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6日凌晨，你们可替我向周副主席捎句话？”阴湿的上海隆福路看守所里，陈治平轻声问狱友。此刻的他，头发花白，却仍挺着腰背。没人回答，枪栓已经拉开，寒意顺着走廊蔓延。

黎明不到，囚车驶向闸北宋公园。街巷里，流亡学生悄悄聚拢，他们刚刚在墙上刷完标语，掌心还带着油墨味。想到半天后就要迎接解放军，谁也没料到，曾经的红军军长会在同一片晨雾中倒下。

枪声响过，陈治平身子前倾，绷直的双腿在草地上一刻才慢慢弯折。围观者里有人认出他，一位老纱厂职工自言自语：“他当年带我们扛过枪。”话音混进人群，很快被喧哗淹没。

一个月后，北平开国大典筹备紧锣密鼓。周恩来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提到陈治平：“此人早年有大功，后虽误入歧途，临终表明回归之心，可予以烈士待遇。”于是，编号00253的烈属证寄往江苏淮安，他的家人收到时已是建国后的冬天。

故事并未就此尘埃。时间往回拨二十三年。1926年，淮安运河码头，24岁的陈治平挽着行囊，登船去广州。从黄埔第三期毕业后，他拥护北伐，暗地里接受周恩来指示，准备回乡策动农运。淮阴、盐城一带的枪声让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

1928年秋，中央决定组建红十五军。陈治平奉命任军长，连续攻克沭阳、泗阳。淮北平原旌旗蔽日，百姓送米送盐，口号声里夹着孩子的笑。那是他人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刻。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32年春，他赴河南接任省委书记，刚下火车即被叛徒出卖。被押往武汉途中，他两次试图逃跑，均因脚镣沉重未果。蒋介石与戴笠亲自审讯，抛出“黄埔同门”情面，又拿红军内部“肃反”阴影做文章。陈治平心底动摇，写下自首书，与国民党情报系统签字画押。

乖巧的俘虏往往被迅速利用。一年内，他出面成立“南京市实验区”，整编保安部队，搜捕地下党员。不可否认，他熟悉的那套秘密交通、联络暗号，都被他自己拆得七零八落。叛变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电文里只写了四个字：“痛心疾首”。

有意思的是，人前他向蒋介石汇报肃共成果，人后却常拿着俄文本《共产党宣言》逐页琢磨。同牢的刑犯回忆：“他白天骂‘共匪’，晚上却说马克思定义的剩余价值真精妙。”这分裂的状态伴随了他整整十年。

全面抗战爆发，贵州省会贵阳成了西南大后方。陈治平受命去整顿党务，却把主要精力投入动员民众抗日。县城里贴出他写的大字：“不抗日就是亡国！”当地苗、侗青年组建的“山地敢死队”在湘西、黔东交界打了数十次伏击战，这些战报连重庆《中央日报》都不得不刊登。

1941年底，他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专员赴渝。一天傍晚，他蹲在八路军办事处对面的小茶馆，透过竹帘看见周恩来与邓颖超携手走进院子，却终究没有抬脚过去。“我没脸，”他对同行者低语。

抗战结束，社会陷入暂短的喘息。陈治平与一批知识界、工商界人士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组织名称冠以“孙文”，实际上抨击国民党背弃三民主义。蒋介石极为恼火，既拉拢又威逼：南方某省主席的位子两次送到门口，陈治平都推说“旧疾复发”婉拒。

1949年春，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汤恩伯的线人潜入“孙盟”，一次秘密会议被一锅端。国府军事法庭判决：陈治平“通谋赤匪、意图颠覆国本”——死刑，立即执行。行刑之前，他要了一张白纸，写下六个字：“革命尚未成功。”署名却没有写姓，只留下“治平”。

烈士证发下去十三年后，社会环境已不似五十年代初的慷慨。1962年，中央整风复查档案，上海市民政、统战机关翻出当年南京“实验区”的卷宗以及陈治平的自首书。几轮讨论后，结论是：其历史复杂，“既有功也有过”，不宜再列烈士名单。通知到家属时，只说“政策调整”，没再详述。

1981年，上海统战部归档时给出最终文字：“对陈治平不作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授予烈士称号”。一句话，画了一个折返线般的句点。

假如把陈治平的一生铺开，会看到三个互相碰撞的影子：红军军长、国民党官僚、民间抗日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踩在时代断裂带上，个人抉择高速折返。在烈士证发放又收回的过程中，政治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在变，留给后人思考的，却是那个永恒的难题——信仰与存亡、忠诚与背叛之间，并没有现成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