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区农村,彩礼定价已经超出两个家庭的掌控。原先的“土红娘”有了一套讲究时效的规则,把熟人社会扩展成跨省信息网络——这一头是上千个本地大龄男子,焦急完婚,那一头是几百个摸不清底细的外地女人,通过三个四个五个同行搭上线,价钱也在中间不断叠加,可能从几万涨到20万,最快几天促成。
近日一桩广州农村相关案件的庭审里,这样的媒人链条长达8人,分走了10万彩礼中的8万。当事男子40岁,母亲着急婚事,最后找到38岁相亲对象,第二天领证结婚后,才发现女方有精神问题。类似的结局也不是个例,这些婚姻如何走到这一步?最后怎么收场?其中有谎言的滋生,也有市场双方的“共谋”。
文丨解亦鸿
编辑丨毛翊君
跨省接力,38岁的董超做过一年多。经手的最后一单里,他和湖南当地4个媒人一起,给30多岁的河北农村男人“匹配上”一个湖南女人。跟男方父母谈好价格,董超带着一家三口去湖南见女方。
到现场却出了岔子。链条中间一个媒人失联了一天半,董超只好陪着男人和父母,在酒店干等着。他跟客户实话实说,“女方红娘有事”,但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不断安抚老两口,“补偿他们心里对女方减掉的印象分”。
等待是因为这行里有规矩。媒人接力时,相亲男女的联系方式只有链条终端的媒人持有,不会外泄,而位于链条中间的媒人只有上下游媒人的联系方式,所以男女双方见面时,必须所有媒人到场,有一个缺席,就不可能跟女方取得联系了。
董超解释,这样保护相亲者的联络信息,是为了垄断自己手上的资源,并且防止“跑单”。然而,接力总是状况不断。除了媒人失联,还有可能“跑空”。有时董超带着男方去到女方的城市,电话打过去,当地红娘突然说,“女孩不想嫁了”。他只好求情,拜托红娘帮忙劝劝,至少见一面。
跑空时,董超觉得自己像被“架在火上烤”——按照规矩,媒人出门不花钱,机票酒店都由男方掏,这类单子节奏快,男方一般是筹完彩礼才大老远跑过来,期待的是尽快领证。有几回,女方最后也没同意见面,董超把自己那份机票酒店钱退还给男方,作为补偿。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入行之前,董超在一线城市做大宗贸易的工作,总有焦虑感,要提前请人去会所吃饭,一顿就是几千块,大约三四个月能等来一单。2018年,他辞职回到老家山东,谋求转行。哥哥帮他介绍了一个在济南做媒人的朋友。董超听说“媒人跟房产中介工作性质类似”,他大专刚毕业时做过一阵房产中介,因此决定试试,认哥哥的朋友作“师父”。
第一年,他在济南和师父一起做同城婚介,信息网络围绕地理空间搭建起来。师父带他拓展资源,到周边章丘、济阳、齐河,请当地红娘吃饭,收集单身男女的信息。
这是同城媒人的惯常手法。苏州大学副教授刘成良在江西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个六万多人口的乡镇,共有20多个职业媒人,每个职业媒人还能接触到周边县市媒人圈里的三四十个媒人。他们将掌握的信息按照男方的身高、长相、年龄、房子、兄弟数量、家庭条件等进行归类,再与女方信息进行匹配。
刘成良认为,媒人彼此在婚姻市场上也达成了一种默契: 通过互通信息来提高成功率,而信息分享者都能从中获得报酬,从而将这种通过熟人关系编织起来的网络以共享利益的形式进行固化,不仅避免了同行之间的无序竞争,还保障了行业利润。
这样的网状结构,在乡村媒人圈已十分普遍,同时也是职业媒人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男多女少的环境下,寻找女方资源的时候,媒人信息网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董超也在入行时感受到,只有依赖师父现成的信息网,慢慢搭建自己的媒人圈,才能在这行实现开张。
入行一年后,董超不想跟老婆孩子长期异地,就跑回廊坊做。不过,他有时给客户匹配了30个同城的相亲对象,还没成婚,于是开始尝试媒人接力,主打“跨省闪婚”。
师父邀请董超加入一个30人的“媒婆联营”QQ群,里面有师父的老战友,现在也在南方省市做媒人。董超发男方资源,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娘给他提供女方资源。
相比同城婚介,跨省的单子客户百分之八九十是出身农村的大龄男青年,在董超看来,他们急于结婚,“结一单不超过两周。”收费也从原来的500块,变成每单5000,后来逐渐涨到一万。这是跟同行聊出来的定价,“卖点在于‘不成婚不收钱’,推进节奏由媒人来掌控”。
迅速成婚后,不少“售后电话”也会追来。董超遇到最频繁的状况是,丈夫在婚后暴露出性生活方面的问题,夫妻不和。他参与调解,让男方去医院治疗,但也有人半年后仍然治不好,最后的结果还是离婚。
在江西余干县,32岁的江辰用一周时间跨省闪婚了一个广东女人。三个媒人接力介绍来的。初见第二天,江辰就和对方在汕尾登记结婚。婚后一周,他发现妻子隐瞒了自己患有糖尿病,严重到无法生育,父母让他立刻离婚,退彩礼成了麻烦事。
媒人们为了防止跑单,转账也按接力链条走,挨个扣完媒钱的彩礼最后转账到女方。
安徽男子刘文是在婚后第二年,提起离婚诉讼,要求退还彩礼时,才从妻子那里得知,自己在登记结婚前转给媒人的20万,妻子只拿到了10万。
2023年秋天,经过五个媒人的接力介绍,35岁的刘文认识了这个湖北女人。他从安徽六安去湖北鄂州,跟女人第一次见面三天后,两人登记结婚。婚后不到一个月,妻子不想跟刘文过,回了鄂州老家,再也没回来。据二审判决书显示,消失的10万里,安徽媒人拿了7000,湖北的四个媒人分成两组,各自分了4万8和4万5两笔媒钱。
在甘肃庆阳某镇,老赵的媒钱一直在涨。十年前,这个70多岁的货车司机开不动车了,在村里慢慢做起职业媒人。到2024年,老赵的媒钱从最初的一千块钱涨到了两万多。收费方式从辛苦费变成从彩礼中抽成,抽百分之五到十,女方如果要20万彩礼,老赵就能至少赚一万。
年轻时,老赵开了30年货车,一年挣五六万。这笔钱让他在家里说话有分量,还用攒下的钱,在镇上给儿子盘了一间便利店。不开车后,他在村里不再是“能人”,儿子的店成为家庭经济支柱,家里没人听老赵的话。
职业媒人不是体力活,还能帮他赚回话语权。老赵常在村里走动,到剧院门口找人问话,也去出租车扎堆的路口,凑上去问“谁家要娶”“谁家要嫁”。村里人用快手,有个直播间,到晚上常有村民在里面闲聊,老赵也进去连麦,把话题导向相亲,“有合适的姑娘小伙,跟我说一声。”
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陈栋良回到家乡调研相亲市场,在剧院门口,邻居老赵跟他讲了在村里做媒人的这些经历。
陈栋良记录下老赵提到的一项指标——媒人们会统计男方的兄弟数量,“如果家里是兄弟两个,女方会多要彩礼,因为兄弟多意味着分到的家产少,公婆能给到的帮助也会被平摊出去一部分。”
老赵还会使用“错配”,抬高彩礼价格。他向陈栋良总结了自己的策略,“给家庭普通的男的介绍经济实力相当的女的,刺激他的焦虑;给家里有钱的男的介绍单亲家庭或有生理缺陷的女的,降低他的预期;给男的减少配对频率,几天见一个或一周见一个,夸大男多女少。”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跨省闪婚的相亲市场上,总是男多女少。
董超从业七年,他手机里存了5000多个男性相亲者,600多个女性相亲者。男女比例也决定了一套市场规则,“媒钱都由男方来掏,女方免费。”
女方的终端媒人负责跟她及家人谈好彩礼,再沿着链条逐一报价,叠加每个媒人的媒钱,有收5000的,也有收一两万的。董超记得,做湖南那一单时,前4个媒人加完价,传到他这里是18万,他又往上加了一万块自己的媒钱,最后把19万的总价报给男方。
“媒人接力一旦开了口子,链条往往会越拉越长。”媒人都想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2022年,董超跟师父等人的一次聚餐上,大家商量组建一个公司自己的媒人联营,来做跨省闪婚,形成内部信息网,共享单身男女资源。
董超负责廊坊的分公司,联营里还有山东的、河南的、江苏的、湖北的。男方交多少媒钱,不用再接力叠加,而是取决于公司内部对他的评级,按照身高、学历、资产、负债等指标划分,收三万到六万五。
“男方等级(指标)越低,媒钱收得越贵。”董超管这叫“标准化”。流程也被固定下来。男女见面前,他们通过公司内部的视频平台,组织线上相亲,媒人同在视频框内——整个流程中,男女被禁止私下建立联系。视频只打两次,每次45分钟,信息在倒计时中交换完毕,最后谈价格。
董超最近做成的一单里,一个河南女人要了12万彩礼,媒钱收5万,对象是个邢台男人,得到17万的总报价。协议签署后,媒人领着男方和父母,跨省去女方的城市。双方在餐厅见面,媒人掐着表,大约一小时,就开始轰人散场。“聊得多了容易夜长梦多。”董超说。
之后三四天,双方在当地完成体检,媒人跟着男方去银行调取征信报告,核查债务。最后一天上午,男方交总价,下午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直到结婚证握在手里,男女双方才被允许互加微信,留电话。
董超强调,闪婚最看中时效,“前期我们不收钱,如果再让他们谈恋爱,谈一年半年的,直接跑单了,我们图啥?”
筛选男女资源时,媒人也会提防专门来骗婚的人。上个月,董超就遇到过一个疑似骗婚者。女方在河北一个县城工作,讲完择偶标准后,董超跟她介绍跨省闪婚的规则,要求配合做婚检、查征信、有无犯罪证明。
女人先是推脱,说自己没病,征信正常,没必要查,后来坦白自己有前科,跟人打过一架。拉扯之下,她冒出一句,“你拿你的服务费就完了,保一年,之后不就没你事了吗?”董超听完,拒绝了对方。他刚入行就听师父说过,这行骗婚的不少。
董超经历过不止一起离婚纠纷。男的打来电话,说自己结婚两年,一直要不上孩子,最后女方才说,婚前就结扎了,当时没告诉他。董超在电话里告诉男方,合同签过,媒人不担这个责任。“结扎是体检照B超查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只管你结,哪还管你生。”
男的没追究。之后又打来一次电话,说想追回彩礼,问董超有没有什么办法。董超让他找律师。对方没再找来过。在目前了解到的案例中,一些离婚纠纷发生后,男方家属并不会在第一时间选择维权,而是因为觉得没面子,不想把事情闹大。
江西的江辰跟妻子离婚后,起初想跟三个媒人讨回那8万块媒钱,但父母不同意,理由是村里一共几千人,“江”在当地是大姓,全都沾亲带故,到时候,流言传得飞快。江辰觉得,彩礼和媒钱都是父母掏的,父母不想追回,他也没法坚持。
但是半年后,妈妈又开始逼他相亲。这次换了路子,不找媒人,只找熟人介绍。爸爸开始筹备新一轮的彩礼,想到儿子上一段婚姻的支出,“越想越气”,决定放下面子,把钱追回来。
一些谎言随之被拆穿。江辰在庭上发现,自己跟前妻第一次见面时,对方带来的老丈人,其实是参与接力的三个媒人之一,前妻解释,她跟亲生父亲关系不好,媒人出主意假扮她爸爸。
去年,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一桩“骗婚丑闻”直接以寻人启事张扬出去。34岁的赵胜文结婚一共花了33万,第二天女人就跑了,赵家把“新娘”贴在人多的地方,还挨个找媒人,只有本村的风水大爷还了钱。
●赵家张贴的寻人启事。图/罗晓兰
新媳妇是三组媒人接力介绍来的。风水大爷先帮忙散布征婚,邻县有对媒人夫妻看到,介绍了两个,都没见上,媒人不愿生意黄了,联系上在另一个县拉客的媒人,拉客的又找到一对媒人夫妻,这才介绍来了赵家新媳妇。
第一次见面,媒人就撮合两人加了微信,每个媒人收了赵胜文50块电话费。订婚时,七个媒人又都到场收钱,每人一千块。婚礼第二天,新媳妇就坐上出租车,带着16万6彩礼、全部份子钱和五金首饰离开了。出事后,隔壁县的媒婆不退钱,还反问,“一人1000块不多吧?行情一般三四千。你们自愿的是不是?”
“媒婆”“土红娘”接触社交媒体后,基于熟人社会的婚恋圈则被直接打破,他们也开始尝试跨省接力。76岁的黄宣在老家湖北黄梅某镇做了七年媒人,2021年他玩抖音,常把自己手上掌握的单身男女信息发在网上。一个42岁广西柳州的红娘刷到后,主动联系了他,推来广西的女人信息。
第一单做成后,两人建立了合作,黄宣负责提供男方资源,柳州红娘提供女方资源。2023年,一个30岁的湖北男人找黄宣介绍对象,黄宣联系了柳州红娘后,对方手头没有合适的,又联系了自己认识的另一个柳州红娘,第二个柳州红娘找来第三个,最终经过四人接力,组成链条,找到一个广西融安的女人。每个媒人都收了两万块媒钱。三个月后,男人离婚,将黄宣等人告上法庭。
●黄宣在抖音发的相亲打油诗。源自网络截图
还有男方家属在纠纷发生后,选择跟媒人继续合作。今年过完春节,董超遇到一个来公司闹着要退款的人。
这个男人三年前在董超这里跨省闪婚,跟妻子两人都是二婚。婚后,男人转了几十万给前妻,为判给前妻的儿子买房,现任妻子不同意,两人吵起来,男人动手打了妻子,两人在今年离婚。董超告诉男人,合同里签过,介绍费不退。男人妥协了,但很快又提出要求,让董超免费再给他闪婚一个女人。
在河北省邢台某县,李山河托4个媒人接力介绍,给他的大儿子找来一个广东女人结婚。新媳妇到李家的第一周,大儿子就给媒人打电话抱怨,说女人在家不洗衣做饭,整天吃零食、用天然气,还曾跑丢,惊动派出所,李山河和妻子也“为这事闹矛盾快离婚了”。媒人在电话里告诉大儿子,彩礼不退,只能重新介绍对象。
在这之前,李山河已经给4个媒人转了19万,相亲旅途中的住宿、过路费、加油费、餐费,也都由李山河支付。带新媳妇从广东回内丘县的路上,李山河又给媒人转了3万块钱定金,作为支付给四川第五位接力媒人的钱,他希望给二儿子也介绍个对象。
送走广东女人,媒人继续为李山河的大儿子介绍新对象,找来过一个保定女人,她在李家住了几天,大儿子以她“大量吃药”为由拒绝继续交往。一年后,媒人又介绍来一个山西女人。这次李山河也支付了2万块。但结果依旧不好,大儿子打电话向媒人抱怨,女人“不做饭,就知道唱歌聊天,还给他撒脾气”。
三个月之后,李山河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媒人返还全部款项260910元。根据裁判文书网,近两年相关的20封判决书显示,这类以媒人为被告的合同纠纷案件,胜诉的都是原告。
其中17起诉讼是民事案件,法院普遍认定,媒人应返还介绍费,但并非全部,理由大致均为“交易违反公序良俗但存在合理开支”。且即便合同是无效的,原告在没有充分了解结婚对象的情况下就登记,也负有一定责任。另外3起诉讼,法院认为涉嫌诈骗,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在李山河的案子中,媒人A的4000元被认定是符合民间习俗的劳务费,媒人B的4400元是租车及误工费,媒人C在女方因为户口问题无法登记结婚时,帮忙办理了相关事务,13000元是事务成本。最后他胜诉了,法院判定被告媒人返还其中130400元。
(文中除刘成良、陈栋良外,其他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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