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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0月10日，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将会揭晓。

临近公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自己“配得上”这个奖项，并在地区冲突中频频斡旋，试图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和平缔造者”。然而，其高调宣称的7笔“停战功绩”却被外界质疑存在夸大成分，且多是暂时性成果。

此外，近年来诺贝尔委员会频频被指在和平奖的决定上政治动机明显，处处体现对西方价值体系的维护。而特朗普的诸多举措——包括贬低或退出国际条约与组织、对盟友施行单边关税——似乎均与之背道而驰。

特朗普的“和平主义”究竟能否赢得诺贝尔奖青睐，抑或只是注定落空的梦想？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和平主义”实际上与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所珍视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南辕北辙。诺贝尔奖委员会更多强调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共同体”安全、促进所谓“人权议程”和其他西方政治正确议题。特朗普撤出世卫组织和《巴黎协定》、挑起贸易战、疏远盟友，这些做法与和平奖委员会的理念相悖。特朗普的“诺奖梦”恐难以实现。

在作者看来，处在一个价值观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特朗普的“和平主义”其实更像是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副产物，而诺奖委员会的选择则成为了全球话语权博弈的一部分。

孟维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IPP特约研究员

诺贝尔和平奖将在10月10日公布得主，特朗普目前非常着急，正尝试通过各种办法获奖。他今年上任后频频推出各种“劝和促谈”的外交政策：在中东斡旋停火、游说俄乌谈判、劝阻以色列攻击伊朗，还声称要让印太回归“贸易与和平”。

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在内塔尼亚胡的干预下遭遇改动，令参与此前谈判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官员十分不满，相关谈判可能得从头再来。图源：路透社

然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标准并非简单的“停火即和平”，它更关乎维护一个由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构成的国际秩序。这不仅仅是和平与否的问题，更关系到诸多政治利益。特朗普要想获奖，难度非常大，几乎不可能。不过，据说目前特朗普已经发出威胁，如果不能获奖，就要对相关人士进行制裁，甚至对挪威加征关税，这或许会改变获奖结果。

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表彰那些“做出最大或最佳贡献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裁减常备军和举办和平会议的人士”。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光谱的变化，和平奖往往被赋予“维护自由民主共同体价值”、“守护人权”、“关注弱势群体”等新的含义，许多获奖者甚至不直接参与停火或战后重建，与“和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特朗普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但他与诺奖委员会在“和平”概念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他强调结束战争、减少美国海外军事介入，而委员会看重的却不是这些内容。这种价值偏差，是他获奖的最大阻碍。

一、特朗普的“和平主义”自画像

特朗普在2025年就职演说中宣称：

“我们衡量成功不仅看我们赢得的战斗，更看我们结束的战争，甚至更看我们避免进入的战争。”

他希望自己的遗产是一个“和平的、团结的美国”。上任后，他确实在多个热点地区忙于劝和：

在加沙战争中，他提出交换停火方案，告诉以色列“立即停止轰炸”以确保人质安全，并花费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推动实现长期和平。

面对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局势，他曾要求以色列推迟对伊朗的打击，称自己努力拯救伊朗免于“羞辱和死亡”，希望通过谈判推进核协议。

对乌克兰危机，他向普京施压，要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强调只有乌克兰总统才能决定领土问题；他还威胁称，如果谈判无进展，对方将付出“严重后果”。

在印太地区，他不像前任政府那样强调遏制中国或煽动台海、南海冲突，而是在与菲律宾总统会晤时淡化军事对抗，强调贸易与经济合作，甚至避免提及三边军事演习，被解读为对中美竞争降温。

7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亲自前往白宫会见特朗普。会谈期间，特朗普称“不介意他（小马科斯）与中国交好”。图源：路透社

这些举措反映了特朗普的外交观：美国应避免介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把资源集中于国内和西半球，并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这在美国传统“建制派”痴迷于全球战争与霸权的背景下显得另类，因而赢得一些选民的认同。然而，他的“和平主义”并不完全出于崇高理想，更多是“美国优先”的务实逻辑——减少海外负担、集中资本重建美国，同时不忘在能源和贸易方面为美国谋取利益。

二、美国国内结构矛盾与战争资本主义的衰落

如何从美国国内结构的层面理解特朗普的“和平主义”？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过海外军事干预和战争支撑全球霸权，同时也推动国内军工复合体的财富增长。艾森豪威尔就曾在告别演讲中警告“军事工业复合体”获得不正当的影响。

此前，美国的退休将军在电视上游说援助乌克兰，其背后有军火商资助的智库；国会要员提出把军费提升至GDP的5%，却不提这笔巨额预算如何惠及其捐助者；大型防务承包商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投放广告，游说民众支持战机项目。

可以说，“军事工业复合体”早已成为超越党派的利益集团，让美国长期陷于海外战争循环。对于华尔街而言，战争不仅是扩张美元体系和吸引国际资本的工具，也是为军工企业创造利润的来源。

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核心是“铁三角”——国会、五角大楼、武器承包商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图源：David Vine / MR Online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消耗巨大，战争资本主义明显越来越不得民心。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就说明很多民众希望减少对外战争，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挑战了战争资本主义模式。他希望缩减在欧洲和印太的军事存在，把资源挪回国内。

虽然他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在西半球重建影响力，但客观上减少了发动对外战争的动因，这与战争盈利模式形成冲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建制派和军工利益集团反对他，他们担心失去数万亿美元的军费合同和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前沿。

三、诺贝尔和平奖与“白左”国际秩序

特朗普的种种努力只怕并未打动诺贝尔委员会。他不太可能获得这个奖项，因为他希望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委员会所珍视的国际秩序含义大相径庭，除非他未来几天对委员会软硬兼施。

一位奥斯陆和平研究所负责人指出，他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挑起贸易战，与盟友翻脸，这些做法与“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诺奖宗旨相悖。另一位委员直言，对和平奖的游说通常适得其反，该委员会习惯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独立评选，特朗普公开施压只会招致反感。

从本质上看，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代表的是一种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它认定的“和平”指的是维护西方左翼价值观和“捍卫自由民主共同体”。特朗普虽然促成停火、减少军费，却不愿听命于这一秩序：他拉拢普京、疏远欧洲盟友、批判多边机构，这些都被视为对规则的破坏。

简而言之，特朗普所希望的和平其实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和平”，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委员会宁可把奖项颁给某个援助机构或国际组织，也不会奖励一个在他们眼中破坏秩序的“异类”。

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多为已退任的政治人物，但也有来自学术或民间组织的人士。图源：路透社

四、特朗普被诺贝尔委员会视为“和平”的敌人

西方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和平”不仅是停火，更是保护“自由民主共同体”的安全。北约东扩、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遏制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被包装成“维护世界和平”；反对这些政策的则被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

德国选择党主张削弱欧盟、维护各国主权、停止援乌，被舆论称为“极右”，但正是他们要求结束战争并指责北约扩张。匈牙利的青民盟及斯洛伐克的方向党很早就希望与俄罗斯达成和平，要求美国牵头谈判，他们强调保护欧洲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能源安全。

这种现象颠覆了传统印象：曾经的“极左”或“自由派”力主扩大战争，而所谓“极右”或民粹派反而要求停战。

因此，特朗普的“收缩主义”在西方主流话语中显得格格不入。他试图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被自由媒体视为“纵容专制”；他推动俄乌和谈，被指责“亲俄”；他缓和印太安全、不选边站，被批评为放弃美国霸权。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特朗普的和平努力无法被解读为正面贡献，反而成为挑战“民主同盟”的罪证。

五、和平奖还是“人权奖”？——双重标准的讽刺

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频频授予人权活动家、环境保护者和其他“政治正确”人物，而不是直接促成停火的政治家、外交官。

例如，2009年奥巴马在上任短短九个月、尚未完成任何和平事业时就获奖，理由是他“鼓舞人心的愿景”与“为世界更好的未来创造新氛围”。然而，奥巴马后来在阿富汗、也门等七国发动或扩大无人机战，批准暗杀行动，甚至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指责他的无人机项目威胁国际法。这些事实并未阻止委员会对他颁奖，也从未撤销他的称号。

类似的例子还有：

2011年的塔瓦科尔·卡曼，她是一位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人士，当时委员会主席公开表示希望寻找一位穆斯林获奖者，以“传递信息”；

2018年的刚果（金）医生穆克维格和伊拉克维权者纳迪亚·穆拉德获奖，强调的是对性暴力的关注；

2014年马拉拉因倡导女童受教育权获奖。美国学者批评说，诺奖已成为“德性展示”和“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的代名词。更直率地说，这个奖更适合改名为“诺贝尔人权贡献奖”或“诺贝尔DEI奖”，才能名副其实地表明其关注点。

Tawakkol Karman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铁娘子”，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她作为反政府示威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图源：路透社

最近十几年，该奖的获奖者大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人物，以至于这个奖越来越乏味。按照西方理念，要想保卫“自由民主共同体”，就不可能奉行和平政策，只能奉行战争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每年根本找不到既符合西方价值观又能够对和平做出贡献的人。

不仅如此，部分得奖者形成了自我反讽：缅甸的昂山素季在获奖后致力于推动国家实现稳定、打击分裂势力、结束冲突，却被西方威胁收回和平奖；奥巴马获得和平奖后成为美国历史上在战争中任期最长的总统。这让一些和平研究者质疑，委员会在评选时政治化严重，忽视了真正致力于裁军和和平的人士。

相比之下，特朗普虽然试图通过外交斡旋减少冲突，却没有大规模推广所谓“人权议程”，也不愿为自由民主输出支付巨额成本。这种现实主义道路与诺奖委员会的价值观南辕北辙，自然难获青睐。

昂山素季因其在缅甸推动民主的努力而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因为在罗兴亚危机中保持沉默，被指纵容军方暴行，人权人士和媒体评论员公开呼吁诺贝尔委员会撤销其奖项。图源：法新社

六、注定落空的梦与讽刺的结局

综合上述分析，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太可能把和平奖授予特朗普，除非特朗普采取某种措施进行施压。

一方面，尽管他在多个地区通过谈判、施压和外交努力缓和冲突，客观上减少了战争风险，但他的“和平”不符合诺奖委员会所维护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他撤出多边机制、批判北约、与“民主盟友”翻脸，这些都被视为破坏国际合作。

另一方面，和平奖的评选越来越倾向于表彰人权倡导、女性教育和气候正义等“政治正确”议题，这本身与“裁减军队、促进国与国友谊”的初衷渐行渐远。

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称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大的骗局”。图源：美联社

讽刺的是，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真的改名为“诺贝尔人权贡献奖”，特朗普或许就不会再惦记它了。他也许仍会为了个人荣誉去游说和施压，但即使他不能获奖，大概也不会暴跳如雷。

在这样一个价值观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特朗普的“和平主义”更像是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副产物，而诺奖委员会的选择则是全球话语权博弈的一部分。或许，这正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真实写照——和平已不单是停战的结果，而是由谁来定义、在何种价值框架下塑造的复杂概念。

*本文作者：孟维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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