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等等
娱乐行业的公关，到底离互联网行业有多远？或许最近大家都能直观的看到了。
比如说近期的京东美团大战，业内评价都是“阳谋合规、不被高话语权人群绑架、不滥用圈外黑流量”。
相比之下，娱乐行业堪称是泥沙俱下，无论是私下举报阴谋还是艺人争议撬动项目风险，都让整个行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混沌色彩，甚至在公关圈引发笑谈，“娱乐业公关和互联网公关相比，差了1000个车圈公关。”
随手举几个例子：
上周，演员仝卓实名举报33家影视企业涉税，虽没看到任何实锤证据，但仍引发业内连锁反应。其中部分公司正处于剧集招商期，不少项目因“舆情风险”被紧急暂停。类似的还有之前的宋祖儿事件，也是不见任何实锤证据，就知道导致几个非常优秀的项目直接停摆三年。
怪不得龚宇近期也公开表示娱乐行业的资金效率太低、“一个项目资金几年流转一回”的情况太普遍。甚至王冉之前统计过，
其他比较常见的则是年年撕、年年有的番位问题：《楚后》刚刚传出选角，男女主角番位之争便登上热搜。剧未官宣、未拍摄，评论区却早已打响舆论战，粉丝维权、控评、抵制如流程般展开。甚至连剧本走向和剪辑节奏，也在“高光”与“主角感”的角力中被迫调整。
这些现象，并不稀奇。反而像是行业的常态，创作越来越绕不过“非内容因素”。观众爱谁、粉丝要什么、热搜挂几条，成了剧集项目里要优先被解决的问题。
在今年3月底的网络视听大会上，李京盛公开指出，“有时候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的舆情干扰风险因素更大，比总局审查内容更充满不确定性。”腾讯视频CEO孙忠怀则呼吁，要让评论回归艺术本质，而不是被情绪和利益裹挟。
只是今天，这种裹挟早已不限于显性的粉圈之争。还有许多更隐蔽、更制度化的“观众意见”，正以看不见的方式，将创作推向更窄的缝隙。
整体而言，这也暴露了娱乐行业整体糟糕的公关环境，当“安全”成为第一原则，传统娱乐行业的下滑也成为一种必然。
（文中叶子、文茜皆为匿名）
#本文已采访三位相关人士，他们也是「娱乐资本论」2025年第281-283位受访者
劣迹、举报与黑公关，缺乏阳谋
三年多前，演员宋祖儿被前员工实名举报偷税漏税，尽管并对外公布过具体证据，但当时她主演的三部待播作品《无忧渡》《折腰》《光荣的制造》全部暂停操作，项目“自动静音”。
至今《无忧渡》播出，热度与口碑双收，不敢想象如果是在三年前就播出，无论是项目本身还是行业发展，可以收获多少益处。
几乎是同期，袁冰妍工作室因税务漏报问题被曝光。她本人发布道歉声明并完成补缴，税务机关并未公布进一步调查或处罚。然而，由她主演的《落花时节又逢君》直到最近才由其他演员顶替袁冰妍后期补拍、合成、上线。不仅播出效果“查无此剧”，袁冰妍本人也无声退场。
更典型的例子包括邓伦、张哲瀚、范冰冰等人。邓伦因个人税务问题被官方点名后，参演的大剧平台头部《夜旅人》取消播出计划，无限期搁置；范冰冰主演的S+级历史剧《巴清传》被迫更换主演并投入超6000万资金进行AI换脸，最终仍未播出，其他电影综艺更是不计其数。几位内娱顶流演员就此在行业中完全“退出系统”，更带着幕后上万人的心血和数十亿的资金沉淀在了后期机房中。
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固然值得严惩，但演员的流量并非“原罪”。制片人叶子向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透露，如今甚至出现了“反向操作”，利用大众对“流量”演员的刻板印象进行举报、黑公关，并且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相关行为。
这类举报看似是个例，实则成为近年剧集生产中反复上演的“幕后变量”，不是在公开舆论场里展开讨论，而是以匿名信、截图、监管举报等方式，在未露面的节点左右项目命运。
2023年4月，仝卓在微博实名举报33家企业涉嫌税务问题，涉及多家影视公司、经纪机构与演艺相关服务单位。这一动作引发了连锁反应：部分公司进入税务核查程序，北京文化商会启动税务培训，278家文娱类企业签署自律公约。举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引爆机制”，它既能触发审查程序，也能搅动行业神经。
仝卓的行为被更多人认定为“报复性举报”，作为学历造假的劣迹艺人，李明德案例在前，他也以另一种形式“舞”于台上。
有人消失有人回归，这其中是否有一套标准的“劣迹艺人认定程序”？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者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的通知》，提出“不得为违法违规、失德失范人员提供舞台和平台”，但文件本身并没有列出具体标准。行业内引用频率最高的，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试行）》，其中尝试将“刑事犯罪、涉毒嫖娼、税务严重失信、炒作丑闻”等行为纳入行业自律限制，但这份指南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更多作为道德引导，而且“炒作丑闻”的标准无疑过于宽泛。
类似“劣迹艺人”的具体定义与名单，至今没有国家级行政机构发布。部分行业协会或下属机构发布过“建议排查”或“负面提醒”，但使用时机总是非常随机。
比如今年上半年有一个短剧演员仅因网传截图、私德争议，马上被一个长剧的行业委员会定义为“劣迹艺人”，该短剧演员便迅速失去合作，连带其参与的数个短剧和参与的一些综艺活动也被取消或沉淀。
在宋祖儿“消失”期间，不同平台对于她参演的项目态度亦有不同，有的平台谨慎，即便其出演重要角色，亦不会显示出艺人形象，有的平台则大胆展示项目的班底阵容全貌。
制片人叶子笑言，“虽然网友因227事件，对举报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往往商战的手法就是如此朴实，想让你的项目暂停甚至消失，一个举报就可以。”包括一些上线又下架、开播又停播的剧集，毕竟举报比黑公关更“省钱”。
然而，对于大众来说看不见“程序正义”的过程，艺人或者项目一旦被启动调查程序，无论结果是否有问题，都很有可能就此被打上“劣迹”标签的恶名。
和它并行的，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干预，以争议艺人、名誉风险、代言风控为名义的“舆情评估”，或由流量带来的“黑公关对冲”。它们通常打着“合法”“合规”的旗号，实际已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创作裹挟，尤其在艺人选角、项目启动初期阶段影响巨大。
对此，李京盛也公开指出，“有时候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的舆情干扰风险因素更大，比总局审查内容更充满不确定性。”
但真的整个行业就需要如此阴暗或诡谲吗？
起码在互联网行业近期的京东美团就不是如此，因为在一开始京东发声时，大家就知道他们会进行外卖大战，作为一场“阳谋”，京东的声明、补贴、刘强东亲自送外卖，包括美团的反击和冷静，都在预期之内，也都使在了明面上。
而且，最终的实际效果远超娱乐行业的想象，都是阳谋，都是拳拳到肉的公关功法，依旧可以掀动巨大的影响力。
粉丝撕番，公关不被高话语权人群绑架
相比之下，粉丝舆论的角力反而娱乐行业的公关战里面，更容易被识别的一环。
在很多项目还没开拍的时候，创作本身已经不得不开始“平衡”了。
女性武侠剧《七夜雪》的男女主角李沁、曾舜晞粉丝因番位问题互相质疑资历与招商“扛剧”能力；刚刚杀青的古装剧《逐玉》男女主角色张凌赫、田曦薇粉丝互相攀比剧本、通告内的戏份时长；古装剧《风月不相关》在尚未官宣演员的情况下，网传男主角邓为粉丝已经就“概念海报中男主角身影不够突出”向平台发起“维权”。
如今，播出的、刚杀青、尚未开机的项目都可能遇到“粉丝维权”，导致粉丝争议的声音甚至大于观众对剧集的期待。
所谓“撕番”并非内娱新鲜事，但粉丝曾经只是对艺人署名前后的在意，已经愈演愈烈到对剧本的干涉。
“每一个项目只要你用了相对来说比较有粉丝、有一定流量的演员，都很有可能出现关于范围的争议。”华策克顿上海辛迪加影视总经理、制片人苏里向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直言，“现在就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会被自己所看到的信息影响，如果很多观众是没有办法花更多时间去判断这些舆情是否客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被舆情影响的状况。”
当观众的判断被算法和热搜重塑，舆论的起点就不再是故事本身，而是谁被“看见”得更多。
比如成熟编剧文茜，她曾遇到的女频偶像剧创作阶段，选角优先锚定男主角的演员邀请对象，制片人极力要求在剧本中增加男主角剧情，甚至要求将女主角为核心的冒险修改成男主角视角。文茜因此大为苦恼，因为这不止是戏份多少的问题，对主线也会有所影响，结果这方面的改动最终由后来制片人邀请进组的编剧专门“服务”男演员部分的戏份。
文茜感慨，“如果违背创作原则只为演员量身定制，播出后观众批判剧情时，首当其冲的又是编剧，可是编剧要签保密协议，能说话的机会几乎为零。”
这两日起点小说《楚后》影视化的演员番位争议也正在于此，女主选角陈都灵的消息流出后，再传出男主选角周翊然，此时周翊然粉丝维权要求“平番”。
“番位的衡量可能更多会参考演员本身的招商能力，以及流量号召力，号召力越强的演员，番位可能会越靠前。”苏里分析道。
编剧文茜向娱乐资本论感慨，“创作秩序被流量倒置，番位排序成了商业谈判桌上的头等事项，剧本逻辑反而靠后，创作者势必是被动的。”
招商逻辑优先于创作逻辑，为何？
爱奇艺创始人龚宇发表演讲提及，视频平台广告收入由2018年接近110亿萎缩到去年的40多亿，可想而知平台在剧集招商方面会何其焦虑？这也决定了演员流量决定番位的底层逻辑。
同时孙忠怀则在一个月前的演讲中承认长剧曾走过“唯IP论”和“唯流量论”的弯路。从平台到片方，在影视市场进入寒冬后的确开始逐渐回归“好内容”的创作思路，但面对广告市场的萎缩，在找到新收益路径之前必然无法立刻摆脱“流量逻辑”，也就造成了当下高商业化的偶像剧题材依旧依赖流量演员的现状。
事实上，所谓的依赖高流量，不过是依赖流量的高话题度和高舆情能力，之前小娱听过一个笑话叫“全网300追星女”，也就是说，真正热衷于在互联网刷存在感、制造舆情的，本来就是一批声量大但人数并不大的群体，为了这批人随之而来的高舆情风险，却放弃了好剧本好故事，只会让整个行业越来越小，导致这批人话语权越来越高。
闭环了这是。
再看看京东是怎么做的，他们绝对不局限于中产圈这个有话语权的人群，他们甚至清楚的知道中产圈对他们的评价。他们更多是用公关事件的手段，用人人都清楚的公众情绪，省去几十亿的新业务推广费。
舆情预演，过度防御成为创作的默认姿势
有时候，恶意舆情不一定从外部发起，它存在于一次犹豫的试镜，一句劝退的建议，或者从业者的焦虑里。
在半个月前的一次活动上，导演费振翔回忆起《山花烂漫时》的选角时提及，他找宋佳出演的张桂梅老师的角色之前，是邀请过其他演员的，但都被拒绝了，有人说“活人楷模不敢演”，有人说外形不像怕被骂。费振翔感慨，“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你们是演员，应该是去塑造角色的内在精神，而不是纠结外形像不像。”
《三十而已》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年顾佳这个角色原定由佟丽娅出演，却因粉丝担心“婚姻类剧情会让她现实形象被消费”以及番位未排在第一位，最终佟丽娅选择辞演。替换她角色的童瑶却随着剧集播出的大爆而迎来事业拐点，佟丽娅则被舆论一致评价“被粉丝误伤”。这起事件至今仍被行业视为“粉丝裹挟演员决策”的典型案例。
这些并非个案，而是蔓延在行业里的一种“防御为先”的气氛，为了不惹事，很多人宁愿放弃更好的合作、更多元的角色、更挑战的题材。剧本未必差，演员未必没诚意，主创也许早就想好了要拍的东西，只是他们都提前预演了一遍舆情，最终失去了突破类型的勇气。
苏里向小娱坦言，“对观众的正向引导是需要使用营销、文章、话术等公关方法的，但这些公关营销动作往往最需要的就是钱，一旦少了这笔预算，遇到问题时或许只能束手无策。”
所以如果没有预算的时候，只能前置判断、提前收口，把内容框在风险之外，把表达困在妥协之中。
这样的防御性生产，最终也在悄悄改变观众的接受习惯。过去，观众也许还能在剧集中看到人物的跌宕、矛盾与挣扎，而现在他们往往看到的是平均分配的“高光时刻”、避重就轻的“安全人设”，以及一部部被“公关预案”修剪过的剧集。
李京盛在大会上说，希望作品能有“更安全的传播环境”；孙忠怀则提到，应该“让评论回归艺术本质”。这两个愿望的实现，前提是我们不再把创作当成一场防守战，不再让每一部剧都从“别被骂”出发。
只有当表达回到创作者自己手里，而不是不断“预判”观众和“提早响应”平台时，内容才有可能真正立得住、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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