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砰响后,客厅的门成了记忆,几个民警疾步闯入,把卧室的门口死死堵住。屋里床上,躺着的两个人一个头发都白了,一个年纪看起来最多五十出头。气氛有些微妙――这不是普通的家事闹剧,而是张家口曾经叱咤一方的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和他的老搭档冯季玲,被“请”去喝茶的时刻。

史无前例!贪财好色酿成4.6亿大案,73岁在寡妇家被抓获,他是谁

李国庭半撑起身子,和窗外微光对视一眼。他并不反抗,仿佛反倒松了口气。拉开被褥,他看向民警,神色平静得近乎麻木。但按理说,以他的能耐、名声,谁能想到有一天是这样落幕?

很多人认识李国庭,是因为他头顶那句响当当的头衔——“北国烟王”。可其实,他最初的路子和寻常人没什么两样,老家在天津,父母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靠着做点小生意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李国庭小时候爱钻空子,也爱数钱。家里不是暴发户,倒是从骨子里讲信用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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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天津的早晨,胡同里总有人吆喝着卖油条豆浆,李国庭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衫,踮着脚往巷口张望。他父亲喜欢念叨规矩,意思是生意再小也要有人情有道,这大概是他后来做事情讲分寸的起点。被战火围困的城市,能拿一笔钱去读书已属不易,李国庭偏偏念完了高中还去旁听了几节商科课,算计着有朝一日要“撑个摊子”。

解放后各地工厂逐步建起,李国庭二十多岁进了张家口卷烟厂,刚开始也不过是个小办事员。别看烟厂那会儿不起眼,任务重、油水少,全靠厂里一帮脑筋灵活的老职工咬牙顶着。李国庭有一样本事:他真懂业务,识人用人也很有门道。1970年代后卷烟厂迎来国营企业的集体大改组,厂里干部来来去去,基层却常年少有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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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别人还琢磨怎么混日子、关心“票子本子”,他盯上的却是厂子未来十年的市场局势。比如那时南方烟市兴起,很多烟厂都陷入死磕老配方的死胡同,李国庭瞧出苗头,力主引入新技术。他曾一口气请来上海工艺师调配紫金山卷烟,还带人下南方市场做过详细调研,那可是改革开放初期,去一趟广州的火车票都要托关系。他闯进来的第一把火,就是裁掉十几个效率低下的中层,然后豪赌似的上了“带过滤嘴、淡香型”的新系列卷烟。

卷烟厂像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几年内销量噌噌涨,当地很多老职工至今还念叨李国庭有点“舍得下狠心”。厂里一年纳税总额跃居全省第一,张家口财政厅负责人带着锦旗而来,大家还真有点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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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骨子里的精明、雷厉手段,和老国营厂那种松散惯了的氛围磕得厉害。有一年工会投票,李国庭“下课风声”传遍食堂,结果反倒让厂里一批业务尖子站出来力挺他,说“能有饭吃还不是靠李厂长盯住活”?这样的人物,注定同行看着眼红,上头领导则想借他来拉一把政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里烟草、财政一把手都换了,李国庭却连升两级,一脚踏进市烟草局,又混进了政协,在张家口这种地方,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外头传得神乎其神,说北国烟王“有单子就能批、有事就能摆平”。但风头太盛,也就有了麻烦,一些敏感的人开始离他远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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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候李国庭已经被权力带着往深沟里拉了。他和冯季玲的关系,不只是外头流传的“老搭档”,更是利益捆绑。厂里账目每到年终清查,总能神奇地对得齐。但也有人发现,有几笔销售和研发费用来去极快,如同流水,后来才知道,是冯季玲借高级财务管控,做了账目“手脚”。

烟厂当时的长三角、京津冀两大销售渠道,出厂单价和高端品牌溢价极高。早年厂区新建了科技楼,有人甚至悄声议论“上面那批资金只怕没都下到实处”。细心的会计小陶说过:许多账目几乎无人能看懂,但老板娘、就是冯季玲,心里每一分钱都清楚。果然,查账小组审核后,才发现烟厂高额利润流向成谜,冯季玲协助李国庭绕账转移的金额,后来被查出来超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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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一回事,人情脉络也纠缠不清。早些年烟厂私营渠道不多,后来改革浪潮影响下,一批私商涌现。闫满常原是保定一个小烟贩,和李国庭在产销对接会上结识,场面人都说,这人嘴碎会来事,是“有办法搞定关系”的那种人。闫满常私下喜欢夜里约上李国庭喝点酒,杯盘狼藉下商量的,是假烟经营和账外交易。很多烟厂流出去的大单,表面做得光鲜,实际上假烟、酒楼洗钱一应俱全。闫满常成了烟厂“外联总管”,每年能倒手几百万假彩包烟,连省城都有门路。

卷烟厂的体系老旧而复杂,资金从冯季玲那里轻松流出,比如,一次北京账上突然多了一笔巨款,有人心照不宣,但实际上这些钱,有多少成了某两个家庭的“后备粮”,后来也没人能说得清。那年查出来冯季玲转移资金的数额,比李国庭个人贪污款项还多近一倍。不只是钱的问题,那意味着整个财务体制都被撬开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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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李国庭后劲不足,有人还记得他去香港考察时,手里一直拎着资料袋,嘴上说着生意经,转头在外头却迷上了个姓朱的女人。朱某来头不大,却擅用“温情攻势”,让李国庭犯了大忌。明里说是帮她在深圳注册公司,实际上就是用合约公章和烟厂资源做后盾。她公司逐年做大,小圈子里咬耳朵者不乏,说是托了“李厂长的老脸”。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很快李国庭和冯季玲的事被人实名举报。此后调查组进驻,厂区一再盘查,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冯季玲听到耳风,索性卷着账上几千万离境,事后据说换护照用了改名法,还一度藏在东南亚小岛上。李国庭反应慢了半拍,人脉虽广也顶不住省里“彻查到底”的力度,他曾东躲西藏,最后藏到了天津一个情人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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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夏某,还在煮粥,见李国庭拖着个行李箱过来,“只是犯个小错,暂时避避风头”。她哪里知道这是大祸,警察破门那刻,所有解释都毫无意义。审判的结果,没多大悬念。李国庭涉案金额高到吓人,光非法制造假烟一项,查出来就有四个多亿。冯季玲国外生活没过几年也被引渡回国,二人处分书成了张家口那年月饭桌边的“谈资”。

回头看这些年,曾经的烟王、功成名就的厂长,东窗事发那一刻,形象彻底崩塌。卷烟厂后来的职工谁都无话可说,伙计们咬牙切齿地讲起那个年头的奖金,说“要是账清楚,我们也不至于这几个月等不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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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真像穿堂风,安静地来,最后带走一切。人算计半生,到头来却成了惊堂木下的“反面教材”。我也忍不住在想,是不是每个有权力的人,遇见诱惑和趋利绕不开的那一关,最后只剩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留给后来人的,也许正是这句温吞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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