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夫：一生跌宕的“闲话英雄”

人这一辈子，谁不是磕磕绊绊往前走。可有的人，明明一身本事，却偏偏命运多舛；有的人，书读了一半辍学，只能硬着头皮跟着时代浪，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刘亦夫就是这样，说起来也有点唏嘘，从山东峄县一路闯到杭州，前半生枪炮乱世，后半生官帽一叠，但他心里啊，那点不安稳，恐怕到最后都没消停。

说起来，刘亦夫19岁那年，南京城头还挂着弹孔。他本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学生，理想挺文艺，想做点大事——结果课桌刚坐热，日子就乱了套。1937年夏天，风声鹤唳，南方的学校总有人丢了行李往北赶。他初到南京时，城里照例是夏日晕热，郊外水田里青蛙叫不停。可等到战争真烧起来，那股市侩气和惊慌混在一起，谁还顾得上读书？他记得身边住着几个江南来的同窗，常在黑夜里嘀嘀咕咕，谈的是家乡米价、父母安危、下一顿饭。老实说，大部分人都没想过要革命，更多的，是迷茫。

可战争最狠的地方，是不给人思考的机会。1938年，战火一路烧到家门口，刘亦夫没再回南京，他在家乡接触了新思想，说到底，是看惯了人的命贱，不服气。就和许多人一样，他憋着股劲，钻进了峄南的地下组织，说是革命，其实一开始，就是想给自己找个方向。那阵子，白天田头干活，晚上写标语、印宣传单。他有些天生的好口才，讲得有理有据，慢慢做上了宣传部长。你说他理想主义吧？也算。但更多的，是一种不服命的犟劲，觉得烽火里就不能白过，不能让自己活得太窝囊。

可敢字当头，危险也早到。有一回开夜会，消息被人捅了出来，队伍散得七零八落。惊慌间藏在玉米地整宿，只敢小口喘气，汗水黏糊，腿抽筋。后来他自己笑说，革命理想着实重要，命其实更重要。在那一刻，只想着爬出地头时不要被狗咬，兄弟们都还在，这就值当了。

后来，战争滚过鲁南，游击队如雨后春笋。他走南闯北地联络工作，直到新华通讯社设分社，让他做副社长。听起来风光，实际上小楼里冬夜冷得要命，稿纸一叠叠，随时得提防一耳光打来。搞新闻是有讲究的，你既要写忠君爱国的慷慨悲歌，也得会哄着大伙儿，保证政令能传出去。刘亦夫棱角分明，跟同事拌嘴是常有的事，但私下却舍得请大家喝酒，说是“肠子苦点，人不能苦到底。”

新中国来了，整个社会像被掀翻重开。刘亦夫从鲁南一路奔到江南，这转身挺快。但说心里话，他对这“军管会副军代表”的架势，其实有点拿不准。毕竟他北方口音又重，初到杭州，总怕别人听不懂自己话。那时候，浙江大学里还留着前朝的氛围，讲堂后排永远有拿留声机唱片的瘦老师，窗外是樟树和湿润的风。刘亦夫穿着旧军衣站在讲台上，突然有一种“衣不合身”的错觉——能指挥大兵团，却总觉得自己插不上知识分子的圈子。

他慢慢学会了敞怀说事，安排理论课，布置党务。那年月，他最常做的是协调。分派讲义、组织学习，背地里还得抚平老教授的不服气和年轻干部的张狂。有时候晚上回不到家，他妈（那时已带过来）窝在厨房，煲一锅萝卜汤等着。饭桌上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家常，刘亦夫只问一句“妈，你困不？”老太太摸摸他的手，像是要压一压他心里的酸涩劲。“世道变了，咱家也不穷怕了。”她倒看得开。

其实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风向一次比一次怪，机关里人心浮动。他从分校干到省教厅，最怕的是动不动来一纸调令，家还没站稳又得重新收拾铺盖。后来分到了省卫生厅，再到科委、省里副省长，年纪大了官倒是越做越大，可心也越来越空。忙忙碌碌，哪有真正的闲？有时候晚上喝两口小酒，刘亦夫会跟儿子讲，大半辈子顾不过来自己，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他说，也许就是“有时候替别人吃点亏，不叫苦”吧。

人走到晚年，常常会给自己算旧账。刘亦夫1977年后，头衔挂到省里一排排，实际身体早就不行。浙江的夏天湿热，他常犯哮喘，但还坚持在干部大会上撑场子。多年后人们说他是“有魄力的老革命”，他自己不怎么在意。院子里栽了一棵西府海棠，花一开就搬把椅子坐着抽烟儿，满手老茧，远远望着，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

1996年初春，杭州的寒意还未褪去。家里人都说他走得安详，可有些话，他一直没开口。年轻时的江湖气，岁月里的忍与让，都藏在烟雾里。至于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也许某天夜里，他躺在铺着老花床单的卧室，梦中回到了那个玉米地，夜风里全是少年的不甘和悸动。

说到这儿，你不得不问——他会不会后悔？我猜，他自己也说不清。每个人都是在时代的浪尖上摸着石头过河，哪能都有答案呢。

我们常说，历史总喜欢留白。刘亦夫这一路，跌跌撞撞，有光也有暗。他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大约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