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富豪:向美国捐1亿,又给大陆捐500亿,竟被李嘉诚“威胁”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通车典礼上,一位白发老人悄然站在桥头,眼神沉稳,神情肃穆。

他并未站在红毯中央、也没有参与剪彩仪式,却被不少桥梁工程师、地方官员和老记者一眼认出,他是胡应湘,一位默默为这座桥筹谋了三十五年的香港实业家,也是这项世纪工程最早的提出者与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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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财经频道悄然播出另一则消息:李嘉诚旗下港口集团的集装箱吞吐量出现罕见下跌,单月跌幅达18%。

胡应湘的故事,从香港街头的一辆辆出租车说起,他的父亲是最早进入香港运输行业的商人之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家掌控着香港约一半的出租车牌照,是名副其实的“交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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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常人想象不同,胡应湘并未走上守业之路,青年时期的他,带着画板远赴美国求学,主修建筑工程,他的决定一度让家人不解,但回港后,他仅用三年时间就在香港楼市闯出名号,公司顺利上市,而当时的李嘉诚还在银行门口寻找贷款。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一次内地考察,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他随香港工商团访问广州,那里宾馆不足、接待力紧张,外贸人员为争一张床位挤在招待所,让这位受过西方工程训练的实业家深感震动。

于是他回港后第一时间组织资金,与李兆基、郑裕彤等人集资,在广州建起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酒店。签约那年,他坚持写入协议:项目盈利后,产权交给国家,1988年酒店盈利,他没有片刻犹豫地履约兑现,这在以精明著称的香港商界几乎是“异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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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内地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薄弱,从广州前往深圳,需要摇晃大半天,坑洼的道路让人难以想象这是即将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通道,胡应湘心里明白,如果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珠三角的发展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蓝图上。

于是,他把高速公路的构想带到广东省政府的会议桌上。当时不少官员笑他,“我们这没那么多车,修高速干嘛?”

在缺乏融资、技术、政策配套的情况下,他选择自掏腰包启动广深珠高速项目,并不断向内地推介高速公路理念。1997年,公路正式通车,他亲自站在收费站记录首小时车流——超过两百辆货车通过,所以他明白了,这座通道不只是连接城市,更是一次对未来发展路径的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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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风险的是他后续的虎门大桥项目,1994年,一场台风导致渡口翻船,数辆卡车被吹入江中,第二天,他搭最早一班飞机到广州,向省政府拍板提议:建桥!

这是当时全国最大跨度的公路桥梁项目,需要巨额投资,为了融资,他抵押了香港房产,甚至借了高利贷,累计投入逾三十亿元。2005年,虎门大桥回本,他没有延续收费期,而是当场指示拆除收费站:“路修好了,就是给人走的。”

1983年,胡应湘首次提出建设“伶仃洋大桥”,也就是后来的港珠澳大桥,在那次会议上,他的话还没讲完,李嘉诚的副手霍建宁当场拍桌子反对,因为彼时香港与珠海的海运业务几乎被李家垄断,建桥无疑是对其直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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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湘没有退让,他花数月跑遍伶仃洋,手绘图纸、积累风速、水深、地质数据,用厚厚一摞材料说服了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工程机构——大桥可行,而且必要。

资金成了最大障碍,但他选择绕开李嘉诚,转而寻找“李氏对手”——何鸿燊、李兆基。这两位商人闻听能打破李家垄断,毫不犹豫投入资金,大桥终于在2009年动工,胡应湘亲自在桥头工地埋下纪念石碑,题字:“功在当代”。

当大桥最终在2018年通车,工程师汇报:“能抗十六级台风。”他只是轻轻地摸了摸那块石碑,说:“这才是能传下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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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胡应湘累计向内地投资逾五百亿元,项目涉及电厂、口岸、高速路和桥梁,几乎每一个项目,他都只求“回本后归国”,其余利润不问,而他的老对手李嘉诚则在同一时期选择了另一条路径。

过去十年间,李嘉诚集团不断出售港资资产,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根据统计,已出售给外国资本的港口多达四十余个,其中包括广东重要的珠海高栏港,有分析指出,这些港口每年可创造数十亿利润,足以再建三座虎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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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比引发公众热议,支持李嘉诚的人认为商人逐利本无可厚非,而胡应湘的“理想主义”被视为不合时宜,但在大桥通车之日,桥头车流滚滚,不少香港市民从高楼俯视伶仃洋,也不免在心中多了一分敬意。

有人问胡应湘,这么多年图的是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指着远处大桥:“你看那桥,晚上亮灯的时候,像不像一串珍珠?”

那一串珍珠,是他三十五年亲手串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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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如今香港商界的新一代似乎更偏好投资房地产、科技初创或金融产品,以“回报周期短、估值高”为主的创业逻辑,与胡应湘的“基础建设派”渐行渐远。

但胡应湘并不悲观,他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呼吁:“做企业不是只为利润,也要为社会留下可以使用、可以依靠的东西。”

不过胡应湘也不是没有争议,1996年,他向美国母校捐赠一亿元,被港媒批评“崇洋媚外”,但他拿出那份陈旧的录取通知书回应:“是那所学校教我怎么计算桥梁承重的。不然虎门大桥的钢筋要多浪费三成。”

这是一个工程师的回答,也是他一生信念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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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像胡应湘这样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仍愿意投入“慢工程”的商人越来越少,他的理念可能不再被所有人理解,但他的桥、他的公路、他的坚持,已实实在在改变了无数人每日出行的路线,也默默影响着一个区域的发展结构。

有人说胡应湘“傻”,也有人叫他“老胡”,在珠三角很多地方,他的名字不常出现在报纸头条,却印在桥梁桥墩的纪念牌上、出现在工人饭堂的纪实照片中。

那些桥还在,灯还亮,车还跑。而谁在铺路、谁在拆桥,大家心里都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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