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天,日本天皇裕仁去世,全球160多个国家获邀出席国葬,名单里中方赫然在列。消息一出,外界一阵错愕。他生前的战争罪行被很多国家唾弃,身后还能得这种待遇?“死者为大”是许多地方的说法,讲出来好像应当尊重,可人死真能一笔勾销旧账吗?葬礼的体面掩盖不住,他生前那些不堪的烙印。裕仁,是不是早就在历史的法庭上无处遁形?

1989年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邀请中国参加葬礼,中国如何回应?

日本一路走到今天,自称“正视历史”,却总走偏。说是和平宪法国家,骨子里的军国遗风却从未彻底清理过。可过去的故事里,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倒回一个多世纪前,这个国家的野心从不是秘密。明治天皇借“明治维新”撬开了旧日本的大门,军事和经济盘盘皆新,搞出的“维新变法”一时间让邻近的清朝、朝鲜目瞪口呆。肥沃的亚洲东岸似乎只等他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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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一边扫库房,顺手把皇权全都收上来,完全不打算给旧幕府留有余地。他看准了旧世界的衰败,也很清楚自己的路该有野心。只不过他的子嗣,大正天皇,没太多表现,也不靠谱。历史要盛出点重量来,反倒靠着孙子裕仁——偏偏就是后来干出一连串大事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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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生来体弱,理由众说纷纭,近亲结婚、家族积弊说什么的都有,明治却偏偏宠他。明明看起来不怎么像干大事的料,反而被寄以厚望。明治天皇甚至六岁就把裕仁送进学问所,指定受乃木希典,那个“肉弹将军”,极端军国主义教育。军武思维拼命要灌进这个小皇子脑子里,天生性格也许本就孤僻,后天更添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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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裕仁的确没也像他父亲那样平淡无为。幼年就被送到海军将领家做养子,再加上成长的环境里军人气很重,受的熏陶和一般人不一样。与其说是日本天皇的命运,不如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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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死去,父辈能够留给裕仁的只有一腔野心。启蒙老师乃木希典赠了两本书,又为老主子殉葬。裕仁成了孤家寡人,天皇世家的路看上去像是宿命。但他偏偏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径,一度表现得好像热衷生物学,实际上精于伪装,大臣一度以为这个皇储要放弃军国主义。当时被送回东宫御学问所,负责人更加极端。此处事情诡异,明明立场已经开始坚决“正常”,反倒被逼回军国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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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走向战争,其实在西方国家受训后更为明显。1921年去了欧洲,西方国家刚刚走出一战废墟,战争味道强烈。面对英王,裕仁专门表达了对战争的“独特见解”,甚至带回了一尊拿破仑像。是不是模仿,也就不重要了。他其实也没能脱出祖父老路。欧洲之旅确立了他对武力扩张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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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节点还是1928年。那年,东北“王”张作霖遭人暗杀,列车炸成一堆废铁。主谋不是别人,正是远在东京皇宫里的裕仁。他与幕府将军宿怨未决,内政牵扯,外部则以中国为猎物。杀张只是个开场——如果说这是一场交错的棋局,那他把杀机落成明刀明枪。比起父亲和明治,裕仁更冷静也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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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的七七事变,三个月打下中国的狂言,到后来中国顽强反抗,弄得战局泥潭一样拉长。他对侵略中国的热衷包裹着个人执念,没什么好美化。等日本军队进入南京时,六周血雨腥风,南京大屠杀的画面到现在也没模糊。美国记者斯提尔的报道,有据可查,写着尸横遍野,平民惨死。对此,裕仁不仅没有克制,还在日本报纸上表彰那些屠夫式的将领。很多事情,在资料里都有名字有数据,掩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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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物学兴趣到了极致,成了731部队活体实验的借口。他下令进行药物、人类试验,用老百姓做活活的试管。把活人投进加热室,实验鼠疫、霍乱。这种细节甚至日本一些新近解密的官方文档都有记载。冷静看,倒像他在这套体系里想办法用科学为疯狂服务。许多日本年青人喜欢说他只是象征、并没下“实质命令”。但历史档案里不仅出现在场批示,而且在日军一系列行动中频繁推动。知乎、推特上只要一查,细节一大堆。你说他无罪?那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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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争是集团意志,个人作用,外部多有人低估。可中国在这场浩劫里是伤亡最重国家。日本军方写的保守数据,1937到1945年间,中国平民和战斗员死亡人数超过1400万,难以想象的数字。裕仁最后依然在私底下抱怨自己是“囚徒”,一口否认战争责任,倒像洗清一切。道理这种时候没什么意思。实际也并非都是他一人策划,背后有军部、官僚和产业资本操盘,但他作为最高元首,权力不可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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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国为什么还要保他?只能说利益优先。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日本,麦克阿瑟成了日本的新“管理人”。天皇立刻旧调重弹:“不是本意,只是形势使然。”美国人心知肚明,却盘算如何打“苏联牌”。天皇责任一笔带过,还有意放出“天皇是国体精神支柱,必须留用”的风声。新闻通讯社、路透社都公开报导了双方罕见会谈的新闻。裕仁一边向日本平民推甩锅戏码,一边花大价钱巩固民心。后来,他的责任彻底逃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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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确实把很多甲级战犯送上了刑场,像东条英机等人在1946年往后的日子里相继绞死,但唯一的例外就是裕仁。他从未被追究过直接法律责任。甲级战犯名单就这么落下一个最大空白。有人说,这套裁决其实更偏重于美日冷战需求,事实如此,也没啥可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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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裕仁走到生命尽头。他临死时的话:“低估了中国”,让不少人觉得他心里并无一丝悔意。葬礼上日本政要、民众哭号,送行的人有百万。就算竹下登最终召开官方会议,承认侵华带来灾难,日本整个舆论氛围也未见根本反思。

1989年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邀请中国参加葬礼,中国如何回应?

中方钱其琛代表出席,虽是一种外交态度,但“正视历史”的原则底线反复强调。也有人觉得不该出席此种场合,矛盾纠葛,不可能简单切割。人们困惑,百万日本送行队伍的肃穆,还说明什么?日本军国主义的尾巴是不是还在?其实,日本社会内外的反思从未完全一致,有人否定,有人缄默。舆情风向、国际关系、经济利益,经常让事情表面光鲜,骨子却藏着旧疾。

1989年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邀请中国参加葬礼,中国如何回应?

历史的真相,不会因某个国家喜欢而改变。但每一次“正视历史”的争论,未必都能换来真实答案。就像中日交往那样,现实难免打着复杂的圈。很多人希望“国与国之交但凭大义”,可惜事实往往不那么理想,过程反而说不清也理不顺。

1989年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邀请中国参加葬礼,中国如何回应?

谁的历史观能代表国家立场?清算的尘埃落定了吗?还是无声消解于新的利益格局中。人类社会最大的矛盾,也许都在这类事件里悄然重演。

1989年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邀请中国参加葬礼,中国如何回应?

往事难说已远,堂皇的国葬没法掩去一段铁证如山的往日。不追问历史责任?那就永远有翻篇的风险。如今世界仍不太平,前尘旧梦,不知谁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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