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来电

电话在半夜两点十八分响起。铃声刺穿夜的寂静，像一把尖刀戳破我浅浅的睡眠。

我摸索着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大伯陈守义苍老的声音：＂老三，我...想回老家养老了。＂

话音刚落，电话那头便是一阵沉默，只有呼吸声证明线路还在接通着。

我叫陈建国，今年四十六岁，在省城一家国企做中层干部。

大伯是我父亲的长兄，六十八岁了，一辈子没结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响应国家号召，告别家乡的黑土地，只身前往深圳特区打拼。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多少人怀揣梦想奔向南方，大伯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东北人管这叫＂闯关东＂，虽然方向变了，但那股子闯劲儿没变。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位长辈的存在。

＂大伯，这么晚打电话，出什么事了？＂我揉着眼睛，小声问道。

妻子林巧云在旁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谁呀这么晚＂，又沉沉睡去。

＂没啥大事，就是...身体不太好了，想回家乡养老。＂电话那头，大伯的语调平静得近乎麻木，却让我心头一震。

挂了电话，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黑暗中，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划出一道淡淡的光痕。

这个深夜的电话，像是从遥远的过去穿越而来，提醒我一段几乎被遗忘的亲情。

起身来到书房，我拉开老式木箱，那是我父亲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箱子里有一股淡淡的樟脑味，那是记忆中老一辈人衣柜的味道。

我从箱底找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的大伯穿着八十年代特有的的确良衬衫，戴着方框眼镜，站在一片农田边，年轻的脸上写满希望。

那时他还是县里的农业技术员，热衷于推广新品种水稻，是村里人眼中的＂科学种田带头人＂。

记得小时候，村里人管他叫＂大学生＂，那语气里满是敬佩。

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一个大学生在农村就如同宝贝一般珍贵。

＂谁的电话？＂巧云站在门口，披着睡衣，眼睛里还带着睡意。

她头上还戴着发卷，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习惯，那时候烫发一次能顶半年，睡觉时也要精心保护。

＂大伯。他想回来养老。＂我盯着照片，轻声说道。

＂哪个大伯？＂巧云揉了揉眼睛，一脸疑惑。

＂我爸的大哥，你没见过。＂我把照片递给她看，＂就是这个人。＂

巧云接过照片，借着台灯的光仔细端详。

＂长得挺精神啊，怎么没成家？＂这是东北女人的第一反应，看到单身男人就想操心婚事。

＂大伯那会儿忙着搞科研，后来又去了深圳，听我爸说过，年轻时有个对象，是知青下乡时认识的北京姑娘，后来姑娘回城了，就断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了？＂巧云问道。

＂七十年代末吧，具体我也记不清了，那会儿我还小。＂

巧云叹了口气：＂那都快四十年前的事了，你这大伯也是个痴情种。＂

＂回来住哪？＂巧云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

我沉默了。

我们的小区已经列入拆迁范围，一家三口蜗居在六十平米的老房子里，正为拆迁后能否买得起新房发愁。

这套房子是九十年代单位分的福利房，那时候全厂上下摇号分房，我们家运气还算不错，分到了三楼，不算高也不算低。

接纳一位老人，意味着本就拥挤的生活空间将更加局促，意味着我们好不容易规划好的未来可能被打乱。

＂你是不是又要当老好人了？＂巧云的声音里带着不满，＂咱们家这条件，哪有地方再住人？＂

她指了指我们家破旧的沙发和已经褪色的墙壁，继续说道：＂再说，你爸还在世时，你那大伯连个电话都没打过，现在年纪大了就想起来有个侄子了？＂

我没有反驳。巧云说的都是实情。

但我脑海里却浮现出大伯年轻时的模样，还有他教我认字、带我钓鱼的情景。

那时我父母忙于生计，常年在厂里加班，是大伯在我幼时给了我许多温暖。

记得有一年冬天，白毛风刮得呼呼作响，大伯骑着二八自行车带我去县医院看病。

路上大伯把自己的棉手套给我戴上，他的手冻得通红，却不喊一声冷。

那时的冬天，没有暖气，只有煤炉，大人们总说＂头伸被窝里，脚蹬炕沿儿，能扛过三九天＂。

＂你还记得咱爸临走前说的话吗？＂我问巧云。

巧云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老陈家人丁单薄，要互相照应。＂

那是我父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

我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在纺织厂当机修工，总是满身机油味儿回家。

他没读过多少书，但最重视的就是亲情。

＂咱们再想想办法吧，总不能不管大伯。＂我轻声说道。

巧云没再说话，转身回了卧室。

我知道她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只是生活的压力已经让她喘不过气来。

自从单位改制后，她从纺织厂下岗在家，靠着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那个曾经养活几代人的大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轰然倒塌，留下一地碎片和无数破碎的生活。

正当我们争执不下时，门口传来微弱的声响。

儿子小帆站在那里，十二岁的孩子抱着自己的小被子，穿着印有奥特曼图案的睡衣。

＂爸，我可以跟您睡沙发，把我的房间让给爷爷。＂小帆的声音很轻，但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楚。

我和巧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复杂的情绪。

我蹲下身，摸了摸儿子的头：＂你听到我们说话了？＂

小帆点点头：＂爷爷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帮助他，老师说要尊老爱幼。＂

孩子的单纯与善良有时候能击中大人最柔软的地方。

巧云走过来，蹲在小帆面前：＂傻孩子，你的房间才八平米，怎么够住人啊？＂

＂那我可以跟爷爷一起住啊，我不怕挤。＂小帆认真地说。

巧云的眼圈红了，她抱住儿子：＂行，妈妈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大伯，告诉他我们会接他回来。

电话那头，大伯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用有些哽咽的声音说：＂老三，谢谢你...我不会给你们添太多麻烦的。＂

挂了电话，我看到巧云已经开始收拾客厅。

她把那个放了十年的大衣柜挪到了角落，腾出一块空间来。

＂我想把客厅隔出一块给大伯住，＂巧云说，＂等拆迁款下来，咱们再想办法买大点的房子。＂

我感激地看着她：＂辛苦你了。＂

巧云摆摆手：＂都是一家人，再说了，你爸当年也没少照顾我娘家人。＂

是啊，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世，家里经常来客人，东北人的热情好客是刻在骨子里的。

巧云的娘家在农村，每年都会带着自家种的蔬菜来看我们，我父亲从不让他们空手回去。

我们这一代人，夹在老人和孩子中间，既要继承传统，又要面对现实。

一周后，我去火车站接大伯。

绿皮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我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大伯。

他比照片上苍老了太多，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只带了一个破旧的行李箱。

那是七十年代老式的皮箱，边角都磨损了，但还是被主人擦得锃亮。

＂大伯！＂我朝他挥手。

大伯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老三，你...变化真大。＂

我接过他的行李箱，感觉出奇的轻。

＂就带这些东西？＂我有些惊讶。

大伯点点头：＂一辈子也没攒下什么，几件换洗衣服就够了。＂

走出火车站，大伯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家乡的空气就是不一样。＂

我不忍心告诉他，这座城市的空气已经不如他记忆中那么清新了。

工业化的进程带来了发展，也带来了污染。

曾经的＂东北粮仓＂，如今处处是高楼大厦，农田越来越少，天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蓝。

路上，大伯不停地东张西望，对每一处变化都发出惊叹。

＂这里原来不是菜市场吗？＂＂这条路什么时候修的？＂＂咱们小时候钓鱼的那条河呢？＂

我耐心地回答着，心里却有些酸楚。

三十年的时光，足以改变一座城市的模样，也足以让一个人从意气风发变成垂垂老者。

到了家，巧云和小帆已经等在门口。

＂大伯，这是我爱人巧云，这是我儿子小帆。＂我为他们做介绍。

大伯连连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包：＂初次见面，一点小心意。＂

巧云连忙推辞：＂大伯，您别这样，我们是一家人。＂

大伯坚持塞给小帆：＂孩子的要收下，老规矩了。＂

红包很薄，我知道里面不会有多少钱，但那是大伯的一片心意。

进了家门，大伯环顾四周，目光在墙上的全家福上停留了很久。

照片里有我、巧云、小帆，还有我已故的父母。

大伯盯着我父亲的照片，久久不语。

兄弟阔别多年，再见时已是天人永隔。

我不敢想象大伯此刻的心情。

＂大伯，您先坐，我去给您倒水。＂巧云打破了沉默。

大伯从行李箱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递给我。

那是一本老式的硬皮笔记本，已经泛黄的封面上印着＂日记＂两个字，那是很老式的印刷字体。

＂这是我这些年记的日记，里面有咱们家乡这些年的变化。＂大伯的眼中闪烁着光芒，＂我虽然人在南方，但心里一直记挂着这里。＂

我翻开泛黄的纸页，密密麻麻的字迹中，是大伯虽然远在他乡，却一直牵挂着家乡的证明。

他记录了家乡每一次重要的变化，甚至包括我结婚、小帆出生的确切日期。

我的喉咙一阵发紧：＂大伯，您都知道？＂

大伯笑了笑：＂我每年都会给老家邮局的老李打电话，问问家乡的情况。＂

原来，他从未真正离开，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守候着这片土地和这些亲人。

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一起，听大伯讲述他在深圳的经历。

八十年代末，大伯南下时已经四十岁了，在那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里，他算是年龄偏大的打工者。

最初他在一家电子厂当技术员，后来自己开了个小修理铺，靠着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为生。

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数码产品的兴起，他的手艺渐渐没了市场。

后来又转行做过保安、小区管理员，直到退休。

＂最后几年，我就在小区门口看门，一个月七百块钱，管一顿饭。＂大伯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一丝抱怨。

我不敢想象，这位曾经的＂科学种田带头人＂，如何在遥远的南方城市独自度过那些艰难岁月。

大伯说，前些年还好，退休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去年冬天摔了一跤后，右腿落下了毛病，走路一瘸一拐的。

＂医生说要保养，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老家好。＂大伯的目光望向窗外，＂我这辈子没娶妻生子，就这么一个家，在哪儿不是孤独一人，还不如回来，至少能看看熟悉的风景。＂

听到这里，巧云悄悄擦了擦眼泪。

我知道，她心软了。

东北人有句老话：＂宁可人前背黑锅，不能人后昧良心。＂

巧云虽然嘴上抱怨，但心里的善良是掩饰不了的。

小帆在一旁听得入神，不时问上几个问题。

＂爷爷，深圳有海吗？＂＂爷爷，您见过邓爷爷吗？＂＂爷爷，您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们呢？＂

面对孩子天真的问题，大伯总是耐心地回答。

他告诉小帆，深圳确实有海，蓝得像宝石；他没见过邓小平，但见证了他的理论如何改变了中国；至于为什么不回来，大伯只是笑了笑，说自己忙着赚钱养老。

其实我们都明白，大伯这一生，可能是在逃避什么，也可能是在追寻什么。

这个夜晚，时间过得格外缓慢，仿佛要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拼凑起那些失落的岁月。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逐渐适应了多一个人的生活。

大伯很安静，总是早早起床，帮忙打扫卫生，然后捧着他的老花镜看报纸。

他不爱看电视，说现在的节目太吵了，静不下心来。

偶尔会听收音机，那是他从深圳带来的唯一一件电器，一个老式的索尼收音机，据说是八十年代买的，陪伴了他几十年。

小帆很喜欢大伯，每天放学回来都要跟大伯聊一会儿。

大伯给他讲深圳的变化，讲改革开放初期的故事，还教他下象棋。

巧云也渐渐接受了大伯的存在，有时会特意做些大伯爱吃的东北菜，酸菜炖排骨、猪肉炖粉条，那些带着浓浓乡愁的味道。

大伯每次都吃得很香，说南方三十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

一个月后，拆迁办的人来我家核实情况，看到多了一个老人，问是否要更改拆迁协议。

按政策，如果老人属于常住人口，拆迁补偿会有所增加。

巧云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

＂这是我家的老人，一直在外地生活，现在回来养老了。＂巧云对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记下了大伯的信息，说会重新评估补偿方案。

等人走后，大伯有些不安：＂老三，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巧云打断了他：＂大伯，您别这么说，咱们是一家人。＂

大伯的眼圈红了，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在亲情面前也会动容。

冬天来了，东北的冬天总是来得又快又猛。

一场大雪过后，整个城市披上了银装。

大伯的腿在冷天格外不舒服，常常坐在暖气旁揉搓。

我买了一些活络油给他，但效果不大。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我提议，＂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说不定能治好。＂

大伯摆摆手：＂老毛病了，花钱也是白花，等开春就好了。＂

这是老一辈人的固执，舍不得为自己花钱。

在他们的观念里，小病小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大病大灾才去医院。

拆迁的事情终于有了进展，新的补偿方案比原来多了二十几万。

有了这笔钱，我们可以在新城区买一套稍大些的房子，让大伯有个独立的房间。

巧云开始四处看房，每天晚上回来都会给我们讲讲她看的房子情况。

大伯总是静静地听，偶尔问一句：＂那地方交通方便吗？＂＂附近有公园吗？＂

我知道，他是在考虑以后的生活便利。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们全家一起去看了一套位于东城区的房子。

三室两厅，一百一十平米，虽然要比拆迁补偿金多出不少，但分期付款也能承受。

最重要的是，小区环境好，附近有公园和医院，适合老人居住。

大伯走在小区里，看着那些整齐的绿化带和干净的步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地方不错，就是价钱太贵了，你们别为我操心，我住哪儿都行。＂大伯说。

回家的路上，大伯突然说想去老家村里看看。

那个村子距离城区有二十多公里，是我们的老家所在地。

第二天，我开车带着大伯回村。

汽车驶入村口，大伯的情绪明显激动起来。

＂那是我们村的老槐树！＂他指着路边一棵粗壮的古树，＂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下面乘凉。＂

然而，等我们真正进入村子，大伯的笑容逐渐凝固了。

曾经熟悉的村庄已经面目全非，大部分土房子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房和小别墅。

昔日热闹的村口大戏台拆了，建起了文化广场。

小时候我们捉迷藏的那片竹林也不见了，变成了一排排整齐的大棚。

大伯默默地走在村子里，偶尔停下来，像是在寻找什么。

我们来到陈家老宅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隐约可以看出房基的痕迹。

大伯站在那里，久久不语。

风吹动他花白的头发，在冬日的阳光下，他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

＂变化真大啊，＂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颤抖，＂我都认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站在他身边，陪他面对这巨大的变迁。

突然，一个老人从对面走来，仔细打量着大伯。

＂这不是老陈家的大儿子吗？守义？＂老人惊喜地喊道。

大伯愣了一下，眯起眼睛：＂您是...老李？＂

＂可不是我吗！你这么些年没回来，我差点认不出来了！＂老李激动地拍着大伯的肩膀。

两个老人相对而立，一时间泪水盈眶。

他们站在冬日的阳光下，开始回忆那些逝去的岁月。

老李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他家就在村子另一头，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

老李的儿子在城里开了个小超市，家里条件不错，老两口在村里安享晚年。

屋里暖烘烘的，老李的老伴儿热情地端出茶水和点心。

＂守义啊，你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可想死我们了！＂老李的老伴儿说。

大伯笑着摇摇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以后就不走了。＂

老李说起村里的变化，说现在年轻人都去城里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

＂你那块地现在种的是大棚蔬菜，去年光番茄就收了两万多。＂老李说。

大伯惊讶地看着他：＂我那地还在？＂

老李点点头：＂一直在呢，当年你没卖掉，就托我照看着，这些年的收成都存着呢，存折在我家保险柜里。＂

我和大伯都惊呆了。

原来，大伯南下前留下的那几亩地，这些年一直由老李代为管理，而且帮他存下了收益。

老李起身去里屋，拿出一个红色的存折递给大伯。

＂一共是八万三千六百四十二块七毛，都在这了。＂老李郑重地说。

大伯的手微微发抖，接过那本小小的存折。

＂老李，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大伯哽咽了。

老李摆摆手：＂咱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这点事算什么。＂

回城的路上，大伯一直紧握着那个存折，像是握着一份珍贵的礼物。

＂老三，＂他突然开口，＂我有钱了，可以自己租房子住，不用麻烦你们了。＂

我笑着摇摇头：＂大伯，您想哪去了，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嫌麻烦呢？＂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这辈子没成家，一直以为自己是孤独一人。今天才明白，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有老李这样的朋友，有你们这样的亲人。＂

那天晚上，大伯把那个存折郑重地交给了小帆。

＂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给你上大学用。＂大伯说。

小帆不肯接：＂爷爷，这是您的钱，您留着养老用吧。＂

大伯摸着小帆的头：＂爷爷这辈子没有孩子，你就是我的孩子。我这把年纪，要那么多钱做什么？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爷爷就满足了。＂

巧云在一旁抹眼泪，我的心里也涌动着复杂的情感。

那天之后，大伯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腿脚也似乎利索了一些。

他开始帮着巧云做些家务，偶尔还会下厨，做些家乡的小菜。

他说这些年在深圳，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炒个家常菜不在话下。

新房子的事情也有了进展，我们交了定金，准备春节后搬家。

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我们这些被生活裹挟前行的人，或许都在寻找各自的归属与尊严。

而今，我的家，成了大伯回乡的终点，也是他新生活的起点。

那本记录着家乡变迁的日记，还有那份承载着三十年友情的存折，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亲情和友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