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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蔡澜去世了，83岁。

这意味着香港的四大才子如今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本来就是里面最年少的一位，1941年出生。

金庸的作品我从小就读，倪匡的小说也是小时候看的，黄霑的歌词后来也常常听到。至于蔡澜，反而是长大以后才真正接触到他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徐瑾经济人好多年前混微博的时候，也关注蔡澜，有时候还偶尔和他互动一下。所以，蔡澜是一个离大家很近的人，他的生活态度也很特别——讲求快乐。这一点，其实小时候以前并不太理解，但现在越来越觉得，他的这种态度里有一种特别的智慧。

这种智慧带着市井和生活的气息，体现在对吃喝、生活趣味的讲究上，也体现在对男女情感这些很生活化、很浅层次的东西的关注。对于那些喜欢思考深刻问题、喜欢苦大仇深的民族情怀，或者年轻时总是忧愁满怀、装作愁苦的知识分子来说，蔡澜的这种态度可能一开始是难以理解的。

特别是，等到中年以后，越来越能体会到，他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一个自信的民主，或者说，是大多数人最应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记得前几年，许知远在《十三邀》里采访过蔡澜。那次采访当时看有点尴尬的，因为许知远总是试图挖掘蔡澜更深层的东西，想要引导他谈一些“深度”的话题，但蔡澜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比如说，许知远在采访中提到时代的浅薄、文化的衰落这些话题，但蔡澜总是用一种非常享乐主义的态度回应，比如说：“不要想这些，吃吃喝喝就很好。”他会直接表达，“我现在觉得快乐很重要。”他还会说，女人很有趣，和她们聊天很好玩。

当许知远直接问他：“你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问题发声吗？”蔡澜回答得很坦率：“我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我只是个会写字的吃货。”

最后，采访快结束时，许知远感叹说：“我对这个时代好失望。”蔡澜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个虾饺真不错。”

我觉得这段对话还挺有趣的，两个人都很真实，但许知远的那种真实，其实有点沉重和执拗和拧巴，当然这也是他的特点。相比之下，蔡澜的真实更像是一种通透和自在。

其实，蔡澜这种不谈宏大叙事、专注个人主义的态度，我怀疑本身就是一种反叛。他出生在新加坡，后来在香港发展，还曾经去日本留学。他的父亲其实挺有名，是邵氏的高管，算是广义的“南来文人”——通常各种时代因素南迁至香港的文化人，以香港为落脚点，延续中文写作，如办报、写小说。

其他几位才子也是如此，所以蔡澜和其他几位才子不太一样，他本来就不是从内地到香港的，没有那么强烈的家国情感和民族情怀。而他身边的人，很多都有宏大的背景，尤其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也许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他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之后，对那些宏大叙事和情怀反而有点免疫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但我觉得他的通达和洒脱，可能正是来自于这种独特的成长环境。

这种享乐主义的精神，面对这个时代依然如此。最近在香港走红的一位女性，我觉得是香港这座城市孕育了像她这样的人。就像前段时间重新走红的钟镇涛前妻章小蕙，我们从小看瓜新闻，只知道她花钱如流水，甚至让丈夫破产。但长大后才发现，她其实是一位时尚达人，也是一位优秀的专栏作家，更是一位真正懂得生活品味的人。她当年挥霍的钱，最终都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在香港，这种城市的浮华或许最终会消逝，但浸润在浮华中的人，最终会留下一两个这样的传奇。就像蔡澜，有一天当大家不再争论那些宏大问题时，那些看似浅薄的生活态度，反而可能是面对大江大海的最好方式。我记得柏林晚年时，有人问这位哲学大师为什么总是那么快乐，他说："因为我可能总生活在生活的表层。"

我觉得蔡澜也是这种人，追求生活浅层的快乐，享受它，也很好。

他偶尔会开放微博问答，记得有一次在微博上，我向他提了个问题。像蔡澜这样的人，年轻时为了谋生去求学，我很好奇他是否会有种浪费生命的感觉。因为他似乎一直喜欢玩乐，但其实年轻时也吃过不少苦，主要是求学和工作上的艰辛他还是很肯下苦功的。我问他后悔不后悔？

当时他回答说“不后悔，才是。”

如果苦都不后悔，我觉得他的快乐他就更不后悔了。我觉得大家只看到他享乐的一面，没有注意到他在追求自己热爱事物时的付出，这是不全面的。蔡澜并不是大家眼中只会吃吃喝喝的老男人，他也有自己完整的人生叙事。按照他在商业上的拓展，他的财产应该相当可观。

不过，他曾经谈过自己遗产，就是几本书和一堆笑话。我觉得一个人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了不起了。

笑话总是好的，让人想起来可以会心一笑，我们太太太需要这种生活在浅层的松弛了。

快乐是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最大责任。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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