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消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喜欢刷知识类视频的朋友，可能都刷到过许倬云的视频，老先生眼神不大好，但给人老而清醒的感官，如果你了解他的人生历程，看他老年的样子，一定会有所感动。老先生这么大年纪，还在视频中露面，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为了名利，而是老先生身上与生俱来的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要求他这么做。对于老先生的这种“不遗余力”，王德威曾经这样评说：“那种时不与我的感觉，不只是年纪上的、健康上的，同时可能也是一种知识分子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的那种危机感啊。我觉得危机感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他们血液的一部分，他们DNA里的一部分。那种紧迫感，用一种很俗的话来讲就是感时忧国。”老先生在《十三邀》的节目中，自己曾说：“我94岁了，但该做的事情不能耽搁。······我希望尽我的余年，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身心有个安顿！”今天因为关注到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平台推送了好几条老先生的视频，其中有一条让人颇为感慨。不是老先生的原话，但大意是这样的，惊涛骇浪是人生的常态，我们的身心不能乱，更不能惧怕，要尽自己的努力，在“惊涛骇浪”之中扎实自己，不要歪曲自己的知识情感。关于人生，老先生特别强调，人的一生，不能糊涂。老先生说，“我学了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不糊涂。······不糊涂并不是聪明，是自己不蒙蔽自己，自己不欺骗自己。”现在，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深陷在一个信息的垃圾场中，所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扭曲的、变形的、虚假的，不让外界蒙蔽自己，自己不欺骗自己，这一份清醒是很难的，却也是应该尽力去拥有的。正如老先生言中的深意，这个时代，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聪明，而是清醒。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许倬云是一个天生有残疾的人，从很大意义上讲，他的人生，是弱者成为智者的典范，正如《许倬云谈话录》的撰写者李怀宇所写的那样——“我常想，以许先生的身体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是历史的弱者，但是他从不肯松一口劲，终成人生的智者。”许倬云，1930年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士大夫世家，出生时因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他的手脚是弯曲的，一生需要借助双拐行走。关于自己的身体，老先生曾淡然地谈过：“我的瘫痪是一个问题，骨头和肌肉融合了，神经没法治好，脚也不能动了。”因为身体残疾，许倬云从小就不能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去上学，抗战爆发后，他跟着在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任委员的父亲许凤藻，四处迁徙。老先生后来自己回忆，八年抗战，除了最后一年能够安顿在重庆，其他时间都要“跑来跑去”。在漫长的迁徙中，因为身体不便的缘故，他总是被父亲身边身强力壮的同事背着，到了一个地方，就摆在某个地方，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先生说，“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和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读老先生的人生，给老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少年时代突然的“长大”。那时候，许倬云一家停驻在四川，他的母亲带着许多女工为奔赴前线的川军烧开水。他依旧是一个旁观者，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川军奔赴前线，起初他是懵懂的，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某一刻，他突然听见有人说，“这些当兵的，一个都回不来了！”就是这一句话，瞬间让许倬云真正有了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知道了什么是流离失所，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战火，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恐惧······1948年底，许倬云全家迁往中国台湾，在台南二中插班读高中，1949年8月高中毕业后，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那时候，台大校长傅斯年认为他是可塑之才，亲自劝说他于大二转入历史系，从此与“史语所”结缘。研究生毕业后，许倬云在史语所工作一年，第二年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毕业后回到台湾，供职于史语所和台湾大学，同时和老友胡佛、李亦园在台湾共同成立了“思言社”，出版刊物《思与言》。1970年，与妻子孙曼丽结婚的第二年，40岁的许倬云辞去台大历史系主任，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担任历史系及社会学系访问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此后便定居于美国。许倬云的书，老黑读过两本，一本是《西周史》，一本是《大国霸业的兴废》。《西周史》这本书，中年的许倬云写的很有意思，他将目光聚集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上，居然连周公的事迹都没有提及。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中年的许倬云说，“在英雄和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和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的小民百姓填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大国霸业的兴废》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许倬云独特的历史观，他认为：能否有效地调配一个国家各地的资源，决定了这个大国的命数。老先生的这本书写得有深意，很值得一读。人生快到终点，有人问老先生，人生有无遗憾？老先生说，人生最大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