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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研究显示，长期以来的气候公平计算可能存在重大偏见，使得富裕和高污染国家能够推迟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行动，同时将责任转移给那些更脆弱的国家。这项由乌得勒支大学领导的研究揭示了气候承诺中的深层问题，可能对全球气候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在气候行动未达到《巴黎协定》目标的背景下，这项新研究强调，国家应根据其历史责任、能力和发展需求合理分配全球碳预算。研究表明，以往的评估方式伤害了低排放者的利益，导致高排放国家得以逃避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研究的核心发现

新的研究表明，气候公平计算长期以来一直有利于富裕、高污染的国家，让它们推迟紧急行动，同时将责任推卸给脆弱国家。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指出，较富裕国家往往受到相对轻松的减排义务，而那些较贫困的国家则承受着更大的减排压力。乌得勒支大学的研究领头人雅恩·罗比乌·杜邦（Yann Robiou du Pont）表示：“之前对各国气候雄心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以牺牲最弱势的排放者为代价来奖励高排放者。”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导致高污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采取必要的减排措施。

新研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考虑了一国的历史排放量和能力，明确指出了未来气候合约中各国应承担的公平责任。“我们的目标是跟踪国家的排放情况，并设定公平的减排目标，以确保各国承担适当的责任，”罗比乌·杜邦补充道。

面临的巨大挑战

该研究强调，当前气候承诺未能达到全球变暖控制在1.5°C的标准，很多主要污染国家的减排承诺显然不足。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基于历史责任的新计算基线要求它们进行更大幅度的减排，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生存问题。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在遵守减排承诺上仍显得不够积极，这种不作为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而在法律层面，越来越多的气候诉讼案件显示出法院对气候责任的承担态度。例如，欧洲人权法院的KlimaSeniorinnen案就裁定，国家的气候行动不足构成对人权的侵犯，国家必须证明其气候承诺能够公平而有力地促成全球目标的实现。法院通过这些评估逐步掌握了确保各国气候行动符合国际法的关键职责。

气候诉讼的日益重要性

该图显示了国家气候承诺 （NDC） 与将变暖限制在 1.5°C 至 4°C 之间的全球路径的比较。根据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全球排放量以反映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进行划分。这些颜色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承诺是否足够强大，可以与 1.5°C 的路径相匹配，或者是否与较弱的路径（2°C、3°C 或 4°C）保持一致。图片来源：Yann Robiou du Pont 等人，《自然通讯》。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愈发严峻，气候正义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法律行动，建立公平的气候政策框架，可以为现实世界中的气候行为提供核查与问责。正如国际法院在2025年发布的咨询意见所强调，各国有义务采取紧急行动，以避免对气候系统造成重大损害。

这项研究呼募了国家在气候责任方面的确切诉求。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与投资的增加，解决气候危机刻不容缓。当前，全世界都在面临严峻的问题：如何实现公平和包容的气候动作，同时让最高排放国为其历史责任负责。

寻求气候公平的解决方案

研究呼吁采取更公平的努力分配，以期产生更雄心勃勃且有效的气候行动。这不仅在道义上为被边缘化的国家提供支持，还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根据新的分配方法，富裕国家需要显著增加资金投入，以协助脆弱国家的减排努力，确保全球变暖水平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通过建立象征公平与公正的气候承诺，既可以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又能确保人类共同面对气候危机的能力。研究团队表示：“我们必须取消对不作为的激励，推动各国在当前承诺与公平排放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随着气候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能否在公平与雄心中找到平衡，最终将决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正如这项最新研究所提示的，我们的行动必须与历史责任相符，才能确保每个国家都能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