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垮台,图谋恢复其统治的复辟活动往往会持续较长时间。溥仪(宣统皇帝),是中国两千帝制历史最后一任皇帝,其在历史上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前往东北,甘当日本手底下的汉奸。

然而,溥仪一开始也并不想出此下策。溥仪之所以会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一方面源于自己复辟的权力欲望;另一方面则受到了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一是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二是孙殿英东陵盗宝。

如果没有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溥仪大概率不会去东北当汉奸

不满的冯玉祥

辛亥年间,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为了早日完成革命,减少溥仪退伍的阻力,在南北议和中提出了优待清室的建议。

对这一建议,两方都认可,也都接受,可优待到何种地步呢?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探询地提出:“仿照日本待朝鲜之例,如何?”

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有些不满意地说道:“再优厚些,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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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抱着“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的态度,也没有过于优待问题上斤斤计较。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了《优待条件》,主要内容为:溥仪逊位之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给予皇室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政府拨款;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宗庙陵寝永远祭祀,并派兵保护。

三天后,清朝皇室坦然接受,颁布了《退位诏书》。如此一来,统治中国267年的清朝覆灭了,成为了史书上的斑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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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是结束了,可皇帝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没有最后的归宿。

溥仪的逊位,背后是南方革命党和北方军阀之间妥协的结果。

没了溥仪,却又来了一个袁世凯。袁世凯的称帝之举挑起了战火,中国又再次进入了一个群雄争霸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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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袁世凯一直活着,中国尚能维持表面的和平。等袁世凯化作一抔黄土,各路军阀都想逐鹿中原,荣登大宝。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军阀单独控制着北京政权,其实质是英美国家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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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将矛头对准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以及奉、皖两系军阀。

在直系内部,冯玉祥和吴佩孚的矛盾最为突出,这也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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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本是河南督军的冯玉祥被吴佩孚剥夺了河南地盘。冯玉祥的部队进驻北京,吴佩孚又在军饷上难为冯玉祥,让他的部队“既不饿死,亦必瓦解”。

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冯玉祥本以为自己能重归河南,当一方诸侯,而结果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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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之下,心存怨恨的冯玉祥便成了孙中山争取的对象。

1924年秋天,冯玉祥同革命党人孙岳进行了密探,严厉痛斥了“曹锟、吴佩孚专政,搞得国乱民愁”,还声称“自己是早下决心,为国除害,但势单力薄,迄未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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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商谈了许多,冯玉祥获得了孙中山的支持,这让冯玉祥信心倍增。

随后冯玉祥又在古北口和张作霖的使者马炳南密谈,同样达成了推到曹、吴的协议。

张作霖还同意事成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和奉军暂不入关的优厚条件。

一切准备就绪,没了后顾之忧的冯玉祥,便带着部队浩浩荡荡杀了一个回马枪,开进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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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的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傍晚,住在紫禁城的溥仪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冯玉祥打进北京城了。”

不过,溥仪仍旧没当回事儿,反正和自己毫无关系。几天后,外面传来了风声,说“冯玉祥这个大老粗,听了孙中山的鬼话,要拿皇室开刀,以泄民愤。“

这下,溥仪和王公大臣才紧急开会,商讨对策。商量来,商量去,会议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一切听天由命。

另一边,冯玉祥迅速控制了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彻底掌握了北京城的城防。

11月2日,冯玉祥还将紫禁城的守卫部队缴了械。

在冯玉祥的眼中,保留清朝皇室是革命不彻底的象征,自己若解决了这一问题,至少可以完成辛亥革命的一个未竟之业,还能获得激进革命党的拥护。

11月5日一早,冯玉祥就派亲信、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来到了神武门,切断了宫中的电线。

随后,鹿钟麟带着士兵们,拎着手枪,别着炸弹,风风火火找到了内务府大臣绍英,气势汹汹拿出了“摄政内阁”昨晚修正的《优待条件》,命令绍英转交溥仪,让他签字,立即离开紫禁城。

绍英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哭腔,拿着修正的《优待条件》去见溥仪。此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你侬我侬。

绍英失魂落魄地闯进门来,说:“主子,冯玉祥派了军队,进了紫禁城,说是要让咱们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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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一下子跳了起来,接过了公文,紧张地看了起来。

新修订的《优待条件》中,不允许溥仪保留皇帝尊号,和国民处于同等地位;每年给皇室的银两也下降到五十万元;三小时之内立即离开紫禁城;至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妥善保护。

实际上,溥仪早就预料到自己的命运,只是没想到冯玉祥只给了三小时的时间。一旁的鹿钟麟还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要是不走,景山上就要开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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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过生死场面的溥仪终究是个软骨头,领着婉容、文绣出了紫禁城,坐上了准备好的汽车,来到了醇王府。

离开紫禁城之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文绣、婉容两人死都不愿意离开,鹿钟麟吓唬了半天也不行。

好在溥仪出面,才说服了文绣、婉容。由此也能看出,溥仪的胆略连女人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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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皇帝尊号被剥夺,小朝廷寿终正寝,冯玉祥自豪地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成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算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然而,对于冯玉祥这一举动,很多社会名流都表示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骂政府欺软怕硬,不守信用。令冯玉祥头疼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手握兵权的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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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表面上不公开评价,私下却对溥仪的近臣说:“告诉皇上不用怕,有俺老张!”

张作霖的算盘打的倒是响,其真实目的就是想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随后,张作霖就翻脸不认账,率军入关,大有席卷京津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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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在政治上起到了非常负面的效果,是不守信用的卑鄙之举。

但从道义上说,溥仪是率先违背承诺的一方。

很多人只知道“北京政变”,却不知道是张勋复辟在先。

溥仪及其周围的皇室、大臣等一众遗老遗少,密切配合张勋,妄图颠覆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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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一个较为中立的角度,谁都不是白莲花,谁也不无辜。

从长远来看,冯玉祥的原始动机尽管是为了自保,但客观上彻底消除了复辟的势力,避免中国历史在回到帝制时代,也算得上是大功一件,有其内在的历史进步意义。

另外,溥仪出走东北当汉奸,也不见得就完全由冯玉祥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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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东北当傀儡

张作霖控制北京,向清朝皇室承诺会恢复《优待条件》,让溥仪重回紫禁城。按理来说,溥仪不仅绝处逢生,而且前途堪称柳暗花明。

没想到的是,11月29日,溥仪突然离开了醇王府,到日本驻华公使馆避难。

这个抉择改变了溥仪一生的命运,也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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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

溥仪走上这条邪路,和身边的近臣郑孝胥脱不开关系。

郑孝胥生于咸丰十年(1860年),福建闽侯人。

晚清时,郑孝胥长期担任驻日本外交官,参与过戊戌变法、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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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并担任了溥仪的历史教师。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很枯燥的历史书,可据溥仪所说,郑孝胥口才好,讲的是妙趣横生,还向溥仪讲授了法西斯主义、托拉斯、社会主义等西方政治学术名词。

而且,郑孝胥性格随和,不像陈宝琛,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所以,溥仪对郑孝胥言听计从。

几十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自述道:“我和郑师傅的关系,就是慈慈禧和荣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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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郑孝胥的鼓动下,溥仪以看病为由,来到了日本使馆。

芳泽谦吉公使为了取悦溥仪,称呼溥仪为“陛下”,还将最好的房子让给溥仪居住。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溥仪沦陷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即将成为日本人的傀儡。

就连溥仪最为亲近的庄士敦也忧伤的说道:“他到了日本人手中,恐怕不会再放他出来了,日本人视他为一笔沉睡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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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溥仪为了远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又来到了天津租界。在天津,溥仪过了几年的安稳生活。

但溥仪内心还是惶恐不安,南方的北伐军节节胜利,一旦北伐军夺取了天津,新生的政权会如何对待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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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溥仪焦躁不安之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28年8月上旬的一天,溥仪接到了一个堪称晴天霹雳的噩耗——孙殿英盗取了东陵,洗劫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寝。

谁都知道,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掘人祖坟是伤天害理、十恶不赦的大罪,更何况挖掘的还是皇帝的陵寝,违背了张作霖和自己的约定。溥仪愤恨之余,不能不为自己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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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

为了说动溥仪充当“伪满洲国”的元首,关东军派出了老奸巨猾的土肥原。

一见溥仪,土肥原姿态很低,面带微笑说了一番问候语。

受尽凄凉的溥仪顿时倍感亲切,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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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向溥仪劝说,希望溥仪回到清朝的龙兴之地,亲自领导“伪满洲国”。

土肥原还向溥仪许诺,日本将会和“伪满洲国”订立攻守同盟,其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起初,溥仪还有疑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词不达意地说:“是独立自主,由您亲自做主的国家。”

就这样,在复辟的政治理想下,在现实情形的逼迫下,溥仪来到了东北,当了“康德皇帝”,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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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实事求是的说,溥仪去东北当汉奸,有客观因素,也有其本人的主观因素。

应该说,东陵盗宝,破坏了民国于1921年和1924年做出的承诺,是溥仪前往东北当汉奸的直接原因。

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和溥仪当汉奸的行为是弱相关性,最主要的还是孙殿英行为太过龌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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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主观因素在于溥仪骨子里也是一个复辟主义者,恢复大清江山是他早期的政治理想。

很难说即便没有东陵事件,溥仪就一定不会和日本人合作。

关键的是,溥仪当了傀儡,让日本右翼军国势力增添了政治砝码。

自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逐步扩大,开启了十几年的战争之路。

参考资料

《论民国政府处理逊清皇室的失误》 史学月刊 2000年 第3期 俞大华

《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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