说可出一份(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他又希望N.C.C.出一份。他说他并未对人说寅恪有如计划不成即不来英的表示。

1945年5月27日：七时半到Kingsley Theatre访Hughes夫妇。在旅馆吃饭。饭后在客厅与他谈话。对于寅恪来英问题讨论甚久。他说翻译唐书计划正在进行中。如寅恪不能来则计划取消。我说寅恪来不来，当由他回已来信我的消息，不能作为正式通知。他说寅恪如不来，则牛津大学将很失望，对于中国教授的计划，是一大打击。

所以最好是寅恪至少来二年，将计划大纲弄好，便可让别人继续进行了。可是如来二年，则来回川资数目极大（如全家来，来时至少千镑)，学校不易担任。（学校过去请教授，向不供给旅费来后租房购买家具等等，所费也不资。如仅住二年，也极不上算。可是牛津当局现在相信寅恪，如他不来，则唐书计划必不愿实行。（同前书，第480-481、574页）

后来陈寅恪固前往了伦敦，却主要是治疗眼疾，眼睛既不能治好，则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只好打道回府；而从回国过程的一些细节，也最见出陈先生的性情：

1946年3月17日：寅格说他不要英镑，教部的千元，他希望得到美金外汇。他要带回去做接家眷到上海的路费。

1946年4月2日：上午寅恪来电话。为了中国银行为他开千元汇票要看他护照一事，大生气。我为他打电话与使馆及银行。银行说这是英国的法律，与取钱无关。寅恪一定不要这汇票了。

1946年4月4日：七时前到寅恪处。他已吃过饭。在处理行李。王承绪、汪及朱（小孩）在帮忙。我下楼与子杰吃饭，另有孙毓棠，后来又来了王承绪。七时四十分即动身。八时前即到车站。车已在站，但侍役等尚未来，身有在站立候。上了车，寅恪便得一一的问一切的方向等等，什么东西在哪里等等。他性急，又仔细。与他出门，大是不易。汪只陪他上船。一路任起莘不知如何办。（同前书，第723、736、738）

这几段日记，使陈寅恪先生心细、性急，又倔强的性情跃然纸上。虽然要补充说明的是，那笔千元汇票，在返程经过美国时，由时在美国的胡适亲自协调办好了：“（1946年4月16日）百忙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乙千美金，请汉升带给寅恪。寅属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5页）得此千元，他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末年的生活才能从容应付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