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12日,菊香书屋的煤炉烧得通红。毛主席握着钢笔的手突然停住了,笔尖在“吴绍周”三个字上画了又画,说道:“这个吴绍周,比咱们有些吃公粮的还明白事理!”
坐在对面的罗瑞卿凑近一看,桌上摆着两份文件,一份是功德林监狱的改造报告,另一份是用衬衫里写的建议信,背面还透着汗渍印的“精忠报国”。
“马上通知司法部”毛主席敲了敲建议信,“特赦申请别等国庆了,下个月就批。你看看他画的运输图,比咱们参谋部的方案还细。”
罗瑞卿接过纸,上面用铅笔画着蜿蜒的朝鲜公路,每隔20公里标着“假桥”“防空洞”,旁边注着小字:每车配反光镜,见敌机闪光3次即隐蔽。
这份详细的建议信出自一个国民党战犯之手,他的建议后来被采纳了吗?他本人又是何命运?
他为何盯着战报刷烂皮鞋?
时间倒回1949年1月,双堆集战场,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吴绍周举着白毛巾走出指挥部。
这个在淞沪会战扛着机枪冲锋,胸口留着日军弹片的黄埔六期生,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穿着美国皮靴,走进北京功德林监狱。
刚入狱那会,吴绍周是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别的战犯打牌吵架,他就坐在大通铺上擦皮鞋。
管教递来《毛泽东选集》,他眼皮都不抬:“败军之将不言勇,要杀要剐随你们。”
直到1950年10月的一个早晨,管教把《朝鲜战报》放到他床头,说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了。”
鞋刷突然咔地断成了两截,吴绍周盯着仁川两个字,想起了1945年在广州受降时,亲眼见过美军两栖登陆演习。成百架飞机遮天蔽日,舰炮把海岸线炸成了火海。
当天夜里,他翻出藏在裤腰里的铅笔头,在草纸上画朝鲜地图。笔尖划过鸭绿江时,突然停住了,报纸上总说志愿军运输困难,不就是当年国军在东北吃的亏吗?
美军飞机白天炸,卡车只能躲进山洞,200公里路得磨三天,前线战士拿什么打?
他越想越急,指甲在地图上掐出了几个月牙印,不行,不能让咱中国人在老外面前吃亏!
战犯在监狱画的两张图
真正让吴绍周睡不着的,是1951年初的第三次战役战报。志愿军打进汉城,但“粮食弹药供应不上”的黑字格外刺眼。
他摸着囚服上的补丁,想起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当时部队被日军飞机炸惨了,他让士兵把卡车伪装成运稻草的车,敌机一来就往路上撒稻草扬尘,竟蒙混过好几次。
“得把老办法翻新!”他向管教要了三张草纸,用烟盒当尺子,画下了第一张图:公路旁每隔500米修假桥梁,用木板搭框架,顶上盖一层铁皮,夜里点三盏灯。
真物资车白天躲进山林,车身覆盖松树枝,驾驶室装一面小镜子,专门派人盯着天空,看见飞机就用镜子朝队伍闪三下光,这是“假目标迷惑法”。
第二张图更细。他把运输路线分成10段,每段20公里,每段配3名本地向导、5辆卡车。司机只跑自己熟悉的路段,到交接点就把物资转给下一段车队,路边每隔5公里挖好防空洞,听见飞机声就钻进去。
“就跟接力赛似的”他向管教比划,“当年在缅甸运物资,英军司机不敢走夜路,我们找马帮分段带,现在把卡车当战马使,闭着眼都能摸黑开。”
写完后,他犹豫了三天。当管教说“建议信送总参谋部了”时,他才发现自己把囚服的衬里都撕了,那上面原本绣着亡母缝的“平安”二字。
1951年3月,吴绍周跟着管教走进了中南海。推开门看见毛主席后他下意识要敬礼,右手举到一半,触到囚服上磨出的毛边时,又尴尬地放下了。
“吴将军,久仰大名啊!”毛主席主动伸手。吴绍周这才注意到,主席的衣服比自己的囚服也新不到哪里去。
刚坐下,毛主席就指着他棉袄上的补丁笑:“听说你在功德林教大伙补袜子?这手艺要是用到朝鲜战场,能给咱们省不少布匹呢。”
说起两条计策,吴绍周渐渐来了精神:“美军飞机厉害在看得清,咱就不让它看清。假桥梁要选在弯道,敌机俯冲时难辨真假。夜间接力得配铃铛,车队熄火时用铃铛声对暗号,比车灯安全。”
毛主席听得入神,突然插话说:“你这法子和诸葛亮的虚虚实实一个道理嘛!当年长征过草地,我们用稻草人骗国民党飞机,没想到现在还能对付美军。”
说到激动处,吴绍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用手在桌面上划起路线:“最重要的是司机,得找东北老司机,他们熟悉冰雪路。朝鲜向导要选山里的猎户,知道哪条沟能躲飞机。”
毛主席转头对聂荣臻说:“马上让洪学智试试,把东北的司机和朝鲜的向导编成运输兵团,分段包干,谁跑得好就记功!”
临走时,毛主席把自己的卷烟盒塞给他:“这是湖南的烟叶,比功德林的旱烟劲大。”
吴绍周捏着烟盒,想起了入狱时摔坏的怀表,那是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被俘时被解放军战士捡到,修好后原封不动还给了他。
特赦令下来那天
吴绍周没想到,特赦令来得这么快。1951年4月22日清晨,管教喊他收拾行李,说“毛主席批准提前释放”。
他盯着铺位上的美国皮靴发愣,突然把靴子塞进床底,换上了解放军送来的胶鞋,那是一双沾满补丁的旧鞋,鞋跟处绣着“保家卫国”四个红字。
出狱第二天,他就申请去东北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在沈阳的培训会上,他指着墙上的地图:“同志们,咱卡车跑不过飞机,但能骗过飞机。”
他教司机用树枝编伪装网,在油箱上涂泥巴,还发明了“三闪灯”信号。遇到敌机闪三下长光,安全时闪两下短光。
有个年轻司机嘀咕:“您当年是国民党将军,为啥帮我们?”
他一拍桌子:“1937年在上海,我带的连队打没了,是老百姓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馒头!现在美军打到鸭绿江边,不管以前穿什么军装,咱都是中国人!”
这些办法很快在朝鲜战场见效。美军飞行员发现,鸭绿江沿线突然多了上百座桥梁,夜里灯火通明,可炸了半天,志愿军的粮食还是能源源不断往前线送。
更神奇的是,原来只能夜间蠕动的车队,现在像会隐身了。第五次战役时,彭德怀在指挥部拍着战报说:“这个吴绍周,给咱们的钢铁运输线打下了地基!”
1952年春节,吴绍周收到一封贵州老家的信。嫂子在信里说,政府把家里的三亩地分了,父亲的坟也重修了。
他摸着信纸上的土腥味,想起在功德林时,管教带他看北京的街道,过去洋人横行的东交民巷,现在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
后来他留在解放军后勤学院当教员,讲台下坐着当年在双堆集俘虏他的战士。有人问他:“您后悔给国民党卖命吗?”
他翻开《朝鲜战场后勤战例》,里面夹着毛主席特赦令的复印件:“后悔过,但更庆幸。当美军炸弹落在咱们国土上,能把当年打日本人的本事用上,这辈子没白穿军装。”
1966年,吴绍周病重时,把子女叫到床前,指着床头的美国皮靴:“把它捐给博物馆吧。这鞋跟着我打过鬼子,也迷路过,但最终走到了该走的路上。”
那双皮靴现在还陈列在沈阳抗美援朝纪念馆。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看到同胞受欺负时,不管彼此有什么恩怨,总会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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