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今日头条「头条深一度」2025高考季特别策划系列稿件，请勿转载）

梁永安：我觉得咱们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也被看作人力资源。工业化需要分工，也特别需要有能力的人，哪怕工具性强点也行——因为工业化的科层制本来就不需要太多想法，只要听指令就行，这套设计确实适应了那个时代。但现在问题来了，咱们要搞新转型，特别需要有创意的人，这时候就发现人的建设成了最大短板。

你看中国古代像张骞通西域，玄奘一个人穿过塔克拉玛干的那种韧劲，现在太少了。虽说现在时代条件比古代好太多，但缺的就是这种独立精神、能每天打开新视野的人。

姚洋：我自己的经历也挺有意思。我是在西安考的大学，读的是厂矿子弟学校。当时一个国营集团公司有四个高中，我们二中是最好的，层层选拔到高二还能留在一班的，都是理科好的学生。班里50多个人基本都考上了大学，但报志愿时只有两个人选了理科院校——我报了北大，另一个报了科大，其他全报了工科。为啥呢？因为家长大多是搞工科的。

当时是估分报志愿，我大概知道自己的分数，有同学说“你报北大”，我也没想过北大遥不可及，就想试试。我化学考得好，但不喜欢化学；物理考得差，干脆不学物理；当时生物挺热门，我也不喜欢。其实心里喜欢文科，看到北大专业里有“经济地理”，带“经济”俩字就想报。填志愿那天早上，我爸妈急坏了，跑到学校说“别报这个专业，别上北大，去西交大”——那时候西交大可好了，工科仅次于清华。

多亏当时有个政治老师救了我。这位江老师订《美学》杂志，我们都不懂美学是啥。我妈也是老师，认识他，就请他来劝。江老师说：“第一，北大是综合性大学，和西交大不一样；第二，让孩子离开西安去外地看看。”就这两句把我爸妈说动了，我才进了北大。后来发现，我的分数比同班同学高不少，但也说明专业没那么重要——我学的经济地理，很多同学分数低，都是报复旦、武大没考上，被调剂到北大的。

这几十年下来，我现在做的事和本科专业几乎没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报志愿第一选大学，考上好大学就该去；第二选城市；第三才考虑专业。

梁永安：我当年高考选专业也是估分报的，不过我目标很明确：专业第一。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小学就爱语文课，中学还写小说、剧本，所以铁了心要学文学。

姚洋：那时候年轻人都有文学梦，进北大后还特想进五四文学社，可惜没进去，成了遗憾。

梁永安：后来我插队、进工厂当电工，在拖拉机厂搞工业自动化，修机床里的半导体线路。这活儿挺像玩游戏，对着输入输出模块琢磨：能不能在配件不变的情况下减少零件？或者加点东西让功能升级？还真挺有意思。但高考报志愿时，我还是铁了心选文学。

因为在大学家属院长大，我知道北大、复旦、南大这些学校的中文系分数高。我在云南工作，得先看哪些学校在云南招生。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的文学专业都不在云南招，北大在云南招考古和哲学——考古要一直蹲在那里刷啊刷，我想多走走，不合适；哲学我喜欢，但担心职业发展。最后发现复旦有“文学评论”专业，还行。不过复旦在云南还招微电子，这专业当时看着挺光鲜，我犹豫了一下，但很快还是选了文学。为了保险，我还报了武大图书馆学和云大中文系，想着怎么都能上大学，最后就来了复旦。

后来我连续多年参加招生，发现现在的考生想法变了。比如在新疆招经管类专业，文理兼招，很多高分考生扎堆报，家长就盯着就业和收入，根本不管孩子喜不喜欢。法学也是冲着“铁饭碗”去的，新闻和中文还算热门，可哲学、历史就没人报了，大部分都是高分没进经管，被调剂过去的。

但有意思的是，复旦哲学系的学生大多是调剂来的，可一年后他们反而是最喜欢自己专业的。哲学老师讲课从苏格拉底、泰勒斯讲到现代思想，教你用广阔的视角看生命、宇宙和价值。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关键是先得做一根顺应天性的芦苇，现在人选专业却把自己搞空了，不按生命本色选，这不就跑偏了嘛。

姚洋：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我纯粹不想学理科才奔着文科去，而现在很多孩子选专业完全被父母“包办”——家长总按“好不好找工作”来定方向，结果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学啥，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就像去年都在喊“别学文科，去学微电子、软件”，可照这么一窝蜂地选热门，四年后大批毕业生涌出来，找工作肯定难。说白了，跟着世俗标准瞎选专业，反而是最糟糕的决定——专业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孩子按兴趣选，毕竟啥专业都能出人才，硬逼着学不喜欢的，就算进了“热门”也未必有奔头。

梁永安：选校、选专业，其实真的是个大事儿，现在很多情况都不正常。比如说学校会统计考上多少清北的学生，把这个当成学校的“政绩”。当年我在新疆招生的时候，有个女生特别优秀，她就喜欢上海，想来复旦，结果学校不给她志愿表，从校长到教育局都要求她必须报北大，活生生卡着不给。她给我们打电话哭，我们汇报到学校后，打电话给那个学校，人家根本不理。后来这女生特别坚决，说学校这么做违法，到志愿表截止前几个小时，学校没办法了，才把志愿表给她，她最后才来了我们这儿。每年招生，一般新生来我都不会去车站接，但对这个学生，我是亲自去车站接的，哈哈哈。

现在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封建社会，也不像欧洲当初的贵族社会，靠血缘决定身份，以前人一辈子的身份都是血缘继承来的。现在社会没这个了，所以第一学历上什么学校，实际上会伴随你一生，有时候就成了你的一个身份，而且这个身份永远不变。所以很多人特别看重这个，其实没必要这样。

姚洋：没错，完全没必要！选专业就该按孩子的兴趣来。我刚才说把专业排在第三位，主要是想劝家长别老追热门——现在社会上好多所谓“志愿咨询”收高价，其实就是贩卖焦虑。他们搞培训的哪能知道哪个专业真的好？难不成还能预测未来？要是孩子都能按兴趣选专业、选学校、选城市，社会肯定能更丰富多彩。

现在大家都被单一的世俗标准牵着走：先是“必须上清北”，上清北就非要去光华管理学院；现在又变了，非得报强基计划或者软件这类热门专业。这样真的不好，教育就该多元化才对。

梁永安：是啊，人这一辈子要是没按自己的兴趣活，真的很苦。你看这世界80亿人，挤在地球30%的陆地上，而陆地只有10%适合住人，竞争多激烈啊——职场上的科层制、各种明争暗斗，本来干活就累，还要加班熬夜。这时候要是连人生选择都没按自己喜欢的来，一辈子干着不爱的事，那才叫亏大了。

姚洋：对啊，人就短短几十年，把时间浪费在不喜欢的事情上，一晃眼就退休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这才是真的亏。家长真该放宽心，让孩子选自己喜欢的。有了爱好，工作就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热爱的事，人也不会焦虑。再说了，现在城市里的下一代至少吃喝不愁，干嘛非得逼着他们“找好工作”“多赚钱”？能养活自己，按自己的意愿好好生活，这就是最大的成就了。

梁永安：是啊，你看侯孝贤导演，小时候就是问题少年，后来去当兵，部队生活枯燥，他就靠看电影打发时间，结果成了世界级的大导演。他能体会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的疾苦，所以拍出《恋恋风尘》这种片子，全是不容易的人生故事，这才是真本事。

现在中国工业化高潮过去了，你看美国搞农业的才2%人口，生产的粮食一半出口，相当于100个人里1个人搞农业就行，搞工业的也不到2%。大部分人都在第三产业，像电影、图书、文学、旅游这些服务业里。以后社会需要的是有个性的人，能在自己领域主动产出东西，不是只会听指令干活的人。所以家长看孩子，得想想10年后他的价值在哪儿，不能光盯着眼前那点事。

姚洋：没错，您说的太关键了！中国的工业化高峰在2010年就到顶了，现在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少，连带和工业相关的岗位也在缩减。但咱们的教育和家长的观念还停留在工业化时代，总想着让孩子找个“好工作”——坐办公室、写代码之类的，可这种岗位以后只会越来越少，反而是需要创意的工作会越来越多。

梁永安：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核心在于资源对接与创意革新。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民族国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年轻人的发展机遇显著。就像县域经济如今发展迅猛，尽管原创能力有待提升，但县级市和县城已逐步完善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科普馆等设施，大型商业综合体也不断涌现，连接着41000多个乡镇，各类有形无形的资源亟待激活，这正是年轻人开拓未来的历史舞台。

年轻人在其中不仅要具备独立开拓的能力，还要有良好的联合协作能力。不能只局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被既定位置束缚，还需要培养对话能力。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所提及的，既要学会倾听，也要善于表达与分享。交流中应注重经验分享与共识达成，而非执着于对错之分。国家的发展需要凝聚更多新共识，这就需要年轻人具备相应的能力，未来五到十年的变化将更为显著。

回想学校在80年代时英语学习热潮高涨，90年代伴随全球化进程，日语等小语种需求上升，如今西班牙语因南美地区的发展也逐渐受到关注。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表明，年轻人不能仅掌握固定技能，更要学会应对变化，具备再生与创造能力，这才是关键所在。

姚洋：没错，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对人一辈子的作用可能连5%都达不到。

梁永安：我们做过统计，复旦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去从事自己本专业工作的，只占11%。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相对应的大概是在10%。博士生毕业生大概占22%~23%。

姚洋：所以我们家长在焦虑什么。

梁永安：这提示着我们要不断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