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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她出生在法国，母亲一度决定不要她，父亲是国家副总理，母亲是全国妇联主席。

她却在新疆戈壁干过核研究，也为扶贫四处“求人”，她不是名人，却活得像一段冷门的共和国史。

特殊出身：革命家庭与颠沛童年

李特特出生于1923年，法国巴黎，那年她母亲蔡畅30岁，正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腹中已怀数月。

党内有人劝她终止妊娠，革命优先，她动摇了，最终是自己的母亲葛健豪坚定反对。

葛健豪是老革命，清末女子，早年丧夫，一个人抚养几个孩子，她说：“不能断后。”

蔡畅生下了李特特，产后绝育，她说自己只有这一个孩子。

李特特从小跟着外婆，父亲李富春常年在党内负责经济工作，那时已经在苏联训练或从事地下工作，李富春和蔡畅聚少离多，大多数时间是凭信件联系。

李特特4岁那年，短暂回到上海，与父母团聚，住在法租界一栋楼里，常搬家，为了安全，她改姓改名，用“李青”“李英”这些普通名字在地下党系统中流动。

有一次警察查户口，家里藏了几本政治书，她被母亲迅速塞进床底，她不哭，只紧张地盯着天花板。

“你叫李特特吗？”“不是。”她说得很快，像背熟了答案。

1938年，母亲将她送往苏联，苏联国际儿童院，专收中共党员子女，那时正是卫国战争前夕，儿童院条件艰苦，缺衣少食，冷得冻掉手指头。

她不再是“领导的女儿”，而是苏联国家培养的一名战时少年。

她学俄语、法语，每天训练，学开枪，学包扎伤员，16岁那年，被分配到战地医院，跟随医疗队转移到前线。

看到一个苏军士兵腿部中弹，被截肢前不断高喊“别动我刀带”，她听不懂词，但记得那条带子上缝着照片，那是他的家人。

17岁那年，她开始和成年人一起挖战壕、抬担架，身高不足1米6，体重不到45公斤，别人累倒，她接上去干，没人让她休息。

战争结束后，她没有留下，她决定回国，不是回家，是回到一个她只在记忆中听过、从未真正生活过的国家。

平凡奋斗：从北大荒到核效应研究

1953年，她回国，她没有进外交部、也没进清华北大，而是报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她带着三个月大的儿子，去了北大荒，黑龙江三面是林场、冻土、蚊子窝，帐篷里一个炉子，一口锅，自己带娃，也干活。

她的丈夫是苏联人，在战争期间相识，回国后因为语言、生活方式、水土不服，矛盾频繁升级。最终离婚。

她一个人，在黑土地上种地、砍柴、喂牛、挑水、养孩子。

没有保姆，没有厨师，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她是李富春的女儿，她从来没讲过。

一次组织上安排给她住砖房，她拒绝：“帐篷就行。” 住砖房就得调到机关，她不愿意。

三年后调往新疆，她被分配到核效应研究项目，地点在戈壁腹地。

她每天测量辐射数据，记录温度变化，穿着防护服，在沙地上埋电缆，太阳直射到仪器变形，晚上吃咸菜、压缩饼干、凉水煮的土豆。

她每天记数据，晚上写分析材料，时间一到就坐车回基地，不多说一句话。

有一次风沙太大，仪器零件吹飞，她沿风向走了近三公里捡回那个零件，没人知道她是谁，她也从不说。

1960年代，她被调回北京，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她懂俄语、法语，没人教她翻译，没人教她怎么分类技术资料，她看外文期刊，看完就记录关键数据，自己整理参考书。

那时候没有检索软件，一本资料翻译完，要手写三遍，错一行，重来。

她参与编辑《国外农业科技资料摘要》《国外农业》系列书刊，每期上万字，翻译率达到95%以上。

她带的年轻同事说：“她的俄语是苏联原音，发音特别硬，听着像广播里的播音员。”

她不笑，常年穿一件灰色呢子外套，办公室里挂满旧地图、资料柜锁得紧紧的，她每天早上8点到岗，晚上7点下班，周末来加班，不报销餐费。

她不参加宴会，不参加聚会，她说：‘资料不能等，农业不能等。’

她是情报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但从未挂过“专家”头衔，很多研究报告最后写着：“翻译：李特特。”

晚年使命：扶贫“化缘”的争议与坚守

1988年，李特特退休，她没有搬进宽敞的离休宿舍，而是主动去扶贫基金会报到，那年，她65岁。

基金会刚成立，没预算，靠国家拨了10万元，几个办公室职员，连打印机都借用的。李特特成了常务理事，不领工资，负责筹钱。

没人教她怎么筹款，她拿出一个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先找老同志”。她一个个打电话，一页页翻过去，圈出过去认识父亲的人，战友、企业家、前部级干部。

“我是李特特，李富春的女儿。”

“啊……你找我有事？”

“扶贫基金会，现在很困难，想请您帮帮忙。”

有人挂电话，有人说“最近手头紧”，有人直接说：“我帮你一次，不能总来找我。”

她还是一遍遍打，她说：“这些人以前都敬我父亲，现在都烦我，可扶贫不讲面子，讲成效。”

她说得不快，语气平淡，但咬字重。

一次去广东，她拜访一个企业家，对方没空，让秘书接待，秘书看她衣着朴素，不太上心。

她把材料拿出来，一页一页讲扶贫项目怎么做，哪个县、多少户、预算是多少，讲完，站起来：“麻烦转交，这次不捐也没关系。”

两天后，企业家打电话来，捐了20万元。

她背一个帆布包，里面是项目申请书、财政预算表、贫困户名单，包破了，缝补后继续用，她不请司机，自己坐公交，走访全国40多个贫困县。

有一次去甘肃天水，山路崎岖，汽车抛锚，司机说前面三公里没路，她下车走，鞋底磨平了，用胶带缠了脚掌。

到了村里，听村支书讲完情况，她记下户数、水源情况、缺口资金数，晚上住在村部，借一张竹席，把棉衣当被子。

扶贫款到账后，她不等人催，自己写报告寄去审计，每一笔都有记录，没一分钱模糊账目。

她说：“我不敢糊弄，怕对不起那些捐款人。”

后来有人笑她：“你是化缘的。”

她点头：“是啊，可不是给我，是给他们。”她指着照片上那些贫困户的孩子。

有人说她太执着，也有人背后议论她是“利用红色背景搞捞钱”，她听说了，不回应。

有一次内部会上，有年轻人说：“她搞不到钱的原因，是不会用手段。” 李特特没发火，只说了一句：“我只会用名单。”

1995年，她累积筹到超过1600万元资金，资助对象遍布40多个县，累计帮扶超过两万人，她拒绝挂名，不进先进名单，不出现在宣传栏。

她唯一接受的荣誉，是扶贫基金会“终身理事”，那张证书她贴在厨房门口，用胶布粘的。

精神传承：红色后代的另一种诠释

李特特一生，住在同一栋老房子里，80年代末，北京很多老干部搬进了新小区，有车有司机。

她仍住单位家属院，上下水老化，厨房小到只能放一口炉子，她说：“能用就不换。”

她有外婆葛健豪的照片，挂在卧室，葛健豪是早年赴法的革命者，变卖嫁妆资助共产党，晚年被称为“党的母亲”。

父母李富春和蔡畅，文革后恢复职务，晚年生活平静，李富春死前留下几件私人用品，全都上交国家。

她看到父亲留下的一张银行存单，金额不大，备注是“节余交党费”。

她从不向企业收“顾问费”，拒绝挂职，也不接受回馈。

一次福建某企业提出请她担任名誉董事，年薪30万元，她回绝，说：“我不是专家，更不能花我父亲的名声。”

她的老同事说：“她跟别的干部子女不一样，没那种官气，也没安全感。”

李特特病逝于2021年，98岁，没有追悼会，只在基金会贴了讣告。

她的遗愿，是不设灵堂，不送花圈，不留骨灰，她留下的衣物被打包捐给了一个残疾人康复机构。

她的事迹没有被大规模报道，只在内部刊物登过一篇短文，基金会一个年轻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看她的事例才来扶贫的。”

她没有子女继承事业，丈夫早年离异，儿子多年在国外定居。

她活了一生，不靠父母，也不靠符号。

在那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别人看你做了多少，自己要看自己做得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