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制的婚姻

＂结婚了，咱家以后就AA制吧。＂那晚，赵明国整理着账本，神情认真得像在工厂算生产报表。

我沉默片刻，笑了。这个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叫孙丽娟，是北方一个国营纺织厂的普通女工。和大多数八十年代末的姑娘一样，对婚姻满怀期待，却又不知道它会带给我什么。

那是1992年，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人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街上开始出现私人小商贩，单位里悄悄议论着承包制和下海经商。

我和赵明国经人介绍认识，半年后成了夫妻。他是机械厂的技术员，为人勤恳，戴着一副方框眼镜，看起来挺斯文。

新婚那天，我穿着租来的红色旗袍，扎着大红花，脸上带着羞涩而期待的笑容。他西装革履，拍了一张两寸合影照，还特意花五块钱配了个相框。

刚结婚那会儿，我们租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筒子楼里。水泥墙面，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还有角落里的搪瓷脸盆和暖壶，就是全部家当。

房间虽小，却是我们的小天地。每到下班时分，我就推着二八自行车急匆匆往家赶，想着做什么菜给他吃。

每月发了工资，明国便拿出两个牛皮纸信封，一个写着＂房租水电＂，一个写着＂伙食杂用＂，我们各自往里面塞钱。起初我觉得新鲜，还当作是新式夫妻的经营之道。

＂这样做账清楚，互相不欠人情。＂明国推了推眼镜说，语气里带着理工男特有的逻辑感。

我点点头，虽然心里嘀咕：夫妻之间还分什么你我？可想想自己从小就听长辈说＂宁可给人一碗饭，不能欠人一粒米＂的道理，也就随他去了。

那会儿，每天早上，收音机里播放着《东方红》，我们早早起床，煮一锅稀饭，腌咸菜和几个馒头就是一天的开始。明国总是第一个出门，说是要赶早班车，其实我知道他是去工厂图书室看书充电。

我们的日子，过得像流水账一样平淡而规律。工资卡一发，明国就掏出计算器，水电费多少，煤气费多少，买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直到那年冬天，单位开始裁员，我成了第一批下岗职工。厂里给了三个月的基本工资作为补偿，之后就得自谋出路。那时的滋味，就像寒冬里被剥去了棉袄。

＂没事，找到新工作前，家里开支我多担一些。＂明国说这话时，声音里有股难掩的勉强。

下岗后的日子，比想象中难熬。每天早上，明国出门上班，我就拎着布袋子去菜市场，看着那些便宜的萝卜白菜，也要精打细算。有时能在街角捡到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回家洗干净了炒一盘，省下几毛钱。

夜里，我常常失眠，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汽车声，想着自己的未来。明国睡得倒挺香，呼噜声均匀绵长，仿佛生活没什么变化。

每到月底算账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明国从不埋怨我没了收入，但那精确到分的账目，却像一把无形的尺子，量着我的价值。

＂丽娟，你的那份房租还差十二块四。＂他一边记录一边说。

我把攒的零钱都倒出来，一张一张数给他。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婚姻里的AA制，像是一把无形的刀，割裂着本该亲密无间的两个人。

第二年春天，我刚在私营小厂找到临时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多点。干的却是又脏又累的活，手上的茧子厚了一层又一层。

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家里多了两个人，是明国的父母。老两口坐在我们的小板凳上，面前放着几个包袱。

明国正忙着给他们倒水，见我回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爹娘退休了，身体也不好，接来咱家养老。＂

我愣在那里，连句商量都没有。筒子楼的小房间，本来就拥挤，再加上两位老人，以后怎么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收入能养活四个人吗？

那晚，我和明国在楼道里小声争执。

＂你怎么不提前和我商量？＂我压低声音。

＂有什么好商量的？他们是我爹娘啊。＂明国一脸理所当然。

＂可是咱们的房子这么小，经济条件也不好，怎么照顾老人？＂

＂这是我的责任，我来承担。＂明国说着，拍了拍胸口。

我深吸一口气：＂那生活费怎么算？按照我们的AA制，我可负担不起四个人的开销。＂

明国沉默了片刻：＂爹娘的生活费我来出，不用你操心。＂

就这样，我们的小家，不声不响地从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婆婆王桂兰来后，对家务事指手画脚：＂这饭太咸了＂、＂衣服没洗干净＂、＂扫地要从里到外＂。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就咬着牙憋着气，不敢顶撞。

而公公赵老汉则不声不响地修理家里的破椅子、漏水龙头，用他粗糙的双手默默付出。有时候我加班回来，发现门口的小板凳上放着一盏煤油灯，那是老人怕我看不清楼梯。

晚上，我常听见老两口小声争执：＂咱不能添孩子们负担＂、＂可这是儿子的责任啊＂。有时候，婆婆会偷偷把自己的退休金塞到明国兜里，被我看见了，她就尴尬地笑笑：＂闺女，老人帮衬点是应该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感觉自己像是这个家里的外人。明国和父母说话时，常用我听不懂的乡下方言。有时候我刚想发表意见，婆婆就接过话头：＂我们老赵家一直都是这样的。＂

这种感觉，就像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婚后第三年，我和明国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大多是关于账单和家务的简短交流。

一次偶然，我发现明国的抽屉里藏着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月偷偷存下的＂私房钱＂。翻开一看，上面写着＂父母医药费预备＂。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揪了一下。

原来，他一直记挂着父母的身体，怕有个万一拿不出钱来。可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难道在他心里，我就是那么不近人情？

那晚，我打开了自己的工资袋：＂从今天起，咱们真正AA制吧。＂我一项项列清单：＂房租我出一半，水电我出一半，公婆的生活费，你全包。＂

明国脸色变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分得那么清，我也学会了。＂我平静地说。

＂你是不是嫌弃我爹娘？＂他声音提高了。

我摇摇头：＂不是嫌弃，是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既然你觉得我们应该各管各的，那就彻底点。＂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餐桌上多了一道无形的隔阂。我给自己做饭，他给父母和自己做饭。我洗自己的衣服，他们洗他们的。我买回来的东西写上自己的名字，连洗发水都分得清清楚楚。

邻居王大妈看不下去了：＂两口子过日子，怎么跟合租户似的？＂

我苦笑不语。有什么办法呢？既然这是他选择的方式，我只能奉陪到底。

就这样，家里的账目分得更清了。每个人的碗筷都有记号，每个人的日用品都放在不同的盒子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像是被账本分割成一个个小格子，再也找不到整体。

直到那年冬天，厂里发了半年来首次全额工资，我买了几斤猪肉，想改善一下生活。回到家，发现屋里空荡荡的，只有公公坐在角落里，脸色发白。

＂爹，他们人呢？＂我放下菜篮子问道。

＂桂兰，她，犯老毛病了，胸口疼，明国背她去医院了。＂老人说话有些喘，显得很焦急。

那天晚上，我和公公赶到医院，看到明国蹲在走廊里，手里攥着检查单，神情十分沮丧。

＂医生说是心脏病，需要住院治疗，还可能要做手术。＂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满是无助，＂丽娟，我，我手头紧……＂

我二话没说，掏出了自己刚领的工资卡：＂去交住院费吧。＂

在病房里，婆婆拉着我的手，满是愧疚：＂闺女，是我们拖累你们了。早知道就不该来城里添乱。＂

我摇摇头，第一次真心实意地说：＂娘，您别这么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们重新变成了一家人。

公公突发脑梨血，住院急需钱时，明国脸色煞白地翻着存折。我默默拿出了自己的存款：＂拿去用吧，账回头再算。＂

病房里，公公拉着我的手，眼角有泪：＂闺女，是我们拖累你们了。＂我忽然想起他曾经在我生病时端来的姜汤，在我加班时悄悄铺好的被褥。

那些小小的温暖，不曾记在任何账本上，却早已融入生活的点滴中。

那次住院，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但奇怪的是，我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不再计较谁出多谁出少，不再为了一两块钱斤斤计较。

出院那天，公公拉着我的手说：＂闺女，你是个好孩子。＂这句话，让我心里暖暖的。

回到家，我发现那些分隔得清清楚楚的物品，不知何时已经混在了一起。我的杯子里泡着明国喜欢的茶叶，明国的毛巾上沾着我的口红印。

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围坐在小方桌旁，吃着简单的饺子。蒸汽模糊了彼此的面孔，却拉近了心的距离。

＂以后，咱们家的钱就不分你我了。＂明国突然说，＂我想通了，夫妻本是同林鸟，何必分得那么清？＂

我笑了，这次是发自内心的笑：＂你可总算开窍了。＂

婆婆在一旁打趣：＂这孩子从小就死脑筋，认准一条道理就钻牛角尖。＂

公公点点头：＂人这一辈子啊，不就是互相搀扶着走下去吗？＂

那晚，我和明国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其实我一直害怕，＂他轻声说，＂怕自己没本事，怕养不活一家人，怕你看不起我。＂

＂傻瓜，＂我转过身，面对着他，＂婚姻不是算计，而是信任。你的担子就是我的担子，我的快乐也是你的快乐。＂

1994年春天，我们搬进了单位分的两居室。虽然是老房子，但比起筒子楼已经宽敞多了。

新家里，再也没有分开的账本，只有一个共同的存钱罐，里面装着我们的期望和梦想。

那年夏天，公公种的几盆辣椒结出了红彤彤的果实，婆婆用心爱的老式缝纫机给我做了一条碎花裙子，明国在厂里评上了先进工作者，我也在小服装厂当上了组长。

日子就像小院里的藤萝，缓慢而坚定地向上攀爬着。

一天晚上，我收拾抽屉时，发现了那本旧账本。翻开一看，最后一页写着：＂AA制失败了，但我找到了更好的——同甘共苦制。＂

我笑了，把账本夹进了结婚相册里，作为我们共同成长的见证。

回家路上，明国说：＂我以为AA制能让生活更公平，没想到却割裂了我们。＂

我望着初冬的夕阳：＂生活哪有那么多公平可言？家，不是用来算计的账本，而是共同扛起的担子。＂

街上飘起了小雪，我们并肩走着，不再提账单和分担，只是两个肩膀，一起迎向生活的风雪。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依然会为柴米油盐吵架，为鸡毛蒜皮置气，但再也没有用冰冷的数字来衡量彼此的付出。

婆婆常说：＂过日子就像熬粥，火候到了，自然香甜。＂公公则说：＂日子是苦的，也是甜的，关键看怎么尝。＂

1998年，国企改革大潮来临，明国的厂子也面临改制。那段时间，他愁眉不展，常常半夜惊醒，担心自己也会下岗。

我摸着他的后背，轻声安慰：＂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呢吗？咱们一起扛。＂

转眼间，世纪之交到了。新年钟声敲响时，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烟花在屏幕上绽放。

公公举起了自酿的米酒：＂来，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那是任何账本也算不清的财富。多年后回想起来，我常常感慨：婚姻里最宝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金钱，而是两个人一起面对风雨的勇气和决心。

AA制的婚姻注定会失败，因为爱情不能用数字来衡量，家庭不能用账本来维系。真正的幸福，是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找到彼此的温度。

如今，我和明国的头发都已花白，公婆也早已离世。但每次想起那个带着计算器算账的新婚丈夫，和那个固执地要求严格AA制的自己，我都会莞尔一笑。

那段跌跌撞撞的日子，教会了我们婚姻最重要的课题：不是公平交换，而是无私给予；不是精确计算，而是慷慨付出。

正如老一辈人常说的那句话：＂过日子，不是过细账，而是过感情。＂

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个人和公平的社会里，我们最终明白，家庭的真谛恰恰在于超越公平，给予比索取更多的爱和包容。

那本旧账本，现在成了我们向孩子讲述的家庭故事，提醒着他们婚姻的真谛：不是AA制的精确，而是同舟共济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