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仅为2%;而自特朗普总统发起贸易战以来,美国当前的“实际”关税已突破16%,创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更值得警惕的是,税率可能还会进一步攀升——特朗普已向美国诸多主要贸易伙伴发出措辞强硬的信函,威胁将于8月1日实施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
这场关税博弈的核心问题始终是:谁来为这些额外成本买单?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结论明确:随着零售价格上涨,普通美国民众将成为最终受害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及其幕僚却轻描淡写地坚称,世界其他国家会通过降低售价来分担这一负担。然而截至目前,现实证据仅为这种乐观论调提供了微弱支撑。
经济学界对特朗普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扎实的历史与研究依据。过往研究显示,当一国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时,外国供应商通常会维持原有价格水平,关税成本最终会完全转嫁至进口国国内价格。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的实践已印证了这一点——当时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被证实“完全传导至进口商品的国内售价”。
部分外国企业对特朗普的新关税采取了类似的应对策略。
今年4月,法拉利将其汽车在美国的售价提高10%;英国英力士集团宣布旗下Grenadier越野车将涨价;相机制造商佳能也已向经销商发出涨价预警。
但从整体来看,价格波动幅度远不及预期。例如,关税“传导”至通胀的证据少得惊人:6月份,美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剔除食品和能源)环比仅上涨0.2%,低于普遍预期的0.3%。经济学家虽在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发现了关税导致价格上涨的痕迹,但寻找这些证据的难度远超预期。
这一令人意外的结果该如何解释?德意志银行的研究给出了一种可能:美国企业而非消费者正在为关税买单,它们选择接受更低的利润率。此外,一些企业在关税实施前提前增加库存,这使其暂时避免了涨价压力。
另一个变化是,外国供应商可能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承担了更多成本。日本电子公司任天堂将Switch2游戏机的美国售价稳定在449.99美元;许多中国制造商似乎准备效仿——餐具供应商富岭表示,客户希望其承担“部分新增关税成本”;深受美国Z世代喜爱的韩国美妆品牌TIRTIR也宣称能够吸收大部分关税。
日本央行追踪的数据显示,以日元计价,该国对美出口汽车价格去年下跌26%,部分跌幅可能源于汇率变动(美元疲软时,美元售价不变会导致日元收入减少),但这又引发新的疑问:为何日本汽车制造商不通过更大幅度提高美元售价来应对?
更全面的数据也指向类似趋势。《经济学人》收集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加拿大、德国、墨西哥等)出口价格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出口商曾在2021-22年通胀飙升期间,在12个月内将价格提高15%以上;但过去一年,其出口产品的平均本币价格下降了3.6%,这种情况在特朗普第一次贸易战时并未出现。
外国供应商为何展现出如此“宽容”的态度?
一方面,一些企业老板比以往更担忧美国消费者的反应——高通胀的记忆仍未消退,民众对“万物皆涨”的不满情绪强烈,普通家庭几乎难以承受更高价格。
另一方面,外国公司自身财务状况相对良好,有能力承担关税压力:过去十年,新兴市场上市公司总利润率提升超过两个百分点,欧洲公司也实现了类似增长,这些企业至少目前能够承受利润的小幅下滑。
然而,美国经济可能很快将更深刻地感受到贸易战的痛苦。
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指出,尽管部分中国企业已降低价格,但降价幅度远不足以抵消当前巨额关税的上涨;此外,目前承受成本的外国公司可能无法永远坚持——尤其是若特朗普政府如承诺的那样,在8月1日加征更高关税。
特朗普总喜欢挑战对手,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其他领域,但在这场关税博弈中,他最大的对手或许是其政策本身引发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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