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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的夜，枪声没响，心却塌了

她十八岁都还没到，肩上扛着的是莫辛纳甘，眼里装着满地的废墟。

这一年，战场没有红花，只有血迹，枪声和死人的味道。

那晚的风特别冷，像是有骨头的手，顺着废墟往安娜脖子里钻。

可让她起鸡皮疙瘩的不是风，是那地下室里断断续续传出来的喘息声。

她听得出来，那不是伤员的呻吟，也不是被俘的敌人求饶。

是男人和女人的声音，是那种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根本不该出现的声音。

安娜没敢走近，但她心里已经明白是谁。

地下室里，只剩下两个活人，一个是冷得像钢板的奥尔佳队长，另一个是副队长巴甫洛夫。

白天德军刚扫过一轮，阵地上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小队里只剩他们仨。

按理说，这时候谁都不该松劲，可她听到的却是那样的声音。

她背着枪，站在风里，心里像被乱枪打过，乱七八糟的。

她恨，可她又不敢恨太久。

因为她知道，明天可能谁都活不了。

她没打扰，就那样一直站着，站了一夜。

战争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她回忆起自己刚参战时的样子。

那时候她还是个爱脸红的姑娘，邻居家那个男孩，趁她写作业的时候在她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跑了。

她愣了半天，连骂都没骂出来。

后来再见到他，那男孩躲得跟见了鬼一样。

但她进了军队，进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大熔炉，就再也没那样脸红过。

第一个她打死的德国兵，长得竟然跟那男孩有点像。

她犹豫了半秒，然后扣下扳机。

死在她枪下的人，一个接一个，她数都不数。

她只知道，死的是敌人，活的是自己。

奥尔佳队长是个让人说不清的人。

她从不笑，讲话跟刀子一样。

她立军纪立得死死的，尤其是男女关系这事，她一律不准。

一回有个女兵跟男兵偷偷见面，被她抓住后惩罚站岗一整夜，冻得差点掉鼻子。

别人骂她冷血，她不回应。

可大家又都服她，因为她救过人，也从来不拿人命当玩笑。

可现在，她自己却破了她立的规矩。

就在这个快要死完人的夜里，她跟巴甫洛夫在地下室里做了那事。

安娜没去看，但她听得出声音里的情绪，不是冲动，是放弃，是不想再撑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德军就又压上来了。

安娜刚眯了一会儿，就被枪声吵醒。

她冲出去，发现奥尔佳已经不见了。

她不是逃了，而是抢了机枪，冲到街对面一个废墟里，一边开火一边吸引德军注意。

她打得很猛，像是知道自己今天死定了。

德军一窝蜂扑过去，安娜和巴甫洛夫想冲过去救她，可根本来不及。

奥尔佳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嘴角动了一下，那是安娜第一次看到她笑。

然后，就没了枪声。

那天，安娜没哭。

她只是把枪背好，继续守在阵地上。

她知道，队长不是变了，而是放下了。

她撑太久了，冷太久了，扛太久了，那晚，她只是想当一次普通人。

几十年后，安娜已经老了。

她坐在家里，翻着那本写满战地记忆的日记，还是会翻到那一夜。

她跟孙子说起那晚的事，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她说：“我那会儿听到的是不该有的声音，可我没打断。

我知道她是人，她也怕死。

她只是想在死前，活一回。”

安娜后来成了苏联军史上有名的女狙击手，可她最记得的不是自己杀了多少敌人，而是那一晚没开的一枪。

奥尔佳的遗体后来没找回来。

德军把那片废墟炸了一遍，连块布都没留下。

她的名字，后来刻在了纪念碑上，只有几个字，连照片都没有。

可在安娜心里，她一直记得那个微笑，那个她从来没见过的表情。

那天夜里，安娜没说话，也没开枪。

她只是背着枪，在废墟间走了一圈又一圈，把那点人情味留给了她的队长。

参考资料：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1945：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4.

Beevor， Antony. Stalingrad： The Fateful Siege. Penguin Books， 1998.

Сборни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женщин-снайперов РККА.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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