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欠条，一生承诺

＂要么还钱，要么娶我。＂

清晨，病床前一张小纸条和那双明亮而坚定的眼睛，成了我昏迷十七天后看到的第一个画面。

那是1986年的盛夏，热得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

机械厂的车间里，汗水浸透了我的工作服，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气味。

我们厂接了个三級企业定单，要赶制一批新型农机，全厂上下都绷紧了神经。

那天，我正在高处调试传送带，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机油，脑门上的汗珠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老周，快点儿！支书说今儿个必须试机！＂下面有人冲我嚷嚷。

我应了一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谁知就在这时，一根松动的钢筋从上方脚手架坠落。

＂小心！＂身后有人喊了一声，我本能地抬头，随后便是一阵剧痛，眼前一黑。

等我再睁眼，已是半月有余，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呛得我直想打喷嚏。

病房里，一个白大褂身影天天准时出现，纤细的手指轻柔地为我换药，动作娴熟而温柔。

我眯着眼睛看清了她的面容，认出这是县医院新来的周晓琴医生。

她个头不高，瓜子脸，眉眼间透着股灵气，说话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县里人都夸她是个好大夫。

＂醒了？感觉怎么样？＂她一边检查我的伤口，一边问。

我想回答，却发现嗓子干得冒烟，只能用力点点头。

＂别着急说话，先喝口水。＂她端来一杯温水，小心地喂我。

水流入喉咙的感觉真好，仿佛干裂的土地终于迎来了春雨。

＂谢谢周医生。＂我哑着嗓子说。

她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三千八百四十六元七角。＂

她指着纸条上的数字，声音里带着倔强，＂这是医药费。＂

那数字几乎击垮了我——机械厂技工一个月才六十多元工资，医保报销后剩下的数目对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仍是天文数字。

＂我没这么多钱，＂我苦笑，脑子里快速盘算着该找谁借钱，＂除非拆了骨头卖。＂

＂那就按欠条上写的，娶我。＂她红着脸，目光却异常坚定。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还在昏迷中做梦。

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只听得见窗外的知了叫个不停。

＂周医生，您这是...＂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欠条上写得清清楚楚，要么还钱，要么娶我。＂她的声音不大，却铿锵有力，随后转身离开，白大褂的衣角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我望着她的背影，又看了看那张欠条，只觉得一头雾水。

这位周医生和我并无交集，素不相识，为何要提出这样的要求？

接下来的日子，她依旧每天准时来查房换药，专业而认真，只是再不提那张欠条的事。

我的伤在慢慢恢复，层层纱布下，皮肉也在一点点愈合。

厂里的同事来看我，带来消息说厂里已经给我垫付了部分医药费，但剩下的还是得我自己想办法。

＂老周，你咋这么邪性，好好的怎么就让钢筋给砸了？＂老刘是我师傅，粗糙的手掌拍在我肩上，＂要不是周医生抢救及时，你小子就交代了。＂

＂周医生？＂我愣了一下，＂就是那个年轻的女大夫？＂

＂可不，人家可是县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师，听说北京那边还来人要调她过去呢，结果为了救你，人家愣是推了调令。＂老刘说得眉飞色舞，＂你小子可走运了，命大！＂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震，这才明白为何每次护士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几分敬畏。

原来，我昏迷期间病情一度危殆，是周医生日夜守在病房，几次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

出院那天，我忐忑不安地等着她来查房，想当面问个明白。

可她却只留下一张纸条：记得按时换药，别碰凉水，欠条的事你慢慢考虑。

回到宿舍，面对简陋的单人床和斑驳的墙壁，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

从那张欠条开始，我的生活轨迹被彻底改变了。

出院后，我借着还债的名义去了周医生家。

県城老旧的筒子楼，楼道里贴着《工人日报》做的壁纸，隔壁传来《上海滩》的主题曲。

敲开门，出来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目光锐利，举手投足间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你就是小周？进来吧。＂老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屋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洁，桌上摆着几本泛黄的医学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字——＂医者仁心＂。

家徒四壁，简单得让人心疼。

周晓琴正在厨房忙活，见我来了，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爸，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病人。＂

＂知道，知道。＂老人点点头，＂坐吧，吃了饭没？一起吃点。＂

饭桌上，我才知道，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周老师，县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五年前我在返乡途中从河里救起的那个落水老人。

那年冬天，我回乡下老家，路过县城外的小河时，看见河中央有人挣扎，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救人，然后把人送到医院就匆匆离开了。

＂你小子有良心，我闺女有眼光。＂周老师笑着说，手指关节因多年粉笔灰而发白。

＂原来是您...＂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可我真不记得周医生...＂

＂她那会儿在医学院读书，你们没见过面。＂周老师喝了口茶，＂不过她知道你，我跟她说过好几次，一直想找机会谢谢你。＂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她选择我的缘由，却不知这是恩情还是爱情。

＂我爸把你描述得可神了，说你是他见过最有担当的年轻人。＂周晓琴端上一盘清炒白菜，笑着说，＂所以我一直记着你。＂

饭后，她送我下楼，我忍不住问：＂周医生，那张欠条...＂

＂叫我小周或者晓琴就行。＂她打断我，＂欠条的事不急，你慢慢考虑。＂

回宿舍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她专注为病人看诊时的模样，那认真的神情像极了一个倔强的小姑娘。

每当我问起欠条的事，她总是笑而不答，只说：＂欠条上写着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伤渐渐好了，可以回厂里上班了，但只能做些轻活。

我时常去小诊所找她，名义上是复查伤口，实际上只是想多看她一眼。

＂老周，听说你和那个周医生处对象了？＂工友们起哄，＂可以啊，一出事就找了个医生对象，真会挑。＂

我没否认，但也没承认，只是笑笑。

心里却明白，自己已经不自觉地陷进去了。

八十年代末的日子并不好过。

那会儿國家刚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工厂效益下滑，我的工资也跟着缩水。

周晓琴在小诊所值夜班，常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圈总是青的。

县城的冬天格外冷，没有暖气，只有煤炉能给人一点温暖。

我们常常挤在她家那个小煤炉旁，喝着稀粥配咸菜，聊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晓琴，你真的不后悔放弃去北京的机会吗？＂我问她。

＂北京有什么好的，＂她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我碗里，＂这里需要我。＂

我明白她说的＂这里＂不仅仅是县医院，还有我，还有这座已经容纳了我们青春和梦想的小城。

＂我听说，你们厂准备转产了？＂她突然问。

我叹了口气：＂形势不好，老厂长打算改做农用工具，小型化的。＂

＂那你怎么办？＂她眼里闪过一丝担忧。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笑了笑，＂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

＂瞎说，＂她轻轻拍了我一下，＂你有手艺，到哪都不愁。＂

就是这样简单的对话，却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勇气。

＂周医生，你后悔了吗？＂某个夜深人静，我忍不住再次问她。

＂我啊，只后悔当初写小了数，应该要五千。＂她笑着打趣，眼里却闪着泪光，＂不过，你这人倒也实诚，说还就还，分期也行。＂

我心中一热，鼓起勇气握住她的手：＂那要不，我先还点利息？＂

她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红着脸点了点头。

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吻，笨拙却真挚，像极了那个年代所有懵懂却炽热的爱情。

日子在柴米油盐中流淌。

我们结婚的场面很简单，没有酒席，没有婚纱，只在民政局盖了章，然后请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吃了顿饺子。

婚后，我们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小平房，一张床，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就是全部家当。

周晓琴把自己的那点积蓄都拿出来，置办了些简单的家具。

新婚之夜，她从枕头底下掏出那张欠条，郑重其事地在上面画了个叉：＂债务两清。＂

我接过欠条，翻到背面，发现有一行小字：＂遇见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傻样，＂她笑着擦掉我眼角的泪，＂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我所在的机械厂因为效益不佳，实行了全员大下岗，我也成了待业青年。

周晓琴此时已经在县医院站稳了脚跟，成为骨科的主治医师，但工资依然微薄。

我不甘心在家坐吃山空，开始利用自己的手艺修理各种农机具。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家各户都需要农机具，我的修理手艺很快就有了市场。

周末，我常常骑着二八自行车，带着工具箱下乡去修理农机具。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修好了一台从国外进口的小型医疗器械，医院的人都很惊讶。

＂你这手艺不错啊，＂医院设备科的老王拍着我的肩膀说，＂要不要考虑专门做这行？＂

我心中一动，回家和周晓琴商量了这事。

＂我看行，＂她眼睛一亮，＂你本来就对机械有天分，医疗器械又是个新兴行业。＂

就这样，我们省吃俭用，攒了些钱，开了个小作坊，开始尝试生产简易医疗器械。

开始的日子很艰难，订单少，技术不成熟，常常是赔本赚吆喝。

周晓琴依然坚守在医院，我则死磕技术，日夜不休。

县城的人背后议论纷纷：＂瞧周医生，嫁给个下岗工人，还要受这罪。＂

＂真是可惜了，当年多少条件好的人追她，偏偏嫁给个穷光蛋。＂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心里不是滋味。

＂他们懂什么，＂周晓琴却毫不在意，＂一个愿意为你伤心的人，才会是真心爱你的人。＂

她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993年，我们的小作坊接到了第一笔像样的订单——给县医院生产一批输液架。

那段日子，我常常工作到深夜，回家时周晓琴已经睡了，但桌上永远有一盏小灯和一碗热汤。

有一天，我回家特别晚，看见她趴在桌上睡着了，面前是一摞医学期刊和一份关于新型医疗器械的报告。

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抱到床上，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回来啦？饿不饿？＂

＂不饿，你睡吧。＂我轻声说。

＂桌上有汤，＂她又闭上眼，＂对了，我查了些资料，咱们的输液架可以改进，加个调节装置...＂

她又睡着了，呼吸均匀而平静。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疲惫却安详的睡脸，心中涌起无限感动和愧疚。

这个女人，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建议，改进了输液架的设计，果然得到了医院的一致好评。

从那以后，我们的小作坊开始有了名气，订单也越来越多。

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而来，我们顺势而为，将小作坊扩大成了小工厂。

周晓琴依然坚持在医院工作，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帮我管理公司的事务。

她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我的技术能力完美结合，我们的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1997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她眼睛像你，＂周晓琴抱着女儿，满脸幸福，＂将来肯定也是个有担当的人。＂

为了照顾孩子，周晓琴从医院请了长假，专心经营我们的家庭和事业。

这一年，国家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我们的公司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00年，我们的医疗器械已经远销省外，公司也从最初的两三个人发展到了几十号员工。

周晓琴重新回到医院工作，但这次她选择了做兼职医生，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公司和家庭上。

＂咱们的东西必须得有质量，＂她常常这样强调，＂这可是救命的玩意儿。＂

在她的坚持下，我们的产品质量一直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举国欢腾。

我们的公司也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自主研发的一款手术器械获得了国家专利。

这一年，周晓琴已经是医院的副院长，而我则成了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当年那个受伤的技工和年轻的女医生，如今已经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

然而，成功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初心。

周晓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热情和责任心，常常深入基层医院，了解一线医护人员的需求。

我也始终牢记我们的初衷——用良心做产品，用技术改善医疗条件。

2016年，我们的女儿考上了医学院，她说要继承母亲的志业。

周晓琴听到这个消息，眼泪止不住地流：＂值了，这一切都值了。＂

三十年后的一天，我们重回当年那家县医院。

如今的医院已经焕然一新，高大的大楼取代了当年的平房，先进的医疗设备取代了简陋的工具。

而我们，从当年的技工和医生，变成了知名医疗器械企业的创始人。

那天，我偶然翻出那张已经泛黄的欠条，猛然发现背面还有一行当年没看到的小字：＂喜欢你很久了，给彼此一个机会。＂

我猛然想起，那个坠伤前的春天，她曾在医院门口匆匆与我擦肩而过，我接住了她掉落的听诊器。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个温婉的姑娘，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周医生，当年那张欠条，我究竟是选了还钱，还是选了娶你？＂我问。

夕阳下，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像一把小扇子：＂你傻啊，这两样，你都做到了。＂

人这一生，遇见谁，爱上谁，最终和谁相守，看似偶然，实则蕴含了太多命运的奥秘。

而我们的故事，就从那张小小的欠条开始，写就了一生的承诺。

回望这些年，有汗水，有泪水，也有欢笑，但最珍贵的，是我们携手走过的每一个日夜。

那张欠条，早已不再是债务的证明，而是成了我们爱情的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