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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这两个字，从不少国人嘴里说出来是那么顺口，甚至还带着点自己人才懂的亲近感，好像在聊一个许久不见的远房亲戚。

可要是你把这个称呼，一字不差地还给乌兰巴托街上的普通人，他们多半会愣一下，然后眉头就皱起来了，因为在蒙古国的历史书、官方文件，甚至日常说话里，“中国”压根不是我们想的那个“中国”，他们用的是一个咱们中文里几乎见不着的词，“Хятад”（Hyatad），翻译过来就是“契丹”，在蒙古语的语境里，这个词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线，一种“他们”和“我们”的感觉，甚至还藏着点历史留下来的警惕。

这事儿真不是简单的翻译不同，这是一道被风沙吹了很久，却一直没能真正平复的历史伤痕，想搞明白为啥“外蒙”和“契丹”这两个词，能在两边老百姓心里掀起完全不同的波澜，这故事得从三百年前那座被烧掉的买卖城讲起。

1727年，大清跟沙俄签了个《恰克图条约》，从额尔古纳河到萨彦岭，一条清清楚楚的线就画出来了，也画出了“喀尔喀蒙古”和“大清”之间那道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边界，那时候，北京的朝廷在文件里管这片草原叫“外喀尔喀”，为了跟内蒙古那四十九旗分开，叫着叫着，“外蒙古”就在汉人的书里、嘴里固定下来了，那个“外”字，本身就带着点“中心看边缘”的味道，对大清来说，这是天朝给藩部起名字，天经地义。

可对那些世世代代在杭爱山北边放牧的喀尔喀部来说，他们自己叫“Халх”（喀尔喀），从来没觉得自己“外”在哪儿，这种给别人起名字的权力，到了1911年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后，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民国政府接着用“外蒙古”这个词，想用语言把主权给拉回来，乌兰巴托的博克多汗政权呢，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用“Хятад Улс”（契丹国）来称呼南边的邻居，把历史上辽国的旧称给搬了出来，既绕开了“大清”和“中国”哪个是哪个的麻烦，也悄悄表达了对那个农耕帝国的陌生和疏远。

真正让“契丹”这个词板上钉钉成为官方叫法的，是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乔巴山政府当时急着要弄一套能跟苏联对得上的民族故事，就把清朝历史里的那个“Хятад”一词，正儿八经地写进了宪法和教科书，专门用来指代“南边那个大国”，在乌兰巴托的国家档案馆里，现在还能找到1936年出版的小学版《五年计划读本》，第17页的插图底下有行小字，“我们要警惕契丹商人的剥削”，配的图里，一个戴瓜皮帽的汉人老板正拿个小秤称茶砖，旁边的蒙古牧民一脸愁容，这种画面和故事，在冷战那会儿的蒙古报纸上到处都是，“契丹”这个词，就慢慢地从一个地方名，滑向了一个带点不好意思的身份牌。

同一时间，在中国这边，“外蒙”这个词的味儿也变了好几次，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了，北京为了表示尊重，一度改口叫“蒙古人民共和国”，可老百姓嘴里的“外蒙”还是没消失，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一僵，边境上老是擦枪走火，“外蒙”又成了报纸广播里的高频词，带着点警惕，也带着点不甘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62年9月26号《人民日报》第5版那篇《外蒙古当局应当悬崖勒马》，标题里那个“外”字还特意加了粗，好像要把地理上的远，直接变成政治上的远，而在乌兰巴托，他们的官方报纸《Zasgiin Gazrin Sonin》同一天也发了社论，用了一整段来数落“契丹军队在贝尔湖地区的挑衅”，两边的用词就像是顶着牛，一起把人的记忆拉回了二百年前那段刀光剑影的边境线上。

1990年蒙古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个草原，国家大呼拉尔头一次开会讨论，要不要在官方文件里用“БНХА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来代替“契丹”，那场辩论的记录现在还在国家宫东边的透明档案室里放着，泛黄的速记稿上，一个叫拉德那苏木贝尔勒的议员说得很直接，“契丹是老祖宗对辽国的叫法，拿来称呼今天的中国，不准确，也不礼貌”，可保守派的学者不干了，反驳说“要是我们不用这个词了，年轻人会忘了祖先当年是怎么被压迫的”，最后，议会各退一步，在讲历史的时候，还能用“契丹”，但在正式的外交文件里，得改用“Хятад Улс”，所以，蒙古国外交部1994年给北京发的贺电，第一次出现了“БНХАУ”这个词，可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里，“契丹货”的标签还贴在电饭锅和羊毛衫上，像一道好不了的旧伤疤。

老百姓的情绪，总是比官方的措辞慢半拍，2015年，一个在呼和浩特上学的蒙古国交换生巴图吉日嘎拉，在人人网上发了个帖子吐槽，“在中国，同学老问我‘外蒙是不是都想回归？’”，就这么一句话，被转了七千多次，评论区里，中国网友在争“外蒙”这个词到底有没有贬义，蒙古国网友呢，直接用西里尔字母敲出一行行的“Hyatad hümüüs”，就是“契丹人”的意思，那股不耐烦劲儿，简直要从屏幕里溢出来，语言这时候不是桥了，成了各自历史记忆的护城河。

真正让两边都意识到，这个“称呼”底下埋着多深的伤，是2020年那场谁也没想到的疫情，蒙古国给中国捐了三万只羊，这新闻刷爆了屏，中国网友一片叫好，管蒙古国叫“外蒙老铁”，可在乌兰巴托，他们当地媒体报道中国回赠核酸检测试剂的时候，用的词是“Хятад тусламж”，意思是“契丹的援助”，社交平台上好多蒙古网民就在那儿嘀咕，“为啥收了契丹的援助就得感恩戴德？”，一来一回，本来挺暖心的一件事，就被这两个称呼的错位，又给拉回了历史的影子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蒙古国学者在Zoom上跟我说，“我们感激中国的帮助，但‘契丹’这个词已经长在语言里，像一块老茧，一碰就疼”。

今天，你要是走在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广场，找个卖烤栗子的大爷问路，他大概会笑着跟你说，“契丹的兄弟，前面左转”，那声“契丹”不一定有坏心，却带着被岁月洗出来的距离感，而在北京后海的酒吧里，驻唱歌手唱起《乌兰巴托的夜》，台下的年轻人晃着手机灯，弹幕里飘过一句句“外蒙加油”，他们可能压根没想过，这个听着挺亲切的称呼，在另一头的耳机里，听起来像极了一百年前，旅蒙商对库伦喇嘛的那声吆喝。

称呼这东西，从来就不只是个语言问题，它是一条暗河，底下藏着权力、伤痛和还没完成的和解，我们叫它“外蒙”，他们叫我们“契丹”，两个词看着像镜子的两面，却各自背着分量完全不同的历史，只有当两边都愿意放下给对方起名的权力，先听听对方是怎么称呼自己的，那片草原上吹来的风，才可能真正吹过长城，不再夹着沙子和叹息。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朝外交文书中“amba daicing gurun”用语演变考》，2025年3月。

[2] 乌兰巴托国家档案馆：《蒙古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读本（1936年版）》，档号037-1256。

[3] 蒙古国大呼拉尔辩论纪录：《关于官方文件中使用“БНХАУ”称谓的说明》，199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