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正就着咸菜扒拉着碗里最后几口白饭。屏幕上“大伯”两个字跳动着，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攥住了我的心脏。

“喂，大伯。”

“文斌啊！吃饭没？”电话那头，大伯张建国的声音透着一股异乎寻常的热情，热情得让我浑身不自在。“跟你说个大喜事，咱家老宅要拆了，按人头补，你户口不是没迁走嘛，足足有四十五万！你赶紧请个假，这两天就回来一趟，把字一签，咱们把这事儿给办了！”

听着“四十五万”这个数字，我的手猛地一抖，筷子差点掉在地上。可还没等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大伯紧接着的一句话，却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到了脚后跟：“这钱是咱老张家的大事，你堂哥磊子做生意亏了本，正等着这笔钱救急呢。你快点回来，别磨蹭！”

电话挂断，屋里死一般寂静。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大伯那句“咱老张家的大事”，像根针一样扎在我心上。三十年了，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这个被过继的儿子，在他们眼里，或许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占着户口本位置，能在关键时刻换来利益的工具。而这一切，都要从我五岁那年说起。

我叫张文斌，今年三十五岁。说起我的身世，有点复杂。我亲爹张建军和我大伯张建国是亲兄弟。可我五岁那年，亲爹在外地打工出了意外，走了。我妈一个人带不了我，没多久就改嫁去了外省，从此杳无音信。我就成了一个没人要的皮球，被亲戚们踢来踢去。膝下只有一个儿子的大伯，在村里人的唾沫星子下，不情不愿地把我领回了家，把我户口落在了他家名下，我就这么成了他的“过继儿子”。

说句良心话，大伯家没让我饿死，让我读完了初中，这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可恩情归恩情，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也像烙印一样刻在我骨子里。大娘王秀兰从没给过我好脸色，好吃的、新衣服永远是堂哥张磊的。张磊比我大三岁，从小就以欺负我为乐，骂我是“拖油瓶”、“外人”。而大伯，总是在一边看着，不说话。他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文斌，要懂事，要感恩，要不是我们家，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这句话，像一道紧箍咒，捆了我三十年。初中毕业，我就没再读了，不是我不想，是大伯说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得让着磊子。我跟着村里人出去打工，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饭店里洗过盘子。每个月发了工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半寄回给大伯，只留一点点够自己吃饭。我总想着，要把这份养育之恩还上。

后来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孙悦，我们在城里安了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好歹有了自己的小窝。这些年，我每年过年都带着大包小包回去，给大伯大娘的红包比给我自己爹妈上坟烧的纸钱都多。可即便这样，我在他们眼里，好像永远都是那个外人。

挂了电话，孙悦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怎么了？谁的电话？”

我把事情一说，孙悦的眉头当场就拧成了疙瘩。“文斌，这事不对劲。老房子的户主是你，这钱理应是你的。他们这电话一打来，就直接把钱的用处都安排好了，这不叫商量，这叫通知。说白了，就是道德绑架！”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道德绑架，可那句“要不是我们家，你早就饿死街头了”又在我耳边回响。我叹了口气，苦笑道：“可他们毕竟养了我这么多年……”

“养了你？”孙悦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文斌你清醒一点！你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往家里寄了多少钱？加起来早就超过他们养你的成本了吧！他们把你当儿子了吗？张磊结婚，他们风风光光办了，你结婚，他们连个屁都没放！现在有好处了，想起你也是‘老张家的人’了？我告诉你，这钱，我们一分都不能让！”

老婆的话像一把锥子，扎破了我用“感恩”二字编织了三十年的虚伪气球。是啊，我一直在还债，可这债，好像永远也还不清。这次，我决定回去一趟，不是为了拱手让出那四十五万，而是为了弄清楚，我这三十年的“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第二天，我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车窗外是飞速倒退的风景，我的思绪也回到了那个尘土飞扬的小院。到了大伯家，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饭菜香，可屋里的气氛却冷得像冰窖。大娘王秀兰在厨房里忙活，看见我，只是眼皮抬了一下，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堂哥张磊坐在沙发上抽烟，把我当空气一样。

还是大伯张建国出来打了圆场，他拍着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说：“文斌回来啦，快坐快坐。你大娘炖了你最爱吃的排骨。”

我看着桌上那盘油汪汪的排骨，心里却一阵反胃。小时候，排骨是张磊的专属，我连啃骨头的份儿都没有。今天这盘排骨，更像是个诱饵。

饭桌上，大伯先是忆苦思甜，讲他当年怎么顶着压力收留我，又讲他怎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说的我好像不把那四十五万拿出来，就是天理难容的白眼狼。张磊掐灭烟头，也开了腔，哭诉他生意失败，债主天天上门，老婆都要跟他离婚了，就指着这笔钱翻身。

我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他们一家人唱念做打，配合得天衣无缝。大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财产赠与协议》，推到我面前：“文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把这个签了，钱直接打到你哥账上，这事就算过去了。以后，你还是我们老张家的人。”

我看着那份协议，心里最后一丝对“亲情”的幻想也破灭了。我没有动笔，只是抬起头，平静地说：“大伯，我想先回老宅看看，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大伯的脸色僵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

老宅已经很久没人住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屋门上的锁都生了锈。我推开门，一股尘封的霉味扑面而来。屋里的一切都蒙着厚厚的灰。我走到我小时候住的那间小屋，墙上还贴着我当年最喜欢的明星海报，只是早已泛黄卷边。

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着我，我开始翻箱倒柜，像是在寻找什么。终于，在床板底下，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木匣子。我记得这个匣子，是我亲妈留下的，大伯说里面都是些没用的破烂，不让我碰。我找了块砖头，把锁撬开。匣子里，是一些女人的旧衣服，和几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就在我以为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在匣子底部，摸到了一封信。

信封已经黄得发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收信人是：张建国。寄信人是：张建军。是我亲爹写给我大伯的信！

我的手颤抖着，打开了信。信不至于是很长，但是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烙进了我的心里。

信里，我爹说他要去南方闯荡，我妈身体不好，实在带不了我。他把他所有的积蓄，一共两千块钱，连同这封信一起给了大伯。他在信里恳求大伯，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帮他把我抚养到十八岁。作为交换，他自愿放弃家里分的田地和所有财产，只有一个要求：这栋老宅子，必须留在我的名下，作为我以后娶媳妇的根。

信的最后一句是：“大哥，文斌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这两千块你拿着，算是他这些年的口粮。这老宅子，是我这个当爹的，唯一能留给他的念想了，你务必……务必替他守好！”

眼泪，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原来，我不是一个被白白收养的拖油瓶！我爹给我留了生活费，给我留了唯一的房产！而大伯张建国，他吞了我爹给的钱，把我当成免费的劳动力使唤了半辈子，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孝敬，如今，还要来抢我爹留给我最后的念想！

所谓的“养育之恩”，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他不是我的恩人，他是我爹财产的侵占者！我这三十年的感恩和愧疚，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怀里，那是我最坚硬的铠甲。

晚上，我又被叫到了大伯家。还是那张饭桌，但这次，桌上没有排骨，只有那份白纸黑字的《财产赠与协议》。

“文斌，考虑得怎么样了？”大伯的语气已经没了下午的温情，带着一丝不耐烦。

“哥，你可不能没良心啊！”张磊在一旁敲着边鼓，“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哥，你不帮我谁帮我？”

我看着他们丑陋的嘴脸，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我没有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那封信，轻轻地放在了桌上，推到了张建国的面前。

“大伯，你先看看这个，再跟我谈良心。”

张建国狐疑地拿起信封，当他看清上面的字迹时，脸色“刷”的一下就变了。他抽出信纸，只看了几行，那只夹着烟的手就开始剧烈地颤抖，烟灰掉了一身都毫无察觉。

“这……这是哪来的？”他的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

“在我妈留下的匣子里。我爹留给你的信，也留给了我。”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晰无比，“大伯，我爹当年给了你两千块钱，让我借住在你家。这栋房子，是他指明留给我的。您这些年，非但没提过这两千块钱，还一直跟我说，您是我的大恩人。现在，您还要联合您的儿子，来抢我爹留给我最后的东西。您跟我说说，到底是谁，没有良心？”

整个房间，死一般的寂静。大娘王秀兰的嘴巴张成了“O”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张磊更是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他爹，又看看我。

张建国的脸，由白转红，由红转紫，最后变成了猪肝色。他猛地一拍桌子，想发作，可对上我冰冷的眼神，那股气势又瞬间瘪了下去。“你……你胡说！这是伪造的！”他做着最后的挣扎。

“伪造的？”我冷笑一声，“大伯，信封上的邮戳，信纸上的年份，还有我爹的笔迹，这些都是可以鉴定的。要不，咱们明天就去村委会，找老人问问，当年我爹走的时候，是不是给了你一笔钱？再不然，咱们就法庭上见，让法官来判断一下，这信是真是假，这四十五万，到底该归谁？”

“法庭”两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了张建国的心上。他彻底瘫坐在椅子上，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我站起身，把那份《财产赠与协议》撕得粉碎，扔在桌上。“这四十五万，是我的，一分都不会少。当年我爹托您照顾我的情分，我认。这些年，我给您的孝敬，就当是还了这份情了。从此以后，咱们两清了。”

我顿了顿，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堂哥张磊，心里最后一点不忍也消失了。但我还是决定做最后一件事，不为他，只为给我这三十年的荒唐岁月画上一个句号。

“至于你，”我看着张磊，“如果你真的走投无路，我可以借给你五万块钱。要写借条，按银行利息算。这，是我看在我爹和你爹是亲兄弟的份上，给你的最后一点情分。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说完，我再也没看他们一眼，转身走出了这个让我压抑了三十年的家。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终于不用再背着那沉重的“恩情”债了。

回到城里，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孙悦。她抱着我，心疼得直掉眼泪。拆迁款很快就下来了，我用这笔钱，在我们的小区付了一套大房子的首付。搬家的那天，阳光很好，我看着女儿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跑来跑去，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宁。

后来听说，张磊最终也没好意思找我借那五万块钱，他老婆跟他离了婚，他自己也南下打工去了。大伯大娘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我再也没回过那个家，也没有再联系过他们。我知道，有些亲情，从一开始就标好了价码，一旦利益的天平倾斜，它就会摔得粉碎。血缘，有时候不是纽带，而是枷锁。而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在什么时候，挣脱那些不属于你的枷锁，为自己，好好地活一次。大家说，我做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