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董福祥，有人会想起大马金刀、指点江山，也有人会咂舌他那股狠劲——到了西宁，为什么下手如此决绝，仿佛只有赶尽杀绝，才算一劳永逸？

剿抚兼施这种常见套路，他却总是犹豫，甚至几乎不用。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只看董福祥镇压西宁回乱那段血雨腥风，其实挺难用“简单粗暴”这四个字解释。

这一仗，不仅仅是兵与兵、城与城的对抗。西北那年头，天干地旱、饥荒不断，活着本身都挺难。可偏偏，河湟之乱、回民起事、各路清军“进剿”，全搅在一起，一时谁是官、谁是匪、谁是真正的苦主，外人未必分得清楚。

而董福祥，就是在这种乱局中登场的。土里土气的苦农出身，草莽气息重，打仗全靠一股狠劲。最早起兵时，拉的是自家苦兄弟，后来混成半官半匪的地头蛇，见风使舵。

等左宗棠来西北收拾局面，董福祥干脆投奔湘军，被收编成“董字三营”。他混进了体制，手里的枪却还是那帮老兄弟握着，野性一丁点没丢。等熬出头当了提督，真正让他威名大震的，是回到甘青，平定那场轰轰烈烈的西宁回乱。

如果要说董福祥镇压回乱为什么如此狠辣，不妨先把时间轴拉回到1895年的河湟事变。那年初夏，河州、湟水一带的回民教派之争彻底爆发，短短几个月，地方官军被冲得七零八落。叛军节节胜利，汉人城池危在旦夕，官军溃败一波接一波。

清廷这才真正慌了手脚——甘肃提督一换再换，左宗棠一走，镇场子的硬茬不多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董福祥受命“督办甘肃军务”，陕甘提督都要听他号令。

董福祥当时的心情，其实很复杂。手下兄弟都是一路打出来的，回族叛军、流寇土匪、绿营老卒、地主豪绅，各自有盘算。董福祥自己最明白，官府这碗饭，说到底还是得靠“立功”吃饭。而且这次他带的是新装备——德国毛瑟枪、开花炮，火力算得上全西北最硬的一支队伍。清廷给的压力也大，“务必平乱，不可手软”。话说到这份上，董福祥还有什么好含糊的？

其实一开局，他还是走了几步“剿抚兼施”的棋。比如用回民裨将马安良去劝降、用马福禄诱降马永琳、马永瑞兄弟，试图分化回军。但很快他发现，这种温吞水对大局根本没用——一边劝降，另一边对方人头攒动，随时可能反噬。

在康家崖那一仗，董福祥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温情。凭借火力优势，一口气打下回堡，据史料记载“歼敌三千余”。打完之后，没有招抚、没有收编，直接大开杀戒。抓到的回军头目，全是凌迟、斩首，尸体挂在柳树上示众，气氛之残酷，连清军老兵都觉得毛骨悚然。

很多人问，为何董福祥后来几乎彻底放弃“剿抚兼施”？其实道理很现实。

这场回乱不是单一族群的起事，背后有教派之争，有土地矛盾，还有数年饥荒、各路豪强浑水摸鱼。董福祥说白了，根本没法“分清敌我”，所谓“抚”，就算抚下来，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再反。他心里很清楚，“今天安抚、明天造反”的事，甘青这片地太多见了。

从清廷的角度，这次平乱是“立威”，而不是温和绥靖。此前数次官军进剿屡屡失败，搞得各地汉民惶惶不可终日。董福祥要是像左宗棠那样还搞“分化瓦解”，恐怕根本压不住局势。清廷盼的，就是一个铁血人物来“杀鸡儆猴”。

再者，董福祥手里的兵，也不是那种纪律严明的精兵悍将。这些人多半出身草寇、饥民、亡命之徒，平时就靠烧杀抢掠混饭吃。一旦放他们上阵，不烧杀几家，反倒“抑制不住”。董福祥如果一味宽容，不仅安抚不了叛军，反而有可能被自家兄弟“看轻”。

所以，剿抚兼施这四个字，到董福祥手里，最后只剩下“剿”——赶尽杀绝，杀得叛军胆寒，地方一时清净，军心才不会散。

当然了，这种做法的后果也极其严重。1895年下半年，董福祥大军解围河州，趁胜追击西宁，一路上屠杀无数。史书里写得很直接：“董军作战勇猛，军纪极坏，烧杀劫掠，危害之大，甚至过于回军。”

“善后”阶段更让人心惊。董福祥离开西宁回永登后，还想回头再杀一波没死绝的“头目”。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记载，马安良、马福禄在河州“善后”时，屠杀回民约五百余人，还榨取罚银四十五万两。到了青海马营一带，每天杀人上百，血流成河，村里小孩夜哭都拿马福禄吓唬。

这种“赶尽杀绝”的政策，并不是董福祥一个人的狠毒。实际上，清末西北多次回乱，每次官军来剿，都是屠杀先行。清廷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养寇自重”已经够头疼了，不能再留尾巴。而且，西北地方军阀势力错综复杂，一旦留活口，转眼就可能反扑。

更别说，地方汉民受害极深，董福祥本来就要借“清君侧”“报民怨”来立威。这层层压力之下，他想走温和路线，几乎不可能。

再往深里说，董福祥的选择，和他自身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土匪出身的将领，最不信任“招抚”这种软招。他相信拳头、相信枪炮，也明白在这片苦寒之地，只有“狠”才能让人服气。

而且，董福祥早年也吃过“招抚”的亏。当年投奔左宗棠，能保住性命，实属侥幸。可回头看看身边多少同类，刚投降没两年又被清廷处置，或被流放、或被砍头。久而久之，这帮人对官府的承诺早就没什么信心。董福祥自己打仗，全靠一群生死兄弟，如果一不留神，今天放过敌人，明天可能就被反噬。

你说董福祥心里没有矛盾吗？其实肯定有。有些老部下也曾劝他“抚降一批，收编点人马”，这样能壮大自己。可每次刚有这想法，前方就有被俘投降的回军趁机造反，偷袭营地。那时候他就下定决心，宁愿挨骂狠辣，也不能再留活口。

说到底，董福祥“赶尽杀绝”的做法，不能简单归结为“天性残暴”，也不能用“清廷下令”一句话糊弄过去。

但历史总有反复。河湟之乱之后，清廷不是没想过“宽大处理”。尤其到了“善后”阶段，朝中有人觉得“太杀伤和气”。可一层层上报，地方上又出现新一轮骚乱。最后连总督陶模都无奈，干脆把董福祥的黄马褂褫夺，意思是“杀得差不多就行了”。但到了这一地步，已经是尸骨成山、血泪难收。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董福祥后来的甘军，其实就是靠着镇压回乱发迹。等到民国初年，西北马家军崛起，这些人马又成了新一代地方割据的种子。当初赶尽杀绝、压服地方，换来的其实是“割据自重”的种子。历史绕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很多人会追问，董福祥如果当初多用一点“剿抚兼施”，是不是后面的屠杀和混乱可以避免？

其实放到今天来看，答案并不乐观。

晚清西北的社会结构、族群关系、军阀割据，远比想象中复杂。官军人手有限、信任链条脆弱，哪怕有心抚降，也没人能“收得住”地方势力。一旦招降，明天又造反，军心民心全乱套。加上董福祥手下根本没有“纪律队伍”，一味宽容只会纵容屠杀、抢劫的蔓延。

也正是因为这样，董福祥那种“赶尽杀绝”的冷酷，才成了西北一带的“经验法则”。即便有人说“太残忍”，但只要乱局一开，终归还是靠刀枪解决问题。

河湟之乱期间，西宁、河州、循化一带，谁都想稳一稳，谁都希望明天不要再死人。可最后的现实是：不杀不行，杀了也没完。

董福祥镇压回乱，留下无数争议。后人评价他，有说是“草莽枭雄”，也有说是“民族刽子手”。可在那个年代，天灾人祸、族群撕裂、军阀混战，谁敢说自己就有更高明的办法？

很多时候，“剿抚兼施”只是胜利者书里的理想化词汇。而董福祥，只是照着自己能掌控的那一套，把局面收拾到能向上交差、手下兄弟能活下去的程度。

至于人心、和解、长远之治，留给后来的历史学家、评论家慢慢评说吧。

参考文献：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甘宁青史略正编》

铁马读史头条号公开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