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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日第一家”沙头角罗家：抗日不是口号，是真刀真枪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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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香港沙头角石涌凹的抗战纪念馆门外，最先看到的是一组四人雕塑，左边的小战士满脸稚气，中间是手捧文件的女战士和持望远镜的指挥员，右边的机枪手戴着眼镜、保持着下蹲警戒的姿势。
雕塑背后，青砖黛瓦的小楼就是罗家大屋，现在是香港第一间集中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港历史贡献的纪念馆，可在80多年前，这里曾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秘密据点，还藏着罗氏一家11口人的抗日故事。
说实话，第一次知道罗家大屋的历史时，我挺意外的，这房子是1930年建的，主人罗奕辉早年在巴拿马经商，攒了钱后回沙头角盖了这五间连排屋。
按说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算条件不错的，可偏偏从1938年起，罗奕辉的两个儿子罗雨中、罗汝澄就一头扎进了抗日救亡运动。
那时候日军还没打香港，很多人对“抗日”的概念还很模糊，他们能主动站出来，我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早就看清了：国家要是没了，小家的安稳根本守不住。
1941年12月，日军打进香港，罗家大屋的角色彻底变了，罗汝澄奉命带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武工队进驻沙头角，把这里变成了抗日根据地。
罗雨中则在南涌拉起了一支民兵队伍，叫“人民联防队”，专门捡英军撤退时留下的枪支弹药。
本来这房子就是前望海、后靠山，地理位置隐蔽，罗家还特意开了家粮油店做掩护，明着卖东西，暗地里成了游击队的交通站和补给站。
1944年，罗奕辉的次女罗许月被任命为交通站站长，情报传递、干部接送、物资转运，这些危险的活儿全落在她肩上。
现在逛纪念馆，看着展柜里仿制的旧文件和情报袋，总忍不住想：那时候她送情报，走的是不是沙头角的山路？会不会担心被日军盘查？
罗氏家族里，还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
一个是罗奕辉的小儿子罗欧锋，1941年他才17岁，正读高二，护照都办好了，本来要去巴拿马继承家业，可日军一来，他直接中断学业去了内地参加游击队，后来还成了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的中队长，孤身一人在海上打死打伤过5名日军。
另一个是罗欧锋的妻子欧坚，她出身富裕家庭，15岁就去内地抗日，16岁还化名“朱木兰”潜伏在沙头角区役所当文书，给游击队传情报。
老实讲，现在的年轻人16岁还在校园里读书，可那时候的欧坚，已经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冒险了，这份勇气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之前有人问过罗家后人，“家里条件不差，为啥要冒着生命危险抗日？”罗汝澄的女儿罗凯婴回忆，父亲当时说：“见过英国人怎么管香港，也见过国民党的腐化，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
这句话我琢磨了挺久，其实那时候的人选择抗日，不只是因为爱国，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知道跟着谁能真正救中国。
这种基于现实观察的选择，比单纯的口号更有力量，抗战结束后，罗家大屋慢慢沉寂下来，直到2017年，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想筹建纪念馆，一眼就选中了这里。
罗家后人也很干脆，决定以每年1港元的租金，把大屋永久借给纪念馆用。
筹建那5年，罗许月的儿子黄俊康没少费心，不仅带头筹了2000多万港元，还四处找抗战展品、主持房屋修缮。
要知道，这房子当时已经90多年了，日晒雨淋加虫蛀，随时可能塌，能修得这么好，全靠他一点点盯着。
2022年纪念馆开幕，到2025年7月，参观的人已经超过9.6万，大多是年轻人，过一次，看到有学生在展柜前认真读罗氏家族的故事，突然觉得，纪念馆不只是放老物件的地方，更是把历史“递”给年轻人的桥梁。
以前总担心年轻人忘了这些故事，现在看来，只要有这样的地方，有愿意讲的人，这段记忆就不会消失，说到底，沙头角的这段记忆，从来不是遥远的历史。
从罗家人放弃优渥生活选择抗日，到黄俊康牵头修纪念馆，再到年轻人来这里听故事，其实是一代代人在接力传承一种精神，家国大义从来不是口号，是关键时刻敢站出来的勇气，是记得来路、守住初心的坚持。
而罗家大屋，就是这段传承最实在的见证，它站在那里，就像在告诉每一个来人：有些故事，不能忘，有些精神，要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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