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每次聊起什么“剥削”“压迫”，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地主老财，脑子里自带几幅画面：大宅院、高墙、长袍马褂，院子里跪着愁眉苦脸的佃户，好像一切不公，都是这张脸和那句“收租来了”造成的。但转念一想，这年头有几个还在为地主咬牙切齿？我们身边见多的反倒是那些披着西装、手里攥着钞票，在写字楼里微笑的另一些人。说到底，谁是真正让普通人喘不过气？这老问题，放到今天，答案可远没有那么简单。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村里有个“王大户”，听说他三间瓦房，门口种着两棵老槐树，不管咱家谁过年，烧什么菜，反正王家院子里熏鱼、鸡蛋堆得像小山，大家都信口流传：他家祖上当过管家，后来买了几亩良田，慢慢地日子宽起来了。可那时大家心里就有数，这种人横着走，是因为村头那块地都得听他分。他可算不上什么“坏人”，平日里还举办过几次赈灾，把米，粮食倒出来过，可到了收租那天，呵，连咱奶奶家那两块刚播下的小麦，都有人来丈量，记账，一点不含糊。说句实在话，他是那个村子的小皇帝不假，但体制不变，谁都离不开这套规矩。

但你要说，像王大户这样的人，只是单凭脸皮厚、力气大就能坐稳“大户”的椅子，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当年土地是命根子，谁能多占一点地，谁就是吃穿不用愁的人。地主的“身份光环”，全靠整个制度给的。咱们讲点别的历史人物，有个陈绍庸，原本只是镇上一介穷苦书生，后来中了秀才，靠着朝廷“分地”政策，一下子成了本地的大地主。你要说他突然变坏了吗？没有，只是他拿着地，能雇人、能租田，农民一下子就“看他脸色办事”。说到底，穷的人想翻身，可你土里没根、田里没地，这日子还是照旧。

时局一变，很多地主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不少人家甚至拆了门板当柴烧。可你看看近百年的变化，有意思了：有钱有地的“王大户”们不是都倒下了，地分给了大家，没几年，镇上又多了好几个张老板、刘厂长。他们靠着收购粮食、办工厂，开起了夹皮层的小公司。邻村的李老太太说过，刚分地那年家里吃得多香，可没几年村里的小工厂把地合了，说是要“集体致富”，最后还是她家两口子在厂里摸黑加班。日子翻篇了，可本质没多大变化，什么“剥削和压迫”，有时候穿上西装，换了名字，还不是这一套？

别光说咱中国，放眼海外也是这个理儿。前些年看新闻，孟加拉那边有成百上千的女工在纺织厂里做工，衣服一件一件做出来，不单是老板在抽成，背后那些国际品牌也赚得盆满钵满，那些女工一个月工资还不到国外一杯咖啡钱。人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土豪，可剥削嘛，怎么就比咱祖辈的收租来得清爽？谁管你穿的是短裙还是长衫，归根结底，制度没动，工人永远弱势。

前阵子我和朋友聊天，他在上海做快递小哥，跑了一年下来，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被压迫者”。表面上全民创业、自由奔跑，实际上根本没有议价权，平台随时能换，连工资扣除、时间安排都是说改就改。他说现在才明白，小时候课本里批地主，说是人不如人，后来才发现，谁没遇上过剥削？只是名字和形式变了。

仔细琢磨，人们喜欢把事情归到一张具体的脸，看着痛快，好像只要赶走了王大户，生活就能好起来。但新问题一个接一个。像土地改革那阵，大家拍手叫好，后来农业集体化又苦了好些年，日子抓在自己手里的时间，远没想象的那么久。人心对权力的依赖，变来变去，也没变得彻底。底层人想翻身，有时候新的“压迫者”还没被发现，就又被下一个“层级”管着了。

我老家那边，大家常调侃：“地主走了，厂主来了，厂主走了，老板还在。”几轮折腾下来，大多数人只觉得生活变了，又好像没啥变。一些老人会说：“现在好歹吃得饱了。”可是年轻人呢？他们困在城市里租房、讨薪，电视机里播的是“人人平等”，现实里却谁也不敢多说一句。剥削这事，有时不是换个人那么简单，是整个社会机制拧成一股绳，谁都脱不了身。

有朋友问我，“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抗？”我老说，反抗容易，说穿了是换个位子。难的是盯着这个盘子，一点点地改，慢慢地把那些漏洞补齐了。不公平的分配，奇怪的产权划分，没人敢动的金融规则，其实才真正让剥削和压迫变成“隐身”的，藏在生活里的暗流。你不看，也总会被带着走。

所以，讲王大户、讲土豪，说他们是替罪羊，也有些冤枉。他们只是当时那个大环境里的一枚棋子。等到资本家换上西装，压迫就变成了App上的算法、工厂流水线的时钟、银行里一串串数字。我们还会讨论公平吗？这是个说不尽的题目。从家乡的农田到城市的高楼，每个人都在制度的夹缝里，体验着人情冷暖。

最后我也说不清，什么是真正的“解放”，什么才叫“公平”。只能说，每个想活好的普通人，心里多多少少都明白，谁都想有话语权，有点干净利落的生活。等到哪天人们都能捏紧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权利和希望，再聊阶级和压迫，兴许能有更温暖的答案。可这一天，还远不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