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印关系出现了持续改善的迹象。继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6月参加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后,7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华。与此同时,印度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呼吁调整印度外交政策的声音。7月18日,路透社援引消息称,印度政府顶级智库“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已提议放宽针对中企投资的额外审查规则。

这不是印度智库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建议了。事实上,早在2023年,印度不少智库的研究就表明,对印度而言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对印度自身的长远发展是有害的。自2020年以来,印度政府主张重塑产业链,被认为有意与中国经济“脱钩”,与欧美实现深度“挂钩”。然而,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减少中印的贸易联系,反而推动中印贸易量逐年上升。这就说明,中印经贸关系是符合经济分工和经济发展规律及逻辑的,二者本质上是互惠互利并且符合彼此利益的。

印度一些人主张与中国经济搞“脱钩”,借口之一是两国贸易印方逆差太大。显然,他们将这一经济问题政治化了。他们的地缘战略逻辑是,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印度的战略损失,通过贸易逆差印度是在间接地帮助了中国崛起。遏制住印方贸易逆差,减少与中国的贸易,才能帮助印度崛起。且不说,印度在经济上是难以实现“脱钩”中国的。可以作为对比的案例是日本。日本早在2005年就开始试图同中国经济“脱钩”。然而,现实却是,中日经贸关系在过去二十年里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主张印度经济“脱钩”中国的政策本身也是短视的。印方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印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产业链所决定的。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额要远比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大得多。然而,对中国而言,这种巨额逆差并不只是中国帮助了韩国崛起,它也间接地降低了中国进口的成本,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印度。只是印度政府仍在消极地看待中印之间的贸易逆差,没有认识到如何能够将贸易逆差本身转化为对印度工业化能力的提升。

如果说印方经贸逆差是个问题的话,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印度缺乏经济深度、持续开放的决心,以及印度国内财团和利益集团需要通过限制开放来维持自身的垄断收益。过去十多年里,中国企业对印度的投资,间接地帮助印度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中国企业参与了对印度电力等基建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为印度如今快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基础;中国手机公司对印度的大量投资拉动,帮助印度手机产业快速成长,成为吸引苹果公司将产业链转移到印度的因素之一;中国的App大规模涌入印度市场,也推动培育出印度本土的App。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和发展,实际上推动了印度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而这是印度政策精英似乎没有认识到的盲点。

中国企业高度关注印度市场,这是中印经济的互补性逻辑所决定的。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寻求与印度的共同发展,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当前的共同任务是致力于实现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做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是中印唯一正确的选择。

未来中印经济合作的空间是巨大的。只是,印度在地缘政治上的对华“算计”,经贸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国内的保护主义壁垒,构成了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发展的巨大障碍。若印度真心希望借助中国资金与技术加速工业化,就需在监管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降低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险壁垒,比任何政治口号都更能为“龙象共舞”奠定可持续的基石。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印度需要看到的是,中印两国长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印度一些人如果试图奉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战略,那终究是会犯战略上的幼稚病的。(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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