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眼泪的告别

＂大姑这是啥意思？奶奶的葬礼上连一滴眼泪都没掉，现在又急着走，是嫌我们这穷地方待不下去了？＂村口的杨婶子嗓门不小，说话时还不忘往周围人群里瞟一眼。

我叫周文生，是个普通的县城中学教师，教的是初中数学。

这次回到老家参加奶奶的葬礼，却意外见证了一场迟来的和解。

老家在河北省一个叫平安屯的小村庄，距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地。

奶奶走得很安详，睡着了就再也没醒过来，享年八十九岁。

村里人都说奶奶是个有福气的人，儿孙绕膝，没受什么病痛折磨。

葬礼按照农村的习俗办得很热闹，出殡那天，村里人几乎都来了，披麻戴孝，吹吹打打，场面很是隆重。

但我注意到，大姑周春花全程都面无表情，没有掉一滴眼泪。

大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是我父亲的长姐，早年嫁到了省城，成了难得的工人家属。

那是五十年代末，正是全国大兴工业建设的时候，能嫁到城里是多少农村姑娘的梦想。

我小时候，村里人都羡慕大姑，说她＂跳出农门＂，吃商品粮，不用挨饿受冻。

可奶奶却从不为此自豪，反而常常念叨：＂春花那个死丫头，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连年都不回来看一次。＂

记得小时候每逢农闲，村里人喜欢聚在一起拉家常，奶奶总会说起大姑的＂不孝＂。

＂你们说说，那春花，跟着她那工人爷们儿进了城，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一年到头见不着人影。＂

＂城里人哪，不跟咱农村人一样，那心早就野了。＂杨婶子总是这么应和着。

奶奶有六个子女，大姑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奶奶偏爱小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周建国。

家里好东西总是留给父亲，就连那台珍贵的＂红灯牌＂收音机，也是专门给父亲买的。

大姑每次回来看到这情形，总是沉默不语，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

记得我七八岁那年，大姑回来过一次，带了一些城里的糕点和布料。

奶奶收下东西后，却在背后嘀咕：＂城里人了不起啊，拿这些东西来显摆。＂

那天晚上，我看见大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发呆，月光照在她脸上，显得格外憔悴。

第二天，当我起床时，大姑已经走了，奶奶说她一大早就赶车去了省城。

小时候问奶奶：＂为啥大姑来了没住几天就走？＂奶奶撇撇嘴：＂城里人，嫌咱农村脏，住不惯呗。＂

后来每逢春节，大姑来得越来越少，有时三五年也不见人影。

八十年代初，村里开始有人家装上了＂大喇叭＂电话，靠着吼的方式和外地亲戚联系。

但大姑家却一直没有装电话，奶奶从来没有和大姑通过电话。

＂不联系就不联系，她有她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奶奶总是这么说。

九十年代，父亲在县城买了房子，想接奶奶去享清福，但奶奶却坚持要留在村里。

＂死了埋在这儿方便，跟你爷爷躺一块儿。＂奶奶倔强地说。

那时候，村里的电视机还是稀罕物，十户人家也不一定有一台。

父亲专门给奶奶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奶奶却说看不懂，放在堂屋里积灰。

每到周末，父亲会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着我从县城回老家看奶奶。

奶奶总是早早准备好饭菜，荤素搭配得很是丰盛，我们一家坐在一起吃饭。

吃完饭，奶奶会从柜子里拿出糖果给我，然后问父亲一些村里的闲事。

但从来不会问起大姑的消息，好像这个女儿已经从她的记忆中抹去了。

直到奶奶去世，大姑才又回到这个阔别已久的老家。

葬礼那天，乡亲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大姑的＂无情＂。

＂瞧瞧，春花那张脸，比城墙还硬，娘都走了，眼泪都挤不出来一滴。＂

＂城里人哪，心都是冷的。＂杨婶子撇着嘴巴说。

大姑站在灵堂前，面无表情，眼眶干涸如秋日的井。

我站在一旁，看着大姑消瘦的身影，不知为何，心里却有些隐隐的难过。

送完殡，大姑就收拾起行李，说要赶下午的车回省城。

＂算完账再走也不迟。＂父亲冷冷地说，声音像冬日的北风，刮得人心里发颤。

我以为又要吵起来，没想到大姑只是点点头，跟着父亲进了堂屋。

我好奇地跟了进去，却见父亲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发黄的账本，递给大姑。

那是一本用线装订的老式账本，封面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得厉害。

＂娘留下的，你自己看吧。＂父亲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大姑接过账本，翻开那泛黄的纸页。

那一刻，我看见她的手在颤抖，像是风中的树叶。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日期和数字：＂1975年2月，春花寄来15元＂，＂1980年春节，春花寄来50元＂，＂1985年冬，春花寄来100元＂……

翻到最后几页，记录依然继续：＂2020年，春花寄来1500元＂，＂2023年，春花寄来2000元＂。

三十多年，从未间断。

每一笔钱款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字迹从最初的工整到后来的歪歪扭扭，见证了奶奶年岁的增长。

＂那时候，十五块钱可以买两袋面粉啊。＂父亲的声音不再冰冷，带着几分感慨，＂那会儿公社食堂刚散，家家户户都缺粮食。＂

父亲点燃一支＂红塔山＂香烟，深深吸了一口。

＂娘嘴上不说，可每次收到你的钱，都要我给你写回信，就是不让我说她收到钱了。＂

屋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墙上那个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她总说你嫌弃咱农村穷，但你寄来的钱，她一分不少地都存起来了。＂

父亲吐出一口烟雾，＂后来家里条件好了，她就把钱都存进了信用社，说是留着给你养老。＂

大姑的眼睛依然干涩，只是肩膀微微颤抖。

她把账本还给父亲，轻声说：＂建国，我该走了。＂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她。

那是一个蓝底白花的老式布包，系带处已经磨损，但仍然保存完好。

＂这也是娘留下的，说是等她走了，一定要给你。＂

大姑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张泛黄的照片——她少女时代的样子，穿着崭新的蓝布褂子，扎着两条辫子，笑容灿烂。

那种笑容，我从未在大姑脸上见过。

照片背面，有奶奶歪歪扭扭的字：＂我闺女春花，最懂事的一个。＂

大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行字迹，仿佛在触摸某种遥远的记忆。

＂妈以前常说，我是她生的第一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头。＂大姑轻声说，声音有些哽咽。

父亲点点头：＂是啊，那时候家里条件差，你帮着照顾我们几个，没少受累。＂

＂建国，你还记得那年你得肺炎，差点没救过来吗？＂大姑突然问道。

父亲愣了一下，似乎在搜寻那段被岁月模糊的记忆。

＂妈一个人背着你，走了十多里地去公社医院，那天下着大雨，路上几次摔倒。＂

大姑的眼睛望向远处，仿佛在看着那个遥远的雨夜。

＂当时我才十岁出头，在家看着其他几个弟弟妹妹，害怕得直哭。＂

父亲沉默了，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后来你好了，妈抱着你，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再吃苦头。＂

大姑的声音平静，却带着说不出的沉重。

＂我记得。＂父亲低声说，＂所以她一直偏心我。＂

大姑摇摇头：＂不是偏心，是心疼。＂

她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回布包，系好带子。

＂谢谢你把这个给我，建国。＂大姑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我真的该走了。＂

父亲没有挽留，只是点点头：＂我送你去车站。＂

大姑摆摆手：＂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那天下午，我去田边散步，无意中看见大姑独自站在奶奶的坟前。

春风吹过麦田，泛起一波波金色的浪潮，远处的山峦在暮色中若隐若现。

大姑的背影那样单薄，像一棵守望了一生的老树。

她身边没有人，面对着新立的墓碑，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风吹过来，我似乎听见了压抑的啜泣声，像是被封存了几十年，终于找到出口的悲伤。

我没有上前打扰，只是静静地转身离开。

有些痛苦，需要独自面对；有些告别，需要私密的时刻。

回到家里，父亲正坐在院子里抽烟，面前摆着奶奶生前常用的那把竹椅，空荡荡的，像是在提醒着某人的缺席。

＂爸，大姑她...＂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父亲掐灭烟头，＂让她一个人静静吧。＂

夜幕降临，大姑回来了，眼睛红肿，却似乎卸下了某种长期的负担。

晚饭是父亲准备的，简单的家常菜：土豆丝、炒青菜、一盘腊肉。

席间，大姑讲起了她在省城的生活。

原来她嫁的那个＂工人爷们儿＂早在九十年代下岗潮时就失了业，夫妻俩靠着开小卖部维持生计。

＂没什么出息，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大姑自嘲地笑笑。

＂那你这些年，钱哪来的？＂父亲皱着眉头问。

大姑夹了一筷子腊肉，慢慢咀嚼着：＂省呗，能省就省。＂

她讲起自己怎样精打细算，怎样在每个月底算着家用，留出一部分寄回老家。

＂城里日子也不好过，什么都要钱，孩子读书，看病吃药，样样都贵。＂

大姑的儿子早年考上了大学，后来留在了南方，一年回家不过一两次。

＂跟我一样，也是个不着家的。＂大姑自嘲道。

父亲沉默地听着，眼神复杂。

＂那你为什么不常回来看看？＂父亲终于问出了这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

大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角：＂回来干什么？让妈看我过得不如意？＂

她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妈总以为我在城里过着多好的日子，我不想让她失望。＂

父亲愣了一下，似乎从未想过这个可能性。

＂再说了，＂大姑苦笑道，＂每次回来，妈不是嫌这就是嫌那，我心里也难受。＂

那晚，父亲和大姑聊了很久，直到深夜。

我听见他们在说起往事，有笑声，也有沉默。

第二天清晨，大姑执意要离开，说儿子后天要回省城，家里得收拾一下。

父亲没有挽留，只是点点头：＂有空常回来看看。＂

大姑答应着，却没有给出确切的承诺。

出门前，父亲递给大姑一个包裹：＂这是娘存的钱，都给你。＂

大姑愣住了：＂什么钱？＂

＂你这些年寄回来的钱，娘一分没动，都存着，说是要留给你养老。＂

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一共两万三千多，都在里面了。＂

大姑摇摇头，推回包裹：＂我不能要，这是我寄给妈的。＂

＂娘的遗愿，你不能不听。＂父亲固执地说。

两人僵持了一会儿，最终大姑妥协了，收下了包裹。

我送大姑到村口，等待开往县城的班车。

春日的阳光照在田野上，麦苗泛着嫩绿，村庄在晨雾中渐渐苏醒。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又特别的早晨。

大姑的眼睛红肿，却带着解脱般的平静。

＂文生，有空来省城看看，姑给你做好吃的。＂大姑拍拍我的肩膀。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奶奶其实很爱我，只是她不善表达。＂大姑突然说，＂我也一样。＂

班车来了，大姑上了车，向我挥挥手。

车窗里，她的面容在晨光中显得柔和而苍老。

望着大姑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明白，有些爱不需要言语，不需要眼泪，甚至不需要理解。

它就像大姑寄回家的那些钱，默默流淌，从不张扬，却从未断绝。

回到家，父亲正在整理奶奶的遗物，神情专注而哀伤。

＂爸，大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忍不住问道。

父亲停下手中的活，沉思片刻：＂有时候，距离不是地理上的远近，而是心里的距离。＂

他拿起奶奶的老花镜，轻轻擦拭着：＂你奶奶和你大姑，都是倔脾气，谁也不肯先低头。＂

父亲讲起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

原来，大姑年轻时本有一门亲事，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两人很是相爱。

但奶奶嫌那老师家境贫寒，硬是拆散了他们，把大姑嫁给了省城那个工人。

＂你奶奶以为是为了你大姑好，让她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父亲叹了口气，＂可你大姑心里一直记恨这事。＂

我这才明白为何大姑和奶奶之间有那么深的隔阂。

＂那大姑为什么还要寄钱回来？＂我不解地问。

＂因为再大的怨恨也改变不了血缘关系啊。＂父亲轻声说，＂你大姑心里，始终把这里当成家。＂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大姑，不是那个面无表情、沉默寡言的城里人，而是一个被迫离开家乡、心怀复杂情感的女人。

她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伤害过她的家，用实际行动证明着自己从未真正离开。

而奶奶呢，嘴上从不承认想念大姑，却将她的每一笔汇款都记录下来，将她的照片珍藏多年。

这是怎样的爱啊，明明深沉如海，却羞于表达；明明刻骨铭心，却吝于言说。

几个月后，父亲告诉我，大姑要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怎么突然想回来了？＂我有些惊讶。

＂她说想看看麦子收割的景象，好多年没见过了。＂父亲笑着说。

大姑回来那天，带了一堆城里的特产，还有一台新的彩电。

她住在奶奶的老房子里，每天早起晚睡，帮着邻居干些农活，像是要弥补这些年的缺席。

村里人都说，大姑变了，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城里人了。

一天傍晚，我看见大姑独自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望着天边的晚霞，神情恍惚。

＂大姑，在想什么呢？＂我在她身边坐下。

＂想你奶奶。＂大姑轻声说，＂以前每次回来，她总坐在这儿等我，嘴上抱怨着，手里却攥着给我准备的东西。＂

大姑笑了笑：＂我总是等不及要走，现在才发现，原来留下来的感觉这么好。＂

那个夏天，大姑在老家住了整整一个月，直到麦子收割完毕。

离开前，她在奶奶的坟前放了一束野花，站了很久。

这一次，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但不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释怀的、平静的。

那些没流下的眼泪，或许是最深的爱；而终于流下的眼泪，是心结的解开，是和解的开始。

大姑走后，父亲告诉我，她答应每年都回来住一段时间。

＂你奶奶在天上看着，应该会很高兴。＂父亲说。

是啊，奶奶应该会很高兴，她最懂事的闺女，终于回家了。

而我，在这场迟来的和解中，学会了理解亲情的复杂，学会了看透表象下的真心。

有些爱，需要时间去理解；有些和解，需要死亡来促成。

但无论如何，血浓于水的亲情，终究会找到表达的方式，即使是在生命的尽头，即使是没有眼泪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