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张发奎口述自传》(2012年7月)，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原章节标题《闽赣浙皖边区与苏浙边区》

正文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蒋先生被劫持的西安事变。事变翌日，叶挺在上海看望我。自南昌暴动以来我没有见过他。他说，他住在法租界，但不肯告诉我具体地址。

见面头一件事就是我问他，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广州暴动期间他为什么不抓捕我？他答：“我的良知不允许我这么去做，如果我扣押你，我将是对你太不公平了，因为你绝不会屈服的，你会慷慨赴死。故我必须让你走开。”倘若他想扣押我和黄琪翔，这是轻而易举的。在黄琪翔家没有哨兵，我也只有一个侍从。我们有随身武器，总共就这些。当然，还有几个公安局特警守卫我的住所。

这表明叶挺很注重感情。正如我已说过，他和我是挚友。要不是我提拔他当团长，他就不可能娶到那个妻子。不久，他带了妻儿去苏联与德国，住了很久。叶挺对蒋先生的命运表示关怀，想去营救他。叶说，劫持蒋先生是错误的，但他相信事件会和平解决的——他确认没有必要诉诸暴力。倘若中央衮衮诸公想出兵征讨张杨，他愿意从中尽力斡旋。

我相信他一定是奉指示来找我转圜，否则他不会表露出对营救蒋先生出险信心十足。我叫他在上海等候。

我坐夜车去南京。一到，我就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报告叶挺找我谈话的内容。我问他是否想见叶挺。何说：“好，让他来南京。”我打电话给叶，叫他立即进京。他搭乘当晚的火车。秘密警察一定接到通知，暂勿骚扰他。

当我带叶挺去见何应钦时，叶表示他有信心能找出营救蒋先生的法子。何应钦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先生。否则，讨逆行动将立即开始。听到何应钦的话、见到他的坚定态度，叶挺不同我告别就悄悄离开南京。我已经安排他和我住在同一旅馆。第二天早上见不到他，我以为秘密警察逮捕了他。我向戴笠查询，他叫我等一会儿。后来戴告诉我叶挺没有被捕。我以为戴笠骗我，便开始瞎忙一气想营救叶挺。两天后，接到叶挺来信，告诉我他已安全抵达上海，并为不辞而别向我致歉。我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消息。

在蒋先生被扣押期间，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南京。我出席了何应钦召开的一个会议，议题是讨逆，营救蒋先生的军事行动正在准备。这次会议只有军人出席。对讨逆行动上我和何应钦的立场完全一致。当时我们不明白内幕秘辛，认为蒋先生已沦为人质。我们知道蒋先生的毅力与性格，相信他一定不会屈服。我们相信讨逆行动会加快蒋先生恢复自由。

有人认为讨逆行动会危害蒋先生的安全，也有人说，何应钦力主讨逆是由于个人野心所驱使，从此蒋先生再也不信任他了。【但正如我已说过，我同意以下观点：自1927年以来，蒋先生一直没有善待何应钦。事实很清楚，蒋先生对何应钦失望，代之以刻意栽培陈诚。】可是，我确信，何应钦力主讨逆，绝非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也不是要伤害蒋先生。他坚信，中央采取强硬的行动，才能迫使张、杨早日释放蒋先生，绝大多数军人同意何应钦的态度。我们结论是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所主任杨虎城同中共联合。他们是互相利用，因为他们本身的力量太微弱。张、杨扣押蒋先生的目的是胁迫中央政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1927年，同样的念头促使我建议逮捕李济深。

戴季陶是文官中最强烈鼓吹进军北上讨逆的人，许多中央委员，例如张继，都赞成北上讨逆。

事实上我所接触过的人，大多数倾向于派军队北上征伐张、杨叛逆。他们相信，不必担心蒋先生的安全，张、杨不敢加害于蒋。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1936年12月26日，蒋先生在全国军民欢呼声中返抵南京。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对蒋先生作了一次礼貌性的拜会，表示我一直留在南京等待他安全归来。他单独见我，进了他的书房，但见他穿了一件棉袍子，没戴假牙，使他看上去有些苍老。他用几个靠垫撑住他那在事变中跌伤的腰部。他告诉我，必须回到自己岗位上去，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张学良承认他自己有错，不需要我们去批评他了。我视张学良为一个非凡的人。他敢陪伴蒋先生回南京——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这对任何人都是不平常的勇举。毕竟，任何人也不能保证他不会被杀。早先去欧洲时，他一下子就戒绝了鸦片烟与吗啡针，那可不容易，要倚靠自己的决心。他为人坦率、幽默、善辩、活泼、聪敏，是个奇妙的朋友。在南京我常常去看望他，南京的午餐会太多了，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都嗜酒。我钦佩他。

【蒋先生对张学良的处置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诚然，蒋先生对张学良是宽宏大量的。倘没有蒋先生要求宽大处置，张学良一定会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张学良劫持党国领袖罪无可赦——但蒋先生刀下留人；可是蒋先生的亲戚、卫士蒋孝先等四百多人被杀了。假如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或者干脆放了他。当然，设若杀了张学良，蒋先生会被人指责不够义气，正如我所说：张学良本来不应该陪伴蒋先生回返南京。】

资料来源：

《张发奎口述自传》(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