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被捕,说出一个让人冒冷汗的名字:她是国民党,我上司

国民党特务被捕,说出一个让人冒冷汗的名字:她是国民党,我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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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国民党的?是我上司?”

黄特这句话一出口,审讯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新四军锄奸科的科长眼皮一跳,那个名字他不是第一次听见。

田青,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骨干,还是带回来200多个学生的“功臣”。她怎么可能是国民党?

没人敢轻易下结论,因为一旦坐实,牵扯的就不只是田青一个人,而是整个知识青年群体。

这不是小事,这是一场能把队伍撕开的风波。锄奸科立刻介入,田青被控制,调查组连夜行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到她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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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怎么就成了“嫌疑人”?

1938年,田青从上海来投奔新四军。她是城市女孩,家境优渥,读的是名校,穿衣讲究,说话斯文。

组织也看重她的背景和能力,把她分到战地服务团。一开始,她写剧本、登台演出,用文艺宣传抗日思想,干得确实不错。

可就是生活过不下去。部队条件太差,吃不好睡不好,行军练兵她总掉队,几次身体撑不住。

她主动提出离队回上海,说是“养病”,组织没严厉追责,算是默许了。半年后她回来了,带回来200多个学生。这一下,所有人闭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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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学生是从上海地下党组织转移进来的,田青是中间的关键纽带。她联系、安排、带路,一手促成这事儿。

组织对她的态度也变了,不再提她离队的事,反倒安排她继续在服务团里发挥作用。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她那半年到底去了哪儿?和谁接触?怎么有能力带回来200多人?

有人心里开始打鼓,锄奸科也不是没记录她的名字。只不过,她行为一直正常,也没证据证明她有问题,这事就被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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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1年夏,黄特被抓。那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苏中三分区的官兵在巡逻中逮到他。他自称平民,可身份一查,居然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他被押进秘密审讯室,墙皮掉了一半,屋里闷得像蒸笼。锄奸科长亲自坐镇,跟他说:“你要是有用的情报,说出来还来得及。”

黄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田青,她也是国民党,是我上司。”

锄奸科长一下站起来,脸都变了。他不是没听过这个名字,只是没想到会从一个特务嘴里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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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军官迅速记录,科长警告黄特:“要是你编的,后果你自己扛。”黄特点头,说:“我说的是实情。”

谁能想到,这是报复?

田青被控制当天,还在排练。几个士兵把她带走的时候,她一脸茫然。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被关进一间破屋子,门外两个士兵守着,没人说话,没人解释。

与此同时,调查组动了起来。粟裕、汤光恢亲自过问,要求查清楚再下结论。

调查被分成三路:一路查田青的家庭背景和在上海的社交圈,一路查她那半年离队期间的具体行踪,还有一路专查那200多个学生的身份来历、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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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越查,疑点越多,但也越来越清晰。学生们表现正常,该训练就训练,该打仗就打仗,没有任何异常行为。

反而是黄特的供词越来越经不起推敲。他说田青是他“上司”,可没法说出具体命令、接头地点、暗号。

更离谱的是,他连田青的字迹都认不出来。调查组开始怀疑这事背后另有动机。

线索很快浮出水面。几年前,在上海的地下联络点,有人看见黄特曾试图接近田青。有人说他追求过她,被拒绝得干脆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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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黄特就经常在背后说田青的坏话。现在他被抓,面对死刑,突然咬出田青的名字,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汤光恢亲自审讯了黄特。他没有动手,只是慢慢问:“你说她是你上司,那她让你干过什么?”

黄特开始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几个回合下来,他彻底绷不住了,低头说:“她拒绝我,我就不想让她好过。”

这时候,真相基本清楚了。原来他不是揭发,是报复。他不是忠诚的特务,是个被感情冲昏头脑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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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栽赃田青,就能换自己一条命。可他没想过,组织有调查,有纪律,不是你随便喊一句“她是特务”就能定罪的。

几天后,调查组交出结论:田青清白,200多个学生无一人涉敌。只有黄特和另一个女生刘年确实身份可疑。

粟裕当场拍板:“公开平反,恢复名誉。”锄奸部门当众宣布撤销对田青的指控,她站在大太阳底下,没哭,也没笑,只说了一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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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看守打开牢房门,黄特已经吊死在屋梁上。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悔过了,也没人替他难过。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事后,田青没有离开部队。她继续在服务团工作,写剧本,演话剧。她说得很简单:“我没做错,我也不会走。”这场风波没毁掉她,反而让大家更信任她了。

这事也让很多人明白了一点:信任不能靠印象,必须靠调查新四军不是随便抓人,也不是随便放人。再复杂的情况,也得讲证据、讲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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