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胡同口，常有人说起那位“怪人”。

他出门总是背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自己专用的饭勺和筷子。

吃饭从不用纸巾，只掏出一块洗得发黄的手帕。

别看他穿得普通，走路还有点驼，可谁也想不到，他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是文化世家的独苗。

这个人叫梁从诫。

他没有继承父母的建筑事业，也没有延续祖父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而是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完全不务正业”的事：搞环保，这也成了后来中国民间环保运动的起点。

1932年，梁从诫出生在北平的一座四合院里，他刚出生那年，母亲林徽因为他写下了那首有名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形容他是爱，是暖，是希望。

他的父亲，是中国现代建筑奠基人梁思成，祖父是“维新三杰”之一的梁启超。

可以说，梁从诫出生时，天花板就已经很高了。

他的名字“从诫”，取自宋代建筑大师李诫，父母希望他将来也能成为一位像李诫一样的建筑师。按这个思路，清华建筑系应该就是他的首选。

可惜，命运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8岁那年，他以两分之差没考上清华建筑系。一个小小的分数，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轨迹。他后来去了北大历史系，学的是历史，写的是论文，成了一名教授。

别人看他，仍然是文化人，是学者，是书香门第出的人才。

但那只是表面，梁从诫心里知道，他始终不是那个“按图索骥”的人。

他心里有火，却不知道往哪烧，直到有一天，有人投来一篇环保文章。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环保学者给《知识分子》杂志投了一篇稿子，内容是讲乡镇企业发展背后的污染问题。

梁从诫看完那篇文章后，整整两天没睡好。

他忽然意识到，所谓“现代化”的代价，有可能是我们下一代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连森林里的动物都保不住。

他开始频繁参加环保讲座，去偏远地区做调研，甚至骑车去捡垃圾。他不再满足于写文章，而是想真真正正做点什么。

1994年，他已经62岁，从体制内辞职，向亲戚借了300块钱，成立了一个听起来很小的组织：“自然之友”。

第一次开会，只有82个人。

他在会上说：“别小看这一百人，只要我们真做事，哪怕只拯救一棵树、一条河，都不白来。”

后来，这个组织成为中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很多今天主流的环保力量，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搞环保这件事，在当年没什么人支持，更让人不理解的，是梁从诫的生活方式。

他特别节省，节省到别人觉得有点过分。

别人去餐馆吃饭，他会从布包里掏出自己用了十几年的勺子和筷子，饭后也从不拿纸巾，默默地掏出那块“百洗成黄”的手帕擦嘴。

他的办公室里，全是捡来的家具：办公桌是别人扔的，沙发是他从小区垃圾堆拖回来的，打印机是邻居不要的旧货。

他连名片都不印新的，用别人用过的废纸裁成小片，正面印自己的名字和电话，背面还能看到人家写的字。

有一次记者采访他，问：“您这样生活不难吗？”

他只说了一句：“人不怕过得清苦，就怕连做对的事情的勇气都没有。”

梁从诫并不是只在象牙塔里劝大家节约，他也很刚，甚至“杠”到让人敬畏。

1999年，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他当着一屋子老板的面说：“你们口口声声说发展经济，搞工业，其实就是在把中国变成世界的厨房，污染谁来承担？”

在三亚，他看到游客留下的一大袋垃圾，直接拎到当地官员餐桌上，说：“你们这是吃饭的地方，还是垃圾场？”

在某县环保座谈会上，县长来敬酒，他不喝，还怒道：“你们的水比酱油还黑，咋好意思喝酒？”

最震撼的一次，是他亲自参与藏羚羊皮焚烧行动。

当年盗猎猖獗，收缴来的羚羊皮堆成了小山。他站在高原的风里，一把火烧掉了390张皮。他说：“有时候，不点这把火，唤不醒人的良知。”

更出名的，是他保护云南滇金丝猴。

当时，为了开发木材，政府要砍伐猴子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

他知道后，四处找人、写呼吁书、联系国家林业局，甚至动用一切能用到的媒体资源。

后来，这片森林被保了下来，滇金丝猴的数量也逐年恢复。

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访中国时，收到的一份环保礼物，就是滇金丝猴母子的照片。

那一刻，梁从诫笑了。那不是荣耀，是证明他们这些“怪人”，的确做成了一件大事。

2010年，梁从诫去世，享年78岁。

他走的时候，没有惊天动地的悼念仪式，也没几张黑白遗像，他留下的，是一屋子旧家具、一堆捡来的材料，还有一个仍在运转的环保组织。

朋友们开玩笑说：“他一生没留下什么遗产，除了那块布手帕。”

但他们也知道，他留下的远不止这些。

他说过：“我这一生，也许没建过一座房子，但我拼命想守住这片土地不被污染，也算为这个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有人觉得他失败，觉得他没继承父母的遗志，但换个角度看，他继承的，也许是林徽因的温柔执念，梁思成的孤勇坚持，只不过他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方式。

梁家三代人，从维新变法到古城保护，再到环保公益，每一代都没走在“主流”的路上，但每一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这个国家：

“我们爱这片土地，愿意为它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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