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 世纪时，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能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稳固统治，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帝国经济的瓦解直接导致了政治体制混乱，军事实力下降。

帝国内部，蒂玛制已不能维持帝国的发展与扩张，社会矛盾激化;帝国外部，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向外扩张，寻找市场。

帝国内部政治混乱

苏莱曼大帝时代后期的帝国已经出现政治上的衰败和管理的混乱，而苏莱曼大帝去世后这种情形更加明显。

从 1566 年至 1703 年共有 13 位苏丹，在这段时期正常更替的君主中，有执政能力的仅仅有两位，其余的要么性格懦弱,要么能力不够.不知道如何去治理国家。

当苏丹不能正常执政时，权力必然被后妃和大臣所操控，后宫和大臣干政，联手排除异己，打击持不同政见的有能力的大臣。

帝国内部出现严重危机，各行政机构大小官员任人唯亲，行贿受贿，甚至卖官嚣爵，出现越严重腐败。

腐败的出现导致了本就缺乏资金的奥斯曼帝国更加雪上加箱，政府之间阴谋不断政治不稳，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腐败中衰落，在衰落中进一步腐败。由于上层社会的混乱，社会矛盾激化，叛乱和暴动也非常频繁。

苏丹的昏庸无度导致政府的权威和信誉一落千丈，加上奥斯曼帝国疆域广阔民族成分多，帝国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大大削弱。17-18 世纪，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形成和扩大，一些行省总督不再忠于苏丹，甚至蔑视朝廷权威。

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除了伊斯坦布尔及附近地区外，许多行省脱离中央的实际控制，无论是行省总督还是统治行省的军事集团，他们有独立的财政权力，在有些行省，总督职位以世袭方式继承。

在奥斯曼帝国的边远地区，一些当地部族首领向苏丹权力发出挑战。在 19 世纪，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省份，些少数民族开始发起民族独立运动，想要脱离奥斯曼帝国，并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

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衰落给予西方国家以可乘之机，这个时期英、法等国本国内部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改革，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处于世界上领先地位，上升中的欧洲工业文明开始干涉帝国的内政。

面对少数民族的抗争，西方国家打着“道义”的旗帜支持这些运动，并提供起义者资金，他们的协助对起义者的努力的成功至关重要。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最终于 1805 年夺取政权，1804 年，塞尔维亚人开始叛乱，他们反对当地政府的严苛制度，向俄国寻求帮助。到 1817年，塞尔维亚王子的世袭统治确立，从那时起，塞尔维亚实际上是一个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

19世纪 30 年代，巴尔干半岛上的运动风起云涌，起初，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阿里帕夏之间的斗争之中，他们希望阿里帕夏会打胜仗，将他们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解放”。

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官员为了先制服阿里帕夏的基督徒支持者而囚禁当地的显贵，触发了希腊人的叛乱。

1821 年年底，希腊的叛乱领袖聚集在一起，宣布新宪法并向欧洲求助，在外在的千预下，1830 年希腊独立此后，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高压统治和外部西方国家的干预，一些地区纷纷独立巴尔干属国逐步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1861 年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于 1878年形成独立的罗马尼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875 年发生起义，1878 年在奥匈帝国的“保护”下取得独立。1875 年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获得独立。

西方国家对帝国事务的干预，严重影响了帝国内部原有的平衡，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西方国家给与的经济支持，使少数民族拥有独立的有利条件，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使得帝国土地、人口的锐减。

苏丹虽然进行以军事为主进行改革，但改革不能触动根本。由于资金的缺乏，军事物资难以与西方国家相匹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来说仍处于劣势。

晚期奥斯曼帝国不仅要阻止西方国家的干预，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还要集中力量管理少数民族的问题，阻止各地区的独立，派军队维持秩序，镇压叛乱，军事支出逐年增加，当国内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时，开始通过借债来弥补军事支出。

帝国内部离心倾向

奥斯曼帝国人口众多，有着不同的社会群体。随着帝国的衰弱，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大，各阶层之间矛盾激化，不断分裂。奥斯曼帝国中的显贵影响力开始上升，他们拥有的巨额资金使其在帝国内部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形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倾向,使奥斯曼帝国变得松散。

奥斯曼显贵一般指的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还包括前奥斯曼官员和伊斯坦布尔的主要家庭，他们发挥了影响力，并通过积累的财富和联系保持了影响力。

他们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这种控制是通过他们之间、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巨大的财富形成的联系而确立的。

奥斯曼帝国最初支持显贵建立大家庭不同的官员家庭成员地位不等，一般在 300-1000 名成员之间，战时他们可以为奥斯曼军队提供服务，在和平时期为高官履行职责。为了获得政府的行政任命，显贵们训练了大量的家庭成员。

17 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奥斯曼显贵的家庭成员中被任命到各省的重要职位。这些显要人物的影响力随着其家庭成员被任命为重要的行政职位而增加并传播到奥斯曼社会。随着奥斯曼显贵家庭影响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维持大家庭的影响力。

在这些家庭中，他们将继续培训家庭成员担任行政职位,17 世纪后半叶,中央和各省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由“被奥斯曼高官们抚养、训练或附属于他们的家庭”的人担任。

这些大家庭通过对虔诚的基金会、包税制的控制以及与商人的合作，参与到苏丹的经济生活中。随着这些家庭政治权力的逐渐扩大，苏丹为了维护统治将女儿嫁给高级官员，以此作为结盟和维护权威的手段。随着权力从皇宫转移出去，这种支持变得更加重要。

在 18 世纪初，苏丹穆斯塔法二世试图颠覆这一趋势，希望重新集中权力，但没有成功。显贵的地位和权力逐渐提高，分散了政府的权力，影响苏丹的权威。

在 17、18 世纪，几乎在任何地方，中央政府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地方家族变得更加重要。整个帝国的各个地区都落入了各省级家族的政治统治之下。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类，每一类反映不同的社会背景。

第一批人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到一个地区，随后在当地扎根的人。第二类由著名的家族组成,他们的家族在奥斯曼时期之前就是一个地区的精英。第三类一一似乎只存在于帝国的阿拉伯省份一一由奴隶士兵马穆鲁克组成。

在奥斯曼时代，马穆鲁克人通常出生在该地区以外，在战争或突袭中被奴役，并被运送到奥斯曼帝国。省长或军事指挥官随后在地区或地方奴隶市场购买了奴隶，将其作为军事奴隶或学徒带入家庭，并对其进行行政和军事艺术培训。

在训练过程中的某个时刻，马穆鲁克继续为主人服务，成为当地的佼佼者，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通过奴隶购买来为主人服务，从而延续了这个体系。

无论这些省级名人来自中央任命者、前奥斯曼帝国的精英或马穆鲁克人，他们都与乌莱玛当地的宗教学术团体以及商人和土地所有者建立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掌握了相当大的个人权力，也可以被家族用来与当地精英或奥斯曼中心谈判。

由于这些人掌握了巨额的财富，当政府缺少资金的时候必不可少的要向显贵们进行借款，并给以一定的利息，将借来的款项维护政府的稳定与开支。由于政府需要这些精英，他们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在政府内部影响力和决策权有了提升。

除此之外，少数民族的独立也使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量税收来源。帝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以经商为主，还有些从事医生等职业。

少数民族向奥斯曼帝国缴纳的税收占据了奥斯曼帝国税收来源中重要的一部分，由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兴起并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少数民族宣布独立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不但镇压少数民族耗损大半，税收来源也丧失了一部分，入不敷出导致帝国资金更加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