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宜新：漫长路上的一闪人影

这人，你要是真坐下来喝茶聊聊，未必会信他这辈子转了那么多道、换了那么多身份。什么共青团常委，什么地委书记、人大副主任，听着威风凛凛，其实日子过起来，还就是柴米油盐那一套。再往回捯饬点——一个陕北农村的孩子，能在几十年风风火火里活出点样子，本就不容易。但更不容易的地方在后头：他活得有点像那风中的树，怎么吹都没倒。你说，这是不是稀奇？

高宜新的故事，听上去有点像那个年代里大多数人的模板。可惜，人生跟模板常常对不上。1963年他进了西北农学院，专业选的是水利，水的问题在陕北不是小事。家里人估计也没法想象，这个本来该去干水利、修堤坝的孩子，后来的路会这么转。再说，那时候的大学生要少得很，路过村口的人听说“高家的二娃考上学了”，啧啧称奇，总觉得是沾了祖上的光。

可还没几年，风向就变了。1968年一纸调令，把他从校园推到延安柳林公社，插队锻炼去了。说好听是锻炼，说真心话，就是降了档，老老实实去扛铁锨、种庄稼，和庄户人一起下地。“这哪算学习？这是下生活！”很多人私下埋怨。但高宜新没怎么吭声，过日子还是照例认真。村里人还记得他会量地、会算水渠，逢着干旱，大家凑在一起，他摊开图纸，跟几个生产队长比比画画，“渠再深五寸，咱明年能多活两亩麦子！”口气跟书里写的一样，其实手上早被锄头磨起了茧。

后来回头想，那段时间就像是人生里一个打结，谁都不愿多提。但没这些年，谁也磨不出棱角。柳林公社的生活太简单，不简单的是熬过去的人都能稳住心气。1970年春，突然被调去延安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又是角色大转弯，身上的泥还没拍干，就得换上公家暗色呢服。小伙子一晚上成了“干部”，有人笑他“毛学生”，但谁都知道，这活不轻松。会议、文件、批示、宣传，干了两年多，他才慢慢学会，什么是真正的“大事靠小事撑”。

到了1972年，时局还在变。他进了共青团延安地委，一干就是五年，担了常委。共青团，说起来活泼，做起来却更难。年轻人的事千头万绪——谁家娃娃闹学业，谁家闹思想，“高书记”成了理事的“老冤家”。他其实也年轻，说话慢，拿起笔来改通知，常常一头汗。老团员们拖着他下乡开会，“咱是不是又要折腾？”高宜新不哼声，有时候端着饭碗，“你们说，我听”。人的一只耳朵在外，一只耳朵在心。

那几年延安春寒料峭，公社小院里的小树都冷得慢慢长。高宜新也是，慢慢就长成了个能撑事的人，能扯皮，能服人。1977年调进地委组织部，从科主任到科长，原来最怕写报告的人，现在各类公文都能过三遍。他说自己是真不喜欢“纸上谈兵”。但人到中年，没人能逃开那些文书、那些会议。家里人调侃他，“你的笔杆子能当锄头用了。”外人见了，“高科长”，听着上下级交情，都要客气几分。

到了1984年，职务又升了一级，变成了县委副书记、接着是富县县长。你说升官嘛，听着多体面，但其实从公文堆转到民生堆，一进办公室天天都是事。有一年春旱，上面催保产，下头老农催水源，高宜新顶着一头白汗，骑着破摩托在村道上颠成了老腰疼。他跟人说：“组织派我来，就是要给老百姓干点事，不是来做官的。”可人心复杂，事难两全，有时候傍晚回家，饭还没热，家里人问他，“今天干啥去了？”他说，“啥都干了，就是还没干好。”

接下来的几年，他又转到省纪委任常委，风头正劲时也遇过暗流。干纪委，谁都知道不好弄。有时候朋友碰杯，笑他这活是“拿铁扫帚扫地”，扫得干净没人记，出了点事谁都怪。他嘴上不说，心里清楚，官场里能撑得住，倒是靠不说闲话、憋得住霉气。大事找他，小事没人理，你要说做得顺心，其实一点也不顺——但人一旦进了体制，有些东西自己都不能退路。

1996年，延安地委书记；1997年，延安市委书记；2001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位越来越高，离基层却越来越远。他自己在晚饭后，有时候路过老城区，偶尔和往日的同事走到小摊旁，喝碗酸汤面，嘴里不说过去的事，心头一阵难言的凉。他常说，官越大，话越少；人越老，心越软。

人生几十年，说起来一鳞半爪，其实每一段都有些没法补上的遗憾。比如早些年水利没干成，插队时错过了家里的几个喜事，后头县长做了，父母已不在家堂门前等他回。做官的人，家事都落到后头。到了2011年冬天，高宜新终于走了，在西安医院里熬了几个月，终归没能挺过来。人说享年69，其实一晃就过去。

你要说，他这一生，到底错过了什么？得到过什么？这事，也没法一句讲清。我总觉得，像高宜新这样的人，生在大时代的小县小村，最后却转了整个省，从土路走到主席台，用半生试图“拧住点水”，也拧住了自己的命。后来的人再说他的履历，都是些连叠的头衔——可谁还记得，那个年轻人曾在柳林公社的泥地里抬过水桶，有一天红着脸说：“来年咱要活得更好。”

往事如烟，官场如棋。我们只看到履历，却很少问一句，那些名字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甘、多少弯路、多少熬夜的时刻。人来人往，谁不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默默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