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5月12日，汶川地震，已过去整整17年。

2008年，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是母亲节。节日的鲜花尚未凋谢，汶川发生8.0级地震，8.7万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刻，留下7500多个破碎的失独家庭。

导演范俭用12年时间，持续追踪地震中失独家庭的再生育故事，以及震后一代孩子的成长。

地震夺走了祝家8岁的女儿。在高龄之下，他们再次尝试生育，只为“再拥有一个女儿”。命运却送来一个男孩。母亲要求儿子记住那场灾难，并感恩自己从未谋面的姐姐。

游家的女儿游雨在地震中遇难后，游哥把自出生就送养出去的另一个女儿游小冉接回了家。但亲情需要重新建立，创伤也在重塑彼此的关系。

17年过去，汶川地震成了历史注脚。但对一些家庭来说，它从未过去。

5600多个失独母亲，在高龄中艰难求子。她们把生育当作一次“轮回”，希望失去的孩子能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而这批孩子，从出生起便活在余震中，背负着“替代”与“延续”的意义。

“就地震那天下过这么大雨，从下午开始，一直下到第二天天亮。"

2008年5月12日的雨，在游雨奶奶脑海里从未停歇。那天，她催着不想上补习课的孙女游雨去补习。

地震突如其来。再见到孙女时，她已躺在操场上铺着的花油布上。放眼望去，整个聚源中学的操场都被这样的花油布铺满，一块接一块。

就在那天上午，游雨的母亲高姐称体重，发现自己瘦了一斤，打算等女儿放学回来告诉她这个“小喜讯”。

一直以来，上初三的女儿不愿意让妈妈去接她放学。每次高姐去接女儿，女儿都不高兴，理由是同学笑话她妈妈胖。她对高姐说：“你要接我也行，除非你先减肥。”

地震发生后的一周内，高姐瘦了九斤。

高姐。纪录片《两个星球》剧照

那一天的细节，谁也忘不了。

叶红梅懊悔，就在2008年5月12日中午，因为女儿祝星雨的作业没做好，她还责骂了女儿。7岁半的女儿，从此失去了撒娇的机会。

游雨、祝星雨——两个名字都带“雨”的女孩，永远留在了那个雨季。

两年后，祝家和游家在医院相遇。叶红梅和高姐，都在接受试管胚胎植入治疗，努力备孕。

病房里，她们又聊起那天的大雨。游雨的父亲忽然说起，那场地震中，女儿班上几个名字里带“雨”的孩子都没能活下来——王雨、王小雨、何雨，还有他家的游雨。

这些带着水汽的名字，最终都化作了倾盆大雨，在亲人的记忆里下个不停。

祝俊生常常陷入回忆的倾盆之雨。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8.0级地震。8.7万个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都江堰距离震中映秀镇仅二十多公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学校成为伤亡最惨重的场所——新建小学、聚源中学、向峨中学等校舍轰然倒塌。

震后统计显示，有7500多个独生子女家庭失去了孩子，或孩子严重伤残。

灾后，国家启动“再生育工程”，为失独家庭提供两次免费再生育机会。无论采用什么生育方式，治疗费和医药费都由政府承担。

2009年5月，纪录片导演范俭来到都江堰，进行512地震后的调研，走进城北板房安置区——那里住着五千多名灾民，生活临时，情绪漂浮。

叶红梅与失独妈妈们相拥哭泣

范俭从一个做震后心理援助的团队，了解到震后失独家庭。

板房区有一个屋子，被叫做“妈妈之家”，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常常聚在一起折纸花，互诉衷肠，她们中的不少人选择再次生育。

在那里，范俭认识了叶红梅。她是震后五千六百多个再生育母亲之一。

哪怕要经历长达数月数年的漫长治疗，哪怕要在未来付出更多的精力与感情去抚养孩子，她们都义无反顾地想再生一个。

“只要还能生育，就意味着人生还有机会，对这些女人、对家庭都是如此，他们不愿放弃这些机会。”范俭说。

不少女人相信“轮回”，希望通过再生育，让过去的孩子重新回来。

叶红梅

2009年起，范俭开始持续跟踪记录震后失独家庭再生育的故事，长度跨越12年。

他先后创作了《活着》、《十年，吾儿勿忘》等震后纪录片，这个系列的最新一部作品《两个星球》将镜头对准两个家庭——祝家和游家。

祝俊生和叶红梅的经历具有某种典型性：住在震后的板房里，经济困顿，失去独生女祝星雨后，他们踏上一条漫长而艰难的再生育之路。

游哥与高姐是祝家的患难之交。在祝家迎来男孩的同时，游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女儿。

新生命到来的那一刻，既是期盼，也是试探——命运是否真能归还些什么？

再次生育，是一场艰辛的拉锯战，多数失独母亲已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2010年，叶红梅已经40岁，身体状况并不好。为了调理身体，她试遍各种方法：

针灸，一根根长针扎进肚皮；偏方，苦涩的粉末卡在喉咙里，让她“恼火”；促排卵针、取卵泡，她疼得走不动路，整晚睡不着觉。

祝家的经济捉襟见肘。祝俊生靠做装修工维持生计，零活断断续续。为了省下一人的路费，叶红梅不让丈夫陪她，一趟趟独自往返都江堰与成都。

他看着妻子受苦，却无能为力。在逼仄的板房里，他抹着眼泪说：“人家有钱的开私家车去医院，我们赶车、打的、坐公交，净是颠簸。”

但叶红梅从不在人前落泪。她咬牙撑着，始终带着一副不容自己软下来的模样。第一次试管失败后，哪怕再“受罪”，她仍坚持再试一次。

第二次试管失败后，夫妻二人放弃了生育的念头。却没想到，四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叶红梅自然怀孕。

叶红梅和祝俊生一直期待再生一个女儿。“假如生成儿子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叶红梅说。

范俭发现，这也是不少再生育家庭的想法，希望再生一个和逝去孩子性别相同的小孩。这会让他们感觉过去的孩子，没有真正失去，这个生命又“回来”了。

祝俊生和叶红梅。摄影：肖毅

2011年5月20日，范俭跟着叶红梅进入了产房，记录下新生命诞生的全过程。

叶红梅做了剖腹产，手术进展顺利。当婴儿从母体中被抱出，啼哭响起的一瞬间，范俭的视线模糊，拿着摄像机的手止不住颤抖。

反倒是叶红梅显得异常冷静。她脸上没有激动，也没有笑意，只有淡淡的表情。她问范俭：“是男孩吗？”范俭点头，她脱口而出：“哎呀，这下祝老四要不高兴了。”

产房外，祝俊生凝视着婴儿车里的孩子，表情逐渐变得耐人寻味：从短暂的喜悦，到迟疑，再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哀伤。

叶红梅在产房

游哥和高姐得知叶红梅生了孩子，带着四岁的小女儿游小冉特意赶来探望。

当初，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她们不得不将小女儿送到亲戚家寄养。大女儿游雨去世后，他们将小女儿游小冉接回了家中。

祝俊生和游哥聊起天。“要是生了女儿，我现在的心情就跟你一样，开心得很。”

游哥猜到，如果是女孩，祝俊生一定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他。祝俊生靠着墙，勉强笑了笑：“知道是儿子，就不想打了。”

游家一家来医院看望祝家

儿子出生后第二天，祝俊生独自回了趟家。

客厅里，电视机上方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女孩七八岁的独照，另一张是全家福，小女孩站在中间，左右是他和叶红梅。

他久久凝视着照片，眼泪止不住地滑落，喃喃道：“幺儿，对不起了。”

祝俊生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对不起女儿。

地震当天下午，他赶到女儿所在的学校，满眼废墟，教学楼已全部坍塌。

他钻进废墟，一遍遍呼叫女儿祝星雨的名字。凌晨三点五十，他听到祝星雨在废墟下回应，“爸爸，我在这里。”

祝俊生激动坏了，大喊，“幺儿，你要坚强，你要勇敢，爸爸马上来接你！”

他向范俭形容那时的心情，“就像登山时，你以为他遇难了，东找西找把他喊答应了，你说心里好高兴，对不对？”

他能听到女儿的声音，却看不到她的具体位置。他缩在废墟下，边找女儿边救了好几个看得到的孩子。

祝俊生

孩子们一个个被救出来，但他始终没等到女儿。5月23日，挖掘行动停止，祝俊生和叶红梅在殡仪馆见到了女儿的遗体。

“我明明把她喊答应了。”没能把女儿救出来，成了祝俊生一辈子的伤痛。

父母内心的愧疚和挣扎，旁观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地震物理意义上的重建很快，但心理的重建却是漫长而持久的。

范俭忍不住思索——这个新生命，真的能抚平他们内心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吗？对逝去女儿抱有深切愧疚的祝俊生，又如何真正接纳儿子的到来？而年幼的孩子，未来怎么理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缘由？

亲密关系如何重新建立，成为一个复杂的课题。

祝俊生在医院表情复杂

2017年，范俭再次来到都江堰，祝家儿子祝叶桂川已经6岁了。

叶红梅的一天围绕孩子运转。早上六点起床，带儿子晨练，督促他读英语，接着准备早饭，接送孩子上下学，晚上辅导他做功课。

表面上，日子波澜不惊，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可家中，姐姐的照片依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家里仍保留着她的玩具。叶红梅常带儿子翻全家福，辨认照片：“这是姐姐。”

川川六岁那年，叶红梅还是忍不住对范俭吐露了心声，“他小的时候，我给他打扮成女孩子，穿裙子，扎小辫子。我其实就是在找那种感觉。”有时她忍不住对儿子说，“幺儿，你要不变成女孩算了。”

5·12纪念日，她领着川川去祭奠姐姐。“是用你姐姐的命，才换你到世上来的。”这句话引来其他再生育母亲的劝阻，她们担心孩子会觉得自己是替代品。

叶红梅有时会从儿子身上寻找女儿的身影。摄影：于卓

川川活成了姐姐的反面。在祝俊生眼里，儿子总是没精打采，”像扶不起的阿斗”。

儿子贪玩、不收拾玩具，怕黑、爱黏妈妈。父子之间不够亲近，沟通总卡着。祝俊生脾气一上来，话就重。川川擦鼻涕多扯了点纸，他斥责：“起码浪费了三四块钱！”

一次，叶红梅让祝俊生陪儿子去欢乐谷玩，祝俊生嫌票贵不划算。

她劝丈夫：“你带川川去趟欢乐谷吧，别人家孩子都去了好几回了，他一次都没去过。”

两人说着说着，火气上来了。祝俊生突然冒出一句，“有啥好陪的？祝星雨没陪就长大了！”

空气短暂僵住。“就是因为那个没陪，这个才更要陪。”叶红梅反驳道。

叶红梅和祝俊生带川川玩旋转木马

祝俊生真心羡慕游家，失去了一个女儿，还有另一个女儿能回来。但这份”幸运”背后，是另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

再次拍摄时，范俭镜头里的游冉已经长成高挑的少女。她总是沉默，眼神游移，不轻易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高姐告诉范俭，冉冉曾责怪过他们偏心，“把我晒得这么黑才接回来。你们为什么把姐姐留在家里，把我送走？”

高姐是爱冉冉的。接回冉冉的第一年，她几乎寸步不离地陪着女儿。但生活所迫，第二年她就不得不去塑料袋工厂打工，常常上夜班，连续工作12小时。

母亲在家的时间变少后，更多时候，是奶奶陪着冉冉。

某天夜里，一家人在院子围坐烤火。冉冉蜷在奶奶怀里玩手机，高姐试探着靠近，女儿却下意识侧身遮挡屏幕。

“今天跟妈妈睡吧？”高姐提议，冉冉拒绝了。

高姐试图靠近女儿

高姐对女儿的爱，体现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

她带女儿去剪头发；餐桌上总把女儿的碗堆成小山，直到女儿蹙眉拒绝；她担心女儿冷，细心地将冉冉的袖子往下扯了扯。

这些细碎的温柔，始终没能叩开冉冉的心门。少女的心事像上了锁的日记本，对母亲永远合着。

就像当年的游雨一样，冉冉更愿意趴在父亲肩头亲昵地说话。

高姐坐在一旁，望着父女俩亲密的互动，目光在父女俩之间轻轻游移，眼神里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羡慕，又有点失落。

冉冉与父亲互动

范俭记得，有一年冉冉过生日，摄制组买了一个蛋糕。

分蛋糕时，她先递给奶奶，又给了爷爷，然后是剧组每一位工作人员，接着是爸爸，最后，她才把蛋糕递给了妈妈。

在一旁默默等着的高姐，有点不开心了。她没想到，在女儿的心里，自己竟排在最后。心里难免泛起些盘算和比较，嘴上也忍不住开始絮叨起来。

最终为了安抚妈妈，冉冉切了一大块蛋糕，塞到她手里。

高姐眼神里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在拍摄过程中，范俭渐渐发现，孩子们都有一颗异常敏感的心。这不仅出现在川川和冉冉身上，在他接触过的许多失独家庭的“再生”孩子中，敏感，几乎成了一种共同的气质。

他曾送冉冉一部手机。冉冉用它拍下了许多浪漫的瞬间——屋顶的野猫、晚霞的余晖、薄翼振颤的蝴蝶、沾着露水的草叶……

范俭将这些零碎影像被剪辑进《两个星球》纪录片后半段，成为她沉默之外的另一种表达。

那是一个很美、也很浪漫的世界，是她的内心世界。

游小冉看向屋外

面对父母时常提起的那个”姐姐”，川川和冉冉从不表现直接的抗拒，但也不回应太多。

在镜头里，他们总露出相似的茫然神情，那是种介于理解与困惑之间的微妙表情，藏着些说不清的情绪。

导演范俭曾问另一个再生育家庭的小女孩：“你会想那个走了的姐姐吗？”

小姑娘想了想，说：“只会想起她，不会想念她。”

新生命在一往无前地长大。

无论是祝家的父子，还是游家的母女，关系都在起伏中缓缓推进。运动会来临，父亲每日陪儿子一起跑步；冉冉有时也会挽住母亲的手臂——这些细微的靠近，被镜头诚实地记录下来。

这些年，范俭每年都会回都江堰看看。

川川如今十四岁了，上了初中，个头窜得很快，站在父亲身旁，已经齐到祝俊生的肩膀。

那个曾经瑟缩的男孩，如今身形结实，话也多了起来。而祝俊生的背开始微驼，鬓角添了几缕刺眼的白发。父亲在老去，儿子在长大。

今年再访祝家，范俭注意到，姐姐祝星雨的照片，已经全部被收了起来。

2024年夏，祝哥一家去游家玩，祝俊生抓了个知了给川川玩

冉冉，已经上了大学。范俭眼里的她，愈发有了“神秘感”。女孩长大了，她开始化妆，变得爱美了，早已不再是那个沉默的小女孩。

她与母亲之间，始终有着淡淡的疏离感。

在跟拍失独家庭的十几年中，范俭看到了不少失独妈妈的生命，大多因生育变得饱满，她们暗淡的眼神有了光亮，家庭也因此更加紧密。

“对于那些母亲来说，再生育行为就像是一种治疗行为。”范俭逐渐理解了她们的复杂心理。

冉冉

总有观众质疑：”这对后来的孩子公平吗？"

他们不理解再生育家庭对待新生命的方式。甚至假设，如果可以选择，孩子或许不愿来到这个世界。

作为记录者，范俭并不想评判这些父母。他更想呈现和理解那份沉重和复杂，而非简单定义对错。

“很多评判者并未亲历过这种巨大的失去，不太容易共情。”他说，“我见过的许多观众，他们还很年轻，可能没经历过大的生离死别，或者命运突然改变的时刻。”

“他们看待生命的方式，还是基于某种理想的公平。”

拍摄纪录片多年，范俭越来越确信：生命的到来，本身就没有公平可言。

任何人都是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并天然背负着原生家庭、历史和过往的重担。

范俭导演

2021年，纪录片《两个星球》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放映。

映后提问环节，一位女孩情绪激动，问导演范俭：“您有没有考虑过，这部片子对亲历者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范俭隐约意识到，她或许就是亲历者之一。散场后，他找到女孩，听她讲述了缠绕多年的心结。

2008年5月12日，是女孩的7岁生日。当时，亲戚们为了庆生聚在都江堰。地震发生，一些亲人永远留在了那一天。

此后，家族中流传着一种指责：如果不是为了给她过生日，亲人或许不会遇难。

亲情的裂痕、负罪感的重量，以及灾难的阴影，从此压在她的成长里。

女孩与纪录片中拍摄的家庭境遇不同，但她想从别人的故事里寻找答案：那些同样背负着沉重记忆的孩子，后来是如何生活的？又该如何与父母重新建立亲密关系？

有些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提问本身，已是一种直面创伤、继续生活的勇气。

《两个星球》海报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也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汶川地震所留下的集体创伤。

年轻一代，谈起汶川地震，眼神是陌生的。对他们来说，那不过是几帧模糊的新闻画面，是长辈口中遥远的伤痛。

但在那场灾难的余波里，仍有人在雨中踽踽独行。

每到五月，雨季将临。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睡眠就变得很轻，她们说，“失去孩子，心是虚的。”

丧子的伤口，不会被时间抹去。它只是埋得更深，时不时地泛起刺痛。父母们能做的，唯有接纳——接纳那场失去，接纳每一个“5·12”到来时，无法回避的悲伤。

地震后的某一天，祝俊生在帮二姐修房子时，不小心被一块砖头砸中了脚。他疼得直冒冷汗。那一刻，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一块砖砸我都这么痛，当时整栋房子压在女儿祝星雨身上，那得有多痛啊。”

那天，祝俊生难过了很久。

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