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今年认识了一个带刀办案的女律师，她叫佟诗垣。

她就藏在我朋友——张飞的律所里。

张飞是怎么跟我介绍她的呢？

为受欺负的朋友讨回公道，她敢抄菜刀砍土豪，在法庭上遭到不公待遇，她敢跟法官、书记员拍桌子瞪眼。

当她的代理人受到委屈，或者站在正义一方时，她办案子就特别有激情，能通宵读卷宗，隔三差五就去看望当事人。

当她的代理人是恶人时，她的脸能拉到地上，每天上班的表情像是别人欠了她钱。

就这么一个眼里见不得不平事的女律师，庭审的时候永远穿一身律师袍，情绪一爆发，就下意识地撩起裤腿，露出文身——海绵宝宝。

我对这个律师太好奇了，赶紧让张飞好好跟我讲讲她的故事。

以下是律师张飞的自述。

在我们律所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富二代、搞押车的、当过法官的，但要说最刚、最硬的，一定是佟诗垣。

绝大多数时候，我喜欢她这种刚硬，可是有时候砸脚上是真疼。

2021年，我们接到一起疑似猥亵的案件。当事人是一名巴士司机，他租下一栋出租屋，再低价转租给年轻女孩，但他在屋里放满针孔摄像头，拍摄下女孩的私密视频，最后以泄露私密视频做威胁性侵女孩。

这样的事，警方怀疑他连续做了十多起，只有最后一个女孩选择报警。

这桩疑似猥亵的案件就是佟诗垣负责的。

为什么说是疑似呢？因为嫌疑人说虽然发生过关系，但采取了保护措施，也已经将证据销毁。这混蛋还悄悄告诉佟诗垣，他连公安的审讯都扛住了，只承认自己的猥亵行为。

检测报告出来后，确实如他所说，没有证据。

如果只站在律师打官司的角度来说，这使得这桩案件变得“有得打”了。而且你不打，去当一个起诉他的律师，也会因为没证据而败诉。但接下这种案件，对律师的心理素质要求很高，得忍着恶心去办案。

案子迟迟不见音讯，有一天我问：“那桩猥亵案什么进展了？”

佟诗垣平静地说：“没有进度，我退掉，不想做了。”

听到这话，我先是一阵懵，接着问：“你退掉案子不跟我说一声？”

没想到她说：“案子是我做，我上庭我说了算。我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内心做不到，我很矛盾，很同情她们。你让我怎么做？这钱我自己承担。”

当时我们受理这起猥亵案，收了四万块律师费，但是想要退掉就必须拿出更多钱，付给当事人家属违约金。佟诗垣套用自己的信用卡，还借出网贷，愣是把这笔钱付了。

有时律师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在生存和人性之间选边站，很难很难。我也理解她，在这个事儿上，她完全可以选择人性，只是我没说，这4万元对律所有多重要，当时我们十几个同事就要陷入失业状态。

佟诗垣很年轻，我一度认为，她那几年的人生座右铭是：绝不妥协。跟她小腿上纹的海绵宝宝一样，她说：海绵宝宝是天真的，但也是理想主义的，世界在荒诞，也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

我有时听到这些话也头疼，她不只是我们所的律师，也是我的第一名合伙人。

迟早有一天，她的天真与理想，会给这个律所带来什么不可避免的影响。

我认识佟诗垣的时候，她还没毕业，就是一个“持刀律师”了。

那时，我觉得她是个性格直爽的姑娘，看得惯的看不惯的，都挂在脸上。她是汉族，但有着凉山人骨子里特有的耿直、厚道、不羁，很多时候，她倒是比一个男人更显出气场。

当年，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是搞装修的，在老板的店里切割不锈钢材料，结果老板没留神碰到他，朋友晃动了一下身体，切割机从他手背的虎口处切下去。

可是那个老板却坚决不赔偿，我就叫了几位共同的朋友，到老板家里要赔偿，其中就有佟诗垣。本来只是想谈谈，最多仗着人多，吓唬吓唬完了，没想到老板软硬不吃。佟诗垣骂了句狗日的，转身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冲着老板的脸走过去。

"晓不晓得我们惹毛了真的要宰手指母儿的！"

老板被吓懵了，呆愣愣地坐在沙发上，眼睛瞪得圆滚滚的，像是镶了两个玻璃弹珠。

佟诗垣一只手把老板的手摁在茶几上，另一只手把菜刀压在他手背上，“不想给医药费就算了，给你手背上来一火就算扯平了！”

朋友凑到耳边，轻声问：“你哪儿找来一位女侠？”

那只手最后没有剁，老板被吓得当场既转账了，自那以后，我对佟诗垣的印象，就是一位女侠。她也是学法律的，导师很有名望，所以创业做律所的时候，第一就想到她。

没想到，女侠这东西是个双刃剑。

每当我们去接法律援助、公益案件，或者当事人是正义方的时候，佟诗垣都特别有激情，卷宗能翻到天亮，满脸浸泡在理想主义的油光里。

那时律所的经营状况好，我们每年都拿出一笔钱去做扶贫，开车拉着文具、衣物等物资，到贫困山区的学校，给那些孩子送东西。

每回，佟诗垣看见这些孩子，都哭得涕泪横流，闹得人家孩子都害怕。她呢，转身拉着我上车，到镇上买空文具店的文具和书包，装了满满一后备箱，再到银行取钱，运回来，连现金带这些书包、文具，一块给孩子们。

可是每当我们接的案子，当事人不站在正义的一面，佟诗垣的脸就像别人都欠她钱似的，不情不愿，闹得我还得给她做思想功课，提供情绪价值，我怀疑自己不是律所的掌门人，而是大保姆。

律所成立以来，我们做过免费的消费者维权，打过很多法律援助，接过很多边藏地区没有人接的案子，也参与过聋哑人手语法律词典的编纂，这些事我做的时候也很有激情，可是它们唯独缺少了一样功能：让律所挣钱，活下来。

直到三年前的初秋，由于疫情肆虐，律所只剩下一个月的活路。

那时我们欠下律所里16名律师，以及财务、行政的工资七八万块钱，还有三个月房租，连带物业费、水电费。物业下发了催促函，一个月内让我们缴纳房租，不然就滚蛋。

律所的公车早就卖了，我们的出行工具替换成两个轮子的电动车，用餐都是盒饭，屋里舍不得开空调。为省钱，我和佟诗垣的社保都停了，我俩的工资也全部挂帐。

写字楼里隔三差五就有倒闭的公司，每天都有物业或者法院的人过来贴封条。

同层有一家互联网电商，发不出工资垮掉了，十几号员工来我们门口，想让我们给他们打官司，追工资。电商老板也找到我，很坦然，“锅里没有了，碗里也没有，怎么判我都认，但我真的没钱，找律师就是想给我少判点。”

我当时觉得很魔幻，下一个就到我们了。

就在这时候，一桩能赚钱，但缺德的案子送上门了。

找到我们的，是一家农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戚总。我和他见过几面，但不熟，直到他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才认真打量这个人。他四十多岁，很胖，个头很矮，只有一米五，脑袋秃顶，但是眼睛很有神，一进屋，扫视一圈，眯着眼睛露出假笑。

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一位漂亮的秘书，和穿着蓝色西装，手提公文包的法务。

比起那位法务，我们就像街上摆摊的。我身上是一件宽松的短袖，佟诗垣穿着七分裤，小腿露出海绵宝宝文身，那是我推荐她看海绵宝宝以后，她文在身上的，她觉得海绵宝宝很多时候都荒诞、夸张，但是并不能改变它的天真和理想主义。

戚总简单寒暄两句，说出案子的背景。

简单讲，他们为了种草，误把村民的祖坟给刨了。

农业公司种的是一种叫巨菌草的东西，这玩意很有经济价值，不光能做饲料，还能做养殖食用菌和药用菌的培养料。拿到荒田后，戚总就派工作组进驻，在村里张贴告示，让家里有坟在承包地上的村民去登记，领取补偿金后迁坟，每座六万。

三个月后，整片田地里唯独剩下四座没有墓碑，也没有村民认领的坟。于是工作组挨家挨户上门询问，得到的答案是：“这四座坟是没有家属的孤坟”。

农业公司心存侥幸，雇佣推土车司机，粗犷的机器冒着黑烟往前跑，荒田里四座凌乱的土包给干平了，一堆惨白的骸骨露出来了。

没过片刻，一帮村民乌泱泱地往田里赶来，三四十岁的庄稼汉，举着锄头，木棍、铁锹和扁担，把推土车围了个水泄不通。

被推平的坟属于村里三家人，他们一致推举了一位村民做代表跟戚总的法务谈判，村民代表提出要求，推倒的四座坟，每座五十万赔偿，一共两百万。

戚总给得起两百万，但是不敢给。他害怕给出这笔赔偿，已经拿到迁坟补偿金的村民，会觉得不公平，都要求追加赔偿，要是这样算下来，每座坟都给五十万，生意不用做了。

谈不拢，坟主很快委托律师起诉，撂下狠话：县里法院领导和法官都是我们村里走出去的！

没辙，戚总只能准备应诉。农业公司养着一群法务，都觉得官司根本打不赢，他只能去外面找大律所，咨询了五六个，人家都不想接。大律所不缺营生，替一个刨人家祖坟的大公司打官司，传出去不好听。

的确不好听，这案子如果搁在我们不缺钱的年景，我也不愿意接。

可惜现在的我们没有选择。

戚总说：“你们接，我愿意一次性支付律师费。”

这种客户是顶级优质客户。因为很多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不好，打官司找律所，都想走全风险代理，赢了，到手的钱才和律所分成。这样其实不好，因为官司能不能赢我们心里有数，但是钱不一定能追回来。

我看了一眼佟诗垣，她在保持微笑，竭力隐藏自己的不高兴。

我知道这案子肯定是佟诗垣不乐意接的。

但是她也看见同楼上封条的公司，也知道律所还剩不到一个月。

卖掉律所公车时，我们聊过倒闭以后的事，我估计不再当律师，她呢，想继续当律师，找个大律所挂靠，可是她没有找案源的能力，表面云淡风轻，实际内心焦得很。

这不是她的错，是绝大多数律师的通病。

课堂上，老师们会教大家法律知识、正义的理念，却唯独不教大家怎么样吃到饭。

那一次，我见到从不妥协的佟诗垣，第一次妥协了，这案子不仅签了下来，而且还是她亲手办理。

等到送走戚总，佟诗垣抱怨道：“我想不明白，司机挖之前为什么不去确认一下？”

我说：“他不能确认，他就是个司机，他没有义务、没有责任去问。如果村民说是坟，不能推，他就不推了吗？那他跟农业公司怎么交代？他一家老小谁养活？”

这番回答，我就是想提醒她，考虑地多一些。

结果证明，我们俩都很傻很天真。

我和佟诗垣，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祖辈都葬在公墓，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祖坟，当时就觉得这事，不过是赔偿金的问题。况且，戚总不是一毛不拔的地主老财，他明白到了最后肯定是要出钱赔偿的，只是要商量出一个合适的价钱。我们就觉得，这事能干。

我们分配出各自的活儿，我负责沟通和取证，佟诗垣负责开庭和程序上的事。

第二天，我就和坟主的代理律师联系，结果律师客客气气地说自己没权限，让我直接跟村代表谈。

我拨通村代表的电话，刚表明身份和来意，对面就劈头盖脸一通骂：“谈你X卖X批！我们已经找律师，钱都交了，跟你谈个锤子！刨人家祖坟的事有锤子谈头！法庭见！”

和解没机会，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应诉，这下彻底陷入被动的局面。

我们想过从坟和坟主的关系入手。但是坟主提交的证据完美，包括村民证明坟和坟主关系的联名信，村委会盖章的证明，甚至还有头几年坟主一家子上坟时的照片，和老宅子里供着的排位。

我们要想推翻坟和坟主的关系，只有搞到坟主的指甲头发，再弄到坟里的遗骸，做出DNA鉴定。

这么干显然不现实，整个村非得跟我们拼命。

佟诗垣想过从赔偿金额入手，实在不行赔少点？但很快她又否决了，你这是推平人家祖坟，给人家祖宗弄得一地尸骸，索要精神损失费，我们自己都觉得不过分。

花光了我们所学的一切法律知识后，我和佟诗垣选择打退堂鼓。

我们打不过，投降，退回案子还不行吗？

我俩都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退个案子打脸不算啥，但如果这个同行都不接的案子我们应了，还输了，那就真成行业笑柄，以后没法混了，思来想去我们决定退回案子。

结果一查帐，打退堂鼓都没戏了。退案子就得退钱，不止是退回已经收到的律师费，还得倒贴违约金，律师费都交了房租、物业、水电，发了工资，交违约金，我们就得原地解散。

“干吧！”佟诗垣一拍桌子。

我偷瞟她一眼，行吧，她都不怕，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可是光有一腔热血也不行啊，距离开庭还剩六周，举证不知道怎么举，答辩不知道怎么答，法考的时候也没遇到过这么扯淡的问题。

没有主意，我们只能退回到最早的方案，争取和坟主和解。

怎么和解？策略很简单，我们亲自代表当事人去说“对不起”，看看人家愿不愿意：“没关系”。

挨骂就挨骂吧，我们这回听着就是了。我跟佟诗垣说，真想让坟主的祖先开开眼，怜悯一下我们的年轻气盛，同情一下我们的人穷志短，网开一面让我们能跟坟主和解。

佟诗垣同意我争取和解的方向，但是我一说具体方案，她满脸嫌弃。

我说，这样吧，咱们买一套香烛纸钱，给人家祖宗烧纸钱，再跪在地上磕头，就当为律所的存亡，给坟主拿出个态度，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不对？

佟诗垣五官都挤成一团了。

她说这样很假，下跪磕头，不是因为真心想要道歉，而是为这桩业绩。这个做派不行。

没办法，最后说好了，我跪她不跪，但是她在旁边陪着我。

我家背后有个卖公墓的，也卖一些丧葬用品，我去了，和老板说买一套，180块钱，他就给我准备了一整套用品，除了香烛和纸钱，还有纸房子、纸车子、金银元宝。我把这些扔进车子后备箱。

清早，我们出发直奔村子。路上心情郁闷，谁都说不出话。下高速后转进国道，还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国道两侧种着树，偶尔三两间破败的土屋，矮墙上写满宣传标语，比如“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停车！快停车！”佟诗垣喊。

我还纳闷怎么回事，靠边停车后，她突然推开车门，小跑到一处标语前。

“认真推行火葬，禁止乱埋乱葬。”

灰砖墙面上刷着大红色的殡葬宣传标语，标语下面一行小字写着：殡葬改革，功在千秋，利国利民，惠及子孙。标语最下面是县民政局的落款。我跟着佟诗垣下车，矗立在标语前。

佟诗垣若有所思地说：“现在国家政策挺好的，很多农村的迁坟火化都有补贴。”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但是……”她说。

我盯着标语看了几眼，也没看出什么头绪，催促她赶紧出发。

刚上车的时候她没说什么，不知道是在思考，还是在犹豫是否告诉我，直到往前开了一段，她突然对我说：“你说他们的祖坟一直没有迁，是不是违规乱葬？”

我依然很平静，即使坟主没有迁坟火葬，那大概率也是殡葬改革前埋下的，并不是现在乱埋乱葬的。虽然佟诗垣想到的没什么用，但至少我们可以扯两句，不至于开庭的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临时决定在县里住下，第二天先去县民政局，了解下当地殡葬改革的情况。我们找了个自建房宾馆，门口写着住宿两个字，几十块钱房费很划算。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县民政局。门口登记时，我把身份证号码上的出生年份，写成1998年，接着谎称我们俩是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为写论文做田野调查，想了解中国近年殡葬改革情况。

管理这块的办公室，在整层楼的角落，看着很小，很破旧，墙面还是上白下绿的，屋里的接待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听说我们要田野调查，很激动，详细给我们介绍了近十几年当地殡葬改革的政策和成果，还主动提出，可以给我们看一些档案记录作为参考。

她给我们找出几大盒档案，我和佟诗垣在办公室里翻阅，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你们看，我们县里从宣传口上制定了殡葬改革的宣传办法，从县里到镇里，再到乡里和村里，落实到人头，无死角宣传殡葬改革。

“这一份你们看看，过去乱葬的坟迁走统一安葬以后，现在县里的农田才能实施大规模机械化种植。你们再看看这个数据，这是当地农民迁坟的补偿记录，当地农民都积极主动迁坟移坟。”

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份补偿记录数据，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突然一串名字映进我的眼睛，是原告坟主的名字！

我拿手指甲盖压着材料上坟主的名字，陈年的旧纸被指甲盖深深压出痕迹，把坟主那一栏印出了一条没有颜色的下划线。仔细核对后，我确认这就是原告的信息，表格里还有迁坟时间，迁坟后的安葬地址等等。

我故意问：“这份名单都是当年领过补偿的村民吗？”

她确认，还提到县统一规划土地，建设公墓，迁移后的坟都统一重新安葬。

“能拍照吗？”

接待员点点头，我迅速掏出手机拍下那一页，接着又拍了其他无关紧要的几页，再翻回记录原告领取补贴的那一页递给佟诗垣，她看一眼：“我去趟厕所。”

我俩一前一后离开办公室，在洗手间旁拐了个弯，钻进消防通道的楼梯间。

我们俩碰了一下案件，发现这个“缺德”的官司，能赢了。

从民政局出来，我们直奔农业公司包下的那片地，打算拍几张照片。

当时四座坟已经被推平，原地却插了一根竹竿，上面挂一张五颜六色、长条锯齿状的纸，当地管这东西叫飘子，其实就是招魂幡。

周围很安静，我能听见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断断续续的蝉鸣，还有招魂幡清脆、却声嘶力竭的响声。天还是蓝的，太阳照着没有温度，黄色挖掘机停在田里，显得悲怆、孤寂。

我感到一股轻蔑的的寒意，那种感觉实在太诡异，赶紧拍下照片，往回赶。

回程路上，我把思虑专注在诉讼策略上。

坟主已经领取了国家的迁坟补贴，要么已经迁坟，推平的是空坟，坟里的尸骨也不是他们的祖先；如果坟主一定要承认那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他们领了迁坟补贴后集中埋葬的公墓就是假坟，也就是说，他们骗取迁坟补贴。

这个策略很简单，让原告承认要么坟是空坟，要么骗取了国家的迁坟补贴。

原告承认是空坟，那这个案子我们稳赢；原告承认骗取了国家的迁坟补贴，那恐怕就不只是民事纠纷问题了。农业公司可以拉上其他领取过国家迁坟补贴，又在他们公司领取第二份补贴的村民一起，往诈骗既遂上靠，到那时候恐怕就不是民事纠纷的问题了。

自从接手这个案子，我就一直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意外出现民政局这份资料，好像瞬间释放了之前压抑的情绪。

再见戚总的时候，我汇报这个思路。投影仪里展示着我们的证据，告诉他，接下来只需要确定原告拿过国家的迁坟补偿，这个案件就能赢，因为那个坟墓早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了。

甚至还有一个更极端的可能：反诉其它骗取了国家补偿，又来公司领过一次迁坟补偿的村民。

当然，这么说只能让戚总感觉到律所尽力思考了。按照常理，他也不会那么做，但凡这事儿惹恼了村民，他在当地的种植事业一定会隔三差五被阻挠。

佟诗垣最初也坐在下面，后来说要去趟洗手间，就再没回到会议室。当时的我没察觉到她流露出的不悦。

戚总也很理性：“穷寇莫追。”

他扔下这四个字就走了。

这时我突然发现，佟诗垣一直没回到会议室，于是我进了她的办公室，看见她拉着脸，坐在办公桌前。

佟诗垣没有问我跟戚总的沟通结果，她很平静，好像早就知道，戚总会拒绝我继续追回补偿金的方案。我

坐在她对面，从她的笔筒里抽了一支笔，在手里转着。

“戚总没同意吧。”她问。

“嗯，他说穷寇莫追。”

佟诗垣冷冷地说，这个方案，要是在福建、广东、浙江，我们恐怕早被村民打死了。

“坟里是他们的亲人，维系着他们的情感，也寄托着他们的期待和遗憾。”

我不懂得佟诗垣心里想什么，只是听到这话，感到一种莫名的羞耻。

直到去年夏天，我在西藏那曲比如县的达木寺突然想起了佟诗垣的这番话，那一刻我感到汗毛直立，对自己当初说的话，感到一股油然而生的恐惧。

达木寺的天葬台被土墙围起来，形成一个开放的院落，三面土墙，整整齐齐放着三千多个骷髅头，这些都是当地历年天葬后的人头骨，亲属把他们的头骨放在墙上，用来寄托他们的祝福和哀思。

面对三千多个骷髅头时，我才忽然想到，每一个骷髅头都是一段人生，他们经历过他们的童年，经历贫穷或者富贵，经历过爱或者恨，他们带着圆满或者遗憾离开。

那时候，我没那么认真地想过坟主的哀痛。但是佟诗垣察觉到一些东西，那是一种情理与法律的矛盾。

矛盾的种子，早在她读书时，就被她的老师种下了。

佟诗垣就读的大学，原来没有法学专业，是一位姓徐的老师一手操办的。校领导一句话就让他把法学系搞起来，他就像我们一样开始了创业。

法学系第一届学生只有三十多人，只有徐老师一位教师，学校能给的经费有限，这位主持并参加过多次地方法规起草的老师，一个人承担起经济法、法制史、民法等多门课程教学。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徐老师只能到处“忽悠”公检法、律师、法学界专家给学生们讲课，跟他们说：我们在培养中国的司法人才，他们以后可能成为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我们培养的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佟诗垣身上的正义感，就是从徐老师那里耳濡目染的。有一堂课，徐老师讲到法的哲学，给大家看了一部叫《十二公民》的电影。就是那堂课上，佟诗垣第一次意识到，法律是能要人命的，也是能救人命的，以后自己从事的工作，手里握着人命。

后来她经常说一句话，我们的万一，就是别人的一万。

我见过徐老师很多次，他是西北人，但没有西北人身上那股狠劲儿，倒是有许多江南的书生气息。他个子很高，很瘦，头发浓密，有些自然卷，平时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

前年冬天，我和佟诗垣出差路过她的母校，因为时间充裕，我们顺道拜访徐老师，原计划是请徐老师吃饭，结果徐老师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还叫上了另外几个老师和当地律协会长。

佟诗垣给徐老师准备了一条烟作为礼物。席间，徐老师拆开那条翻盖的大重九，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给在坐抽烟的人每人发一包。发完以后，他端着已经空了的翻盖大重九壳子看了半天，装进背包，“我当老师几十年了，第一次收到学生的礼物。君子不收桃李之馈，今天我破个例，带回去做个纪念。”

徐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身上的西装和酒味。

他一年四季都会穿着西装，穿在他身上有点偏大，不合身，但是永远干净整洁。他好酒，不止爱喝酒，还爱泡各种酒，很多时候他中午就会喝酒，在他教育生涯中唯一被学生投诉，就是因为他上课时一身酒味儿。

佟诗垣不好酒，但是在着装上深受徐老师影响。她有一个怪癖，就是庭审的时候，哪怕再小的厅，再闷热的天气，她都会着律师袍，并且在开庭前一天仔仔细细地熨烫好。

其实普通庭审对律师的着装没有要求，但是佟诗垣觉得，仪式感是对法庭起码的尊重，也是对当事人最起码的尊重。

曾经有人觉得她装，但是她不在乎，还说：“我收了当事人的钱，连衣服都不穿，我算什么呢？我穿了这身衣服，就代表我为你说话。”

佟诗垣对挖坟案代理的不满，我想就是源于徐老师，这位老师经常对学生说：“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而制定的。律师是公平正义的一部分，是老百姓发工资，要为老百姓说话。”

徐老师也深知，这样的律师是很清贫的。有一年佟诗垣回母校上台演讲，讲着讲着激动滴哭了，演讲结束后，徐老师过去一把抱住她说：“你们混不走了，我养你们。”

当时我就在旁边，徐老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觉得我就是个“商人”，没有资格主导律所，觉得我在剥削、欺负佟诗垣。后来还跟我说：“不许欺负她，她不想接的案子就不接。”

我当然理解，我也有不想接的案子，我也想随时能做到，不想接就不接。

可是在生存面前，不管是我还是佟诗垣，都得暂且妥协。

我能做的，就是在开庭前联系戚总：“如果打赢官司，请您补偿金照给这几户原告”。

“要是不同意就加律师费，算是买我们阴德的钱。”我没说，这笔钱，我会照旧给那些原告。

我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冷血动物，只是工作让我不能流露出许多东西。

戚总笑笑没有说话。我想来想去，还是拿到胜诉后，再重新跟戚总开口更合适，不再追问。

那天早晨，当我们把新的书面答辩和补充证据提交给法官时，法官的脸都黑了。

对方律师也收到这些材料的副本，他原本看上去很轻松，直到读起我们的材料，脸上的肌肉渐渐垮了下来。他很认真地用手指压着每一个在读的字，逐字逐句地默读，表情从严肃转向崩溃，转头问坐在旁边的原告：“真的吗？”

佟诗垣坐在被告席上自信地翻开电脑，还朝我轻松地笑了笑。

到了这一步，我不再担心佟诗垣打退堂鼓，她虽然不喜欢这个案子，但是她也是一个有胜负欲的律师，就像猫闻到腥味那样，稳赢的庭审，她也不想输掉。

当时我坐在旁听席上，身边坐着很多村民，面积不大的法庭被围得水泄不通，当我看见法官和原告、旁听席上的村民笑着打招呼时，我不禁担心，这场庭审我们真的能胜券在握吗？

书记员宣读完法庭记录，庭审正式开始。

可是整个法庭一点也没安静下来，就像是菜市场，下面的村民叽叽喳喳。法庭调查时，本该说话的法官沉默者，只负责记录的书记员，却一个劲儿地提问：“推坟的挖掘机是你们公司租的嘛，开挖掘机的师傅也是你们的人嘛，是不是嘛？”

佟诗垣刚说了两个字，旁听席上就起哄，谩骂着：“挖人祖坟，全家死绝！”

没等佟诗垣说完，书记员继续逼问：“是不是你们挖的人家祖坟，回答问题就可以了！”

“我正在回答。”佟诗垣瞪了一眼法官，忍住怒气继续回答。可是没等她说两个字，书记员又打断：“你就说是不是你们把人家祖坟推平就行了，不要说那么多。”

这时我看见佟诗垣的一个小动作。她撩起裤腿，露出小腿上的海绵宝宝。

重要庭审，佟诗垣几乎都会紧张，甚至结巴，但是一旦做出这个动作，就意味着她的情绪要爆发了，那是连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习惯，好像海绵宝宝给予她某种神秘力量。

果然，佟诗垣一只手重重拍在桌上，大声说：“法官！庭审纪律管不管！这是菜市场吗？是乡坝头赶场吗？没有法庭纪律吗？旁听人员可以随便说话吗？”

旁听席安静了，法官和书记员也懵了。法官敲了敲法槌，让书记员再次宣读庭审纪律，并且告知旁听人员没有法庭允许不得发言，再扰乱法庭纪律就驱离法庭。

书记员准备再次宣读法庭纪律，佟诗垣两只手重重地又拍在桌子上，指着书记员说：“还有你！你算什么！法庭上轮得到你说话吗？轮得到你发问吗？你就是个做记录的？看什么看？我吼的话记录啊！开完庭我要看！再这样我投诉你们！”

发泄完，佟诗垣摘下眼镜，拿提前准备好的眼镜布擦拭着。这也是她的习惯，一旦觉得自己说错话、后悔了，她就会擦眼镜。

佟诗垣冷静下来，在质证环节，她一项项把证据抛出，不止有民政局领取补贴的证据，还有县里公墓迁坟后原告立碑的照片，“我们主张推平的坟是空坟，骸骨不是原告的祖先，原告已经把祖坟迁走了。

“如果坚持坟里是你们的祖先，那有理由认为公墓里的坟是假坟，你们的行为是骗取国家的补贴，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旁听席的村民又开始起哄，甚至有村民喊出让法官不能忘本的话。

法官的脸上黑着，他敲敲法槌，主动维持法庭纪律后，宣布休庭十分钟。

这十分钟，对佟诗垣来说很漫长。我坐在旁听席上，没有表露身份，村民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她坐在被告席上不敢离开，怕一旦离开被旁听的村民和原告揪住暴打一顿。

我们看见法官和原告代理律师窃窃私语，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直到重新开庭，原告代理律师没再说什么，对我们的证据没有异议。

这就相当于举白旗投降。

法官宣布闭庭时，旁听席上的村民高喊着：“我们也挖你们家祖坟！我们一坟换一坟！”

闭庭后我把车开到法院门口，等着佟诗垣出来。好一会儿后，旁听的村民和原告基本都离开了，我才给佟诗垣发信息，她一路小跑，钻进车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走。后来佟诗垣告诉我，闭庭时她不敢走，跟在法官屁股后面，害怕自己被当场打死。

开庭一周后判决书下来，我们大获全胜，可是谁也开心不起来。

庭审刚结束时，疲倦裹挟而来，随之就是新工作把我们推着往前走，这个案子很快我们就抛在脑后。

直到一周后，判决书寄来那天，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佟诗垣。我们看了一遍后，就扫描发给戚总，之后这份判决书就埋进我们的档案柜，谁也不再提起。

我们赢了，但没有任何兴奋，总觉得哪里不对，就像是吃了一桌山珍海味，但总觉得每个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尤其是佟诗垣，总是闷闷不乐，提不起精神。

我暗示佟诗垣可以跟戚总聊聊，针对那几户原告，他一开始就是愿意给补偿金的，现在既然赢了，那还是给点补偿金更好，毕竟推平了别人家祖坟是不争的事实。

佟诗垣犹豫着同意了。

当晚，我们邀请戚总吃火锅。赢下这场官司戚总很高兴，原本他想着别闹出舆论，股价别跌，现在我们算是超额完成任务，火锅变成了他请我们，“我想着，你们那么年轻，给你们死马当活马医吧，没想到你们真的能掰过来。”

他还说，早就知道了，我们是“最不要脸的律所”，所以才来找我们打这个“缺德”官司。

我想是时候为那几户原告，提提补偿款的事情了。

佟诗垣打头，试探着问，能否按照原来公示的标准，六万一座坟，给原告补偿金？

没想到，戚总相比上次的沉默，这次爽快答应了，“一开始我就没想不给钱，这样很好。”

戚总同意后给补偿金后，我再次给村民代表打电话，他的态度依然不好。

接起电话后，我告诉他，我们依然愿意按照原来公示的金额给予补偿，请他让坟主与农业公司联系即可。这次他没有骂我，只是回复一句“知道了”便挂断电话。

回家后，我跟外婆聊起这个案子，外婆连说了好几个“阿弥陀佛”，第二天便去庙里给我点了一盏灯。外婆说我这下又结了许多冤亲债主，要多积德。

后来，我和佟诗垣也专程去了庙里。佟诗垣跟我说，她心里告诉菩萨，请菩萨跟那四位葬着的往生者说别报应我们，我们好歹还是给他们的后人争取了赔偿，算是给了一个交代。

直到去年春天和徐老师相聚时，我们聊起这个案子。

去年春天，是律所创办的第六年，我们邀请徐老师赴宴，在席间聊起这桩挖坟案。

徐老师很惊讶，也很不高兴，他批评我们不该接这案子，“接这个案子干嘛？推人家祖坟是事实，公司连个态度都没有，有钱了不起吗？这不是故意膈应人吗？”

徐老师眼里，他觉得我们赢得可耻。

我以为佟诗垣会认同恩师的观点，但佟诗垣只是笑笑，什么都没说。

回来的路上，我问她认不认同徐老师的观点，她告诉我，只是听着就好，“经历这么多案件，我怎么着也有自己的认知，在情理、道德和法律总有个平衡点，完全站在哪边都不行。”

佟诗垣告诉我，其实徐老师从没接过家属找他的代理，他只接过法律援助，也不做刑事案件了，因为他没办法做到抛开道德去谈论法律。

佟诗垣说：“这也是我最不敬佩他的地方，他是圣人，但他作为圣人，以极高的道德去要求自己的时候，却背离了当事人的利益。

“法律和情理是每个律师都要自己去探索的平衡点，徐老师是对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情理的事说不的人，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需要生存。”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不再只是那个莽撞的，拿菜刀剁人手的女侠了。

徐老师传承给她的正义感仍然在，但是在对现实的妥协中，佟诗垣有了自己的想法，尽管她的想法在我心里，有待商榷。

接着，她给我讲起她的另一位恩师。

当年徐老师忽悠过一位年轻的司法局公务员，让他辞职，和自己一起搞法学系，还说两人一起教书育人，将来这所学校的法学系会镌刻上他的名字。

这个年轻的公务员还真就信了徐老师画的大饼，跟他一起“教书育人，培养社会未来的公平和正义。”

他姓廖，后来从老师成为法学院的院长，大家都叫他廖院长。

廖院长比徐老师矮很多，他秃顶，肚子滚圆，也戴着眼镜。从司法局辞职来到学校，他才发现学校的工资还不够他养家糊口。徐老师倒是不在意，因为他有良好的家境，不缺钱，廖院长从农村里走出来，家里“穷得扣胩”。

徐老师不在乎钱，也就不搞钱，单凭学校给的经费，连像样的老师都找不到。

廖院长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挑起担子，想办法去各高中演讲招生，到处找律所赞助，甚至打着学校法学系的名义办律所，赚钱补贴系里，在廖院长的经营下，法学系成为法学院，有了自己的楼，有了更强大的师资力量。

廖院长当了院长，徐老师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法制理想中教书育人。

徐老师总是骂廖院长：“老东西一心只想搞钱，学术搞得希烂，心术不正！老子最后悔得就是当年弄进来这么一个只晓得搞钱的人！”

廖院长总是骂徐老师：“老东西读书读傻了，老师工资都发不起，还只晓得之乎者也！”

这两位老师，从理念上就有根本的不同。徐老师告诉学生，律师是老百姓发工资的职业，当个好律师会清贫一生，因为坚持正义，为正义发声许多时候是背离利益的。

可是廖院长呢，偏偏说好律师是有钱的，好律师是被社会认可出来的，认可最直白的就是有案子做，有律师费拿，一个穷光蛋律师说自己多厉害就是扯淡，没人认可说明他没能力。

佟诗垣曾经敬佩徐老师，瞧不起廖院长，但现在不了。

她觉得两位老师，一个是她的精神堡垒，一个给予她对抗现实的力量。

那天在路上，佟诗垣说：“徐老师就像莲花座上的菩萨，发着光救苦救难；廖院长就像菩萨坐着的莲花座，砸进泥巴里托起菩萨。没有菩萨，莲花座只是雕塑；没有莲花座，菩萨身上就满是泥巴。”

没有廖院长，这个学院也不是那么容易发展，更不会有那么多的准律师走出院校，像徐老师一样为社会和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们希望人人都善良，但那必须确保，善良的人能活下去。

当年的挖坟案，我们谁都不再提起，只是每当我感觉到，佟诗垣再次陷入情与法的挣扎，我就问：“佟诗垣，再来一次挖坟案你咋办？”

佟诗垣犹豫许久，然后告诉我：“给助理办，让她也找到职业生涯的平衡点。”

我有时回味着她的答案，心想，这个平衡点真的会存在吗？

所谓的平衡，很多时候，是不会妥协的人妥协，确保自己生存下来。除此以外，可能更重要的就是生存下来的我和她，必须不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行。

现在，律所早已度过生存危机，我们活下来了。

我们正在做着消费者公益维权，让我挺骄傲的是，现在律所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不是律所的名字，而是官方认可我们，成为的指定所在地的“消费维权投诉站”。

也许有天，你遭遇不平事打出投诉电话，接起电话的，就是我，就是佟诗垣。

为讲好这个故事，我特意让张飞把佟律师叫出来，吃了顿火锅。

当时佟律师坐在我斜对面，隔着沸腾的火锅，她跟我讲了一件小时候的事。

佟律师家里并不穷困，但是为了有更多零花钱，她很小就到大排档里卖鲜花。有一回遇到一个中年大叔，说只要她喝一杯啤酒，就买下她所有的花。

她一句多余的没说，拿起酒杯，一口闷了。

那年佟律师小学六年级。

听完这个事，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姐你还能再霸气点吗？

但后来我发现，佟律师不止霸气，还是一个很细腻的。那天在饭局上，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写作的事，回程路上，我就听见佟律师一直嘱咐张飞，怎样写更好，哪些案子可以成为素材，想写谁她去帮忙采访。

那天晚上，佟律师早早回家，因为要回去陪伴恋人。

看着她的背影，我一时有点闹不清，故事该写她哪个方面，她霸气，耿直，细腻，富有正义感，也很可爱。

但也许，正是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才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