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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0日晚,《长安的荔枝》以“超点7集连更”的方式迎来大结局。央视收视率跌破1%创央八底盘新低,腾讯单日播放量仅2850万居榜单第三;豆瓣评分从开分6.9持续下滑至6.2,主流观众批评剧情注水拖沓、选角不符。
一流的主创团队,妥妥的S+项目,为什么没有获得期望的成功?再深究一下:长剧为什么会失去观众?这个剧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在以往创作与投资惯性里,电视剧行业形成了某种“集数崇拜症”——剧集越长越显“重磅”,仿佛集数本身成了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尺。当马伯庸笔下那枚精巧的“荔枝”——《长安的荔枝》被硬生生拉长为35集电视剧时,我们目睹了一场典型的叙事膨胀灾难:一个8万字的精巧故事,被迫填充了大量水分、添加了冗余支线,最终失去了原著那种“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叙事锐度与历史穿透力。
《长安的荔枝》原著是一部典型的“微观历史”佳作,它通过一个小官吏李善德运送荔枝的“不可能任务”,巧妙折射出大唐盛世的体制弊端与人情冷暖。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小见大”——荔枝不仅是水果,更成为权力游戏中的一枚棋子;运送路线不仅是地理路径,更是官僚体系的解剖图。这种叙事策略要求的是精准而非冗长,是暗示而非直白。原著8万字的体量恰恰是其优势,如同荔枝本身,外壳小巧坚硬果肉晶莹鲜美,内核却不容注水稀释。
然而一些电视剧改编却陷入了“集数必须长”的产业迷思。为了填满35集的体量,制作方不得不大量添加额外内容:增加李善德的家庭戏码、扩充杨贵妃的后宫故事、虚构运送途中的各种偶遇与冲突。这些新增内容大多遵循着俗套的戏剧模板——强行加入的爱情线,刻意制造的官场阴谋,公式化的人物成长弧线。原著中那个精妙的政治寓言,在荧屏上变成了一锅乱炖的历史肥皂剧。
这种改编失败的背后,暴露出当前影视产业部分决策者对“长剧集”的过分追求。在特定情况下,平台算法偏爱长剧集,因为能增加用户停留时间;广告商青睐长剧集,因为能植入更多广告;制作方不得不妥协,因为短剧难以收回成本。在这种扭曲的产业逻辑中,“注水"逐渐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或将演变为系统性病症。《长安的荔枝》的失败改编,正是这种产业病的一个典型症状。
更值得反思的是,这种片面追求"越长越好”的创作观念与当代观众的观剧习惯形成了尖锐矛盾。在信息爆炸、时间碎片化的今天,观众越来越珍视叙事效率与观赏密度。Netflix等国际平台的成功已经证明,精炼的叙事也能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长安的荔枝》原著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它符合当代读者追求"小而美的叙事"的审美趋势——每一章都推进情节,每一段都蕴含深意。而电视剧的注水改编则完全背离了这一趋势。
从叙事学角度看,《长安的荔枝》原著遵循的是契诃夫所谓的“枪必须发射”原则——每一个细节都有其叙事必要性。而电视剧版却充斥着大量“永远不会发射的枪”——那些被添加的人物和情节最终与主线若即若离,既不能深化主题,也无法推动剧情,徒增观众疲惫感。当原著那个关于体制异化的尖锐寓言被稀释成拖沓的官场言情剧时,作品最珍贵的批判锋芒也就消失殆尽了。
《长安的荔枝》的改编困境,其实抛给我们一个根本问题:影视作品的篇幅标准,是不是该重新掂量掂量了?一部剧该多长,不该简单由行业惯例拍板,还得看故事本身需要多少空间。有的故事天生适合电影,有的适合短剧集,当然也有的确实需要长篇幅来铺陈。把《长安的荔枝》老老实实拍成个6-8集的精炼剧集,难道不比硬抻成35集,更能贴合它原本的艺术气质?
这枚来自长安的荔枝告诉我们:好的改编应当尊重原著的叙事基因,而不是粗暴地将其植入不兼容的叙事容器中。当影视产业能够摆脱对集数多寡的单向度追求,真正根据故事需要决定作品长度时,我们或许才能看到更多既忠实于文学精神、又充分发挥影视魅力的优秀改编作品。
毕竟,没有人会喜欢一颗注了水的荔枝——无论是水果还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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