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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黄河水流泱泱，华夏历史悠悠，居四方之中，对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来说，外夷对边疆的进犯都是极为头疼的问题。

面对外部势力的步步紧逼，若不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制定符合时势的对外策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朝堂倾覆、中原易主。

而在明朝中期，王朝政治局势动荡，吐鲁番部族崛起，正值内忧外患之时，明朝的统治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每一个错误的决策都将祸国殃民。

在此种境况下，危及边疆安全的哈密危机又是如何得到妥善解决的呢？

“新的风暴”已起，哈密危机初现

说到哈密危机，不得不提“哈密”这一地区在地理上的重要意义。

哈密地跨天山南北，是连接甘肃和新疆的咽喉之地，自古以来，各国使节就经此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遂称西域要冲，谁掌握了哈密地区，谁就掌握了进入中原的门户。

对地理地位如此特殊的哈密，统治者不敢忽略。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此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将西域诸国纳入自己的政治统治体系之中；

永乐二年（1404）六月，明成祖就册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赐金印，其后又设哈密卫等羁縻卫所，治理哈密人民，企图使哈密地区处于自己的完全掌握之中。

可吐鲁番的日益强大和向东扩张，打翻了明朝的如意算盘，野性的游牧民族带着本能的征服欲和勃勃野心，早就对浩荡中原虎视眈眈。

随着吐鲁番的不断东侵，哈密卫屡遭侵占，侵略者的铁蹄所到之处祸乱频发、民不聊生，给西域边境带来了沉重灾难。

而哈密危机的促成绝不止强敌入侵这一个原因，哈密内部的分裂也为重要因素之一。

统治者册封忠顺王、建立哈密所的初衷，即愿哈密地区人民忠于朝廷，为明王朝效力，服从管理，以发挥维护西域治理秩序，确保西北边境安全与稳定的作用。

而偏偏事与愿违，忠顺王及其下属可能并不如朝廷所期待的那样“忠顺”，历史上就曾发生忠顺王与吐鲁番勾结，背叛朝廷的事件。

据《殊域周咨录·卷十四》载：

“忠顺王拜牙即自作不靖，弃国逃走，远避绝域，年久不还本国，所以中国失守，而生民节年被其涂炭。”

哈密人民因屡遭侵扰，为寻一线生机，也不得不迁离故土，百姓颠沛流离、哀鸿遍野，以致哈密地区人口流失严重，一片衰败之景。

哈密被吐鲁番侵占之后，其维护西域地区秩序、保障西域贡道通畅、防卫外部军事威胁的作用完全丧失。

正所谓唇亡齿寒，西域门户的失守，使明朝面临着严重威胁，此状况亦有愈演愈烈之势，酿成了危及王朝统治之祸事，明朝立即出台对应措施，以解边境燃眉之急。

政策几经变更，能否力挽狂澜？

“八方来贡，万国来朝”

在哈密卫这一西域边防重要壁垒被吐鲁番夺取之初，作为中原之主的明朝仅仅认为哈密卫因无统属，一时被吐鲁番侵据。

殊不知在不久之后，就将为此时对局势的误判与对吐鲁番野性的低估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劝说归还、武力征讨等软硬兼施的策略接连以失败告终后，当时在朝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杨廷和一派主张对吐鲁番采取闭关绝贡的措施。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载：

“闭嘉峪关，绝西域贡”

企图以经济制裁的手段来使吐鲁番就范。

他们企图通过停止西域朝贡贸易这一策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促使吐鲁番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考量，主动归还哈密；二是使吐鲁番迫于西域其他势力希望进行朝贡贸易的压力，作出让步。

可其没想到的是，此举不但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反倒加剧了吐鲁番的暴力掠夺，为哈密危机火上浇油，令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正德十一年（1516），土鲁番铤而走险，大举进犯肃州，将所到之处洗劫一空，徒留生灵涂炭，史称“甘肃之变”。

明世宗即位之初，杨廷和一派在朝野上作威作福，大肆排除异己，并长期坚持闭关绝贡的强硬政策。

这使得西域地区的冲突矛盾日益加重，边防形势愈加严峻，西域边陲持续动荡，哈密危机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

大礼议中杨廷和一派的失败，使其退出历史舞台，明世宗钦定大礼后，明朝结束了政局动荡局面，恢复了政治秩序，整个朝堂仿佛焕然一新。

而吐鲁番侵占哈密，侵扰肃州，消除其对边防的严重威胁已迫在眉睫。

在此期间，群臣围绕哈密危机提出了许多政治性主张，莫衷一是，经过激烈持久的讨论，终于达成了共识，即必须认识到解决西域地区国防问题的重要性。

承认吐鲁番的日益强大，改弦更张，制定新的对外策略，调整吐鲁番与国防利益之间的关系，以求正确处理哈密危机，救边境民众于水火之中，使边防稳固，国泰民安。明朝对吐鲁番的政策也就此发生了转变。

在彻底破除了杨廷和等施加的压力后，明世宗果断地发起了重大的人事变革，重用中下层官员，起用先前因与杨廷和交恶而遭受打击的王琼，将哈密危机交由其处理。

王琼于正德十年（1515）担任兵部尚书，对西北边塞事务颇具了解。他对西北边患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坚持兴复哈密、闭关绝贡的政策不利于时局。

《殊域周咨录·卷十四》记载：

“盖止知泥古欲绝其入贡之路，而不知度今不能绝其入寇之路也。”

在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灭元之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却依然存在，其实力不容小觑，一直是朝廷的心头之患。

且连年征战，社会百废待兴，恢复社会经济是明初的第一要务。

遂朝廷一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政治和军事政策，对边疆各民族持安抚、拉拢的态度，以确保局势的稳定，巩固政权。

而观今日之局，与吐鲁番通贡和好才是符合此时明朝整体利益的权宜之计。

他主张开嘉峪关，通西域贡，减少与吐鲁番势力的对抗，恢复与土鲁番的正常交往，并不计前嫌，宽恕其罪过，对之前朝廷在决策上的失误进行反思。

《殊域周咨录·卷十四》记载：

“肃州之败，甘州之惨，由我致之，不可独咎吐鲁蕃也。”

王琼还指出明军自身存在的不足，哈密卫现已七零八落，甘肃镇民生凋敝，一片破败，军队溃散，粮草不足，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已不具备与外部势力强硬交涉的实力与条件。

认为应以怀柔、安抚政策为主，以诚相待，缓和与吐鲁番的关系，并与西域各政治体保持友好和睦关系，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尽快恢复生产力，恢复边境地区的经济，稳定西北边塞的社会秩序。

在维持稳定格局的同时，也不能因民族关系的缓和而大意，要加紧重整军备，整饬军心，加强军事训练，巩固军事防御，提高军队战斗能力，对收复哈密之事从长计议。

此外，他还强调了屯垦戍边的重要性。边疆征战，粮草的供给运输是大问题。

若守军完全依靠边疆的人民供给军粮，一则不能保证军粮的稳定充足供应；二则加重人民负担，恐惹民怨，不利于聚民心，也就难以使西域地区长治久安。

而屯垦戍边可以充实粮库，是解决军队粮草不足问题的良方。

恢复朝贡贸易，终解哈密危机

王琼以大局为重，对吐鲁番制定的通贡和好政策收到了实效。

吐鲁番虽多次侵占哈密卫，侵扰边关城市，但朝廷以诚恳和宽容的态度赦免了吐鲁番的前罪，不再过问兴复哈密之事，答应了吐鲁番的通贡请求，使明朝与吐鲁番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朝贡贸易得到了恢复。

至此西北局势趋于稳定，西北地区逐渐恢复了祥和景象，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哈密危机得以成功解决。

在解决哈密危机的过程中，明朝不但巩固了西北边防，建立了与吐鲁番等外部势力的友好互利的新格局，而且为社会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不得不说，明朝确定恢复朝贡贸易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通过朝贡贸易，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自然有利于社会安稳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往来贸易，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碰撞融合，使中国各民族形成了互信互动的和谐关系。

并加强了边疆各民族对明朝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这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

结语

吐鲁番崛起并来势汹汹，但明朝起初对时局却没有清楚的认识，一味地回避吐鲁番已日益强大的现实，一再坚持兴复哈密、闭关绝贡的政策，致使朝廷与吐鲁番对哈密卫的争夺反反复复，终酿成祸。

面对危机，若不能审时度势、革故鼎新，而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其结果只能是灭亡。

幸好明世宗在任时及时醒悟，变更了长期坚持的错误决策，认可了王琼等大臣所主张的通关和好等对吐鲁番的政策。

这样一来，外来势力的侵扰得到有效缓解，维护了西域地区的社会秩序，顺利解决了哈密危机。

真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知审时度势者，才是真英雄！

参考文献：

《明英宗实录》

《今言》

《晋溪本兵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