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7日，郑州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积水淹没部分路段。视觉中国|图

极端高温干旱、特大暴雨、龙卷风、沙尘暴……极端天气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强度给城市带来灾厄。

有高楼层住户，从房间内被大风吹落；有暴雨倒灌地铁或隧道，致乘客受困甚至遇难；还有养老院被洪水吞噬，外卖员、快递员倒在高温烈日里……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显示，2024年我国气候风险指数为1961年以来最高，高温与洪涝风险尤为突出。

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许小峰告诉南方周末，城市规模过大后，会产生“热岛效应”，更容易加剧极端天气发生。他指出：“如遇远超降雨量标准的特大暴雨，城市发生内涝，在一定程度上也属正常。”东京、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也曾遭遇严重内涝。

面对城市气候风险加剧这一全球性挑战，提升城市韧性已成为紧迫而明确的政策方向。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并将“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列为七大重点任务之一。

在此之前的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期间，中国发布的《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5——2027）》，明确提出将增强灾害监测、预报与预警能力。

事实上，极端天气渐趋常态之下，如何更好地预警应急、增强城市在气象灾害中的“韧性”建设，正被气候水文、建筑设计、应急管理等各方关注。

城市“热岛效应”加剧

大树在狂风中轰然折断，儿童充气城堡砸向街道，烧烤店桌椅在空中飞旋——2025年8月17日晚，一场强对流天气袭击广西南宁市区。

已在南宁生活近八年的市民张笛，第一次见到这么突如其来的雷雨大风。照片显示，一根比路灯柱还粗的树干被拦腰折断、倾倒横卧在路边。他慌忙躲到了路边的屋檐下。

这并非一个十分安全的位置。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曾报道，在路边躲雨的行人被吹落的广告牌或屋檐瓦片砸伤。而在极端情况下，高层建筑也难令人心安。2024年江西南昌，就有三名高楼内的住户，从自家卧室里被“强对流”的大风卷起坠楼。

频发的气象灾害，正暴露人类社会在极端自然力量前的脆弱。2021年7月20日，郑州遭遇特大暴雨，三天下了以往一年的雨量，造成严重城市内涝和人员伤亡；2023年山东菏泽遭遇龙卷风，车辆、冰箱被卷到空中，导致5人死亡；2025年夏季，上海连续24天高温，追平百年纪录……

城市化本身，可能成为极端天气的“诱因”之一。

许小峰指出，由于城市下垫面性质的改变、大气污染以及人工废热的排放等，使城市温度明显高于郊区，形成“热岛效应”。且随着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在超大城市或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市“热岛效应”更为严峻。

当已有的降雨云系经过城市上空时，城市“热岛效应”的“热力抬升”作用会如同一个触发器，增强对流强度，使云发展得更旺盛，导致降水效率更高、强度更大。此外，城市中密集的“峡谷效应”还会改变风场，使风速在局部地区增大，增加了狂风破坏的可能性。

高温热浪、寒潮等温度变化给居民带来的健康威胁更不容忽视。据《2022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2021年热相关死亡中有76%为65岁及以上老人。

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增埗村是著名的“老人村”，居民以60岁至90岁年龄段的中高龄老人为主。从事气候风险治理工作的社工青霞告诉记者，村里的老人们虽然说不出“全球变暖”“气候风险”这些专业术语，但能感受到“天气越来越热了，雨水越来越多了”。

“十里不同天”，强对流是难题

“一处树木被大风刮倒，请立即处置。”几乎在张笛拍下南宁狂风暴雨吹倒树木照片的同时，这条紧急信息，也开始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应急工作群里闪动。

在这个有数百人的微信群里，囊括了市、县、区三级气象、交通、水利、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与上报事件相关的应急工作当即运转起来。

“通常我们以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为准，研判某地可能出现的灾害，再安排相关部门进行应对。”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这套响应机制时坦言，如何精准预测小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对气象部门仍是一大挑战。

为何“强对流”天气如此难以捕捉？国家气象中心强天气预报中心技术总师郑永光曾在国家气象局官网发布的科普文章中说：中小尺度天气系统，因其“个头小”、生命史短且变化多端，给预报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尤其是对流性天气系统，因形成机理复杂，其发生时常常出现“十里不同天”的状况。

许小峰解释，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空间尺度很小，水平范围仅几十米至二三百千米：“当雷达回波出现时，实际上云中雨滴已经形成、对流已经开始。此时依靠回波移动路径所做的临近预报，虽可算作一种预报方式，但最关键的‘从无到有’的生成阶段，仍无法被直接观测。”

正因如此，强化探测能力成为提升预报准确率的核心。许小峰强调，虽然我国卫星、雷达等技术已相对成熟，但分辨率和监测密度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近地面边界层，受城市复杂下垫面结构的影响，观测难度大、精度有限，是目前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瓶颈。”

面对这一全球公认的科学难题，中国采取了更密集的监测、更快速的响应来弥补预报上的不足。

一串串“神秘数字”，正成为气象部门向城市居民传递预警信息的“独特节拍”。

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王亚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因地制宜的“递进式气象服务”策略，如云南“1262”机制、深圳“31631”模式等。

比如云南的“1262”机制有两层含义，一是预报预警：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水落区精细到县（市、区），提前6小时和2小时预报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二是响应联动：根据气象强降水落区预报，应急防汛部门提前12小时划定防范重点区，提前6小时预置救援力量并组织特殊人群转移，提前2小时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

类似的精细化预警与响应模式也在其他地区得到了有效实践。在2025年6月的贵州榕江，汛情告急时启动“24631”模式——提前24小时发布精细到乡镇的预报，随后以6小时、3小时、1小时为间隔不断更新，为人员转移和应急部署踩准节奏。

偏远郊区显脆弱，基建与救援双承压

与城市中心区相比，一些西南地区的山地城市，以及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在极端天气中暴露出更明显的脆弱性。

从气象监测与预警来看，我国气象监测网虽在国际上领先，但在西部、山区等地的站点密度仍显不足，给精准预报带来显著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院长刘凯向南方周末指出，“山村地区气象站点少、数据基础弱，地形影响极端复杂，制约了预报精度。”刘凯说，对于山区中小尺度强对流降水现象，很难做到定时、定点和定量的预报，给应急决策带来了挑战。城乡之间在预报预警和灾害响应方面，都还存在鸿沟。

在这些预警能力不足的地区，常住人口结构进一步放大了灾害风险。偏远郊区和城中村中，中老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占比很高，他们获取预警信息和自主避灾的能力相对有限。

特别是在一些偏远郊区的“城中村”，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与社区联系较少。“他们心里觉得生计比较重要，社区并不是他们的归宿。”青霞告诉南方周末。

2023年、2025年夏季，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山区均遭遇罕见山洪，多处村庄被淹，道路中断。类似情况也在其他城市郊区发生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薄弱、救援力量难以快速到达。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南说，在平原城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可能会发生内涝，但未必会发生河流洪水；但山区在遭遇极端降水时，山洪和地质灾害发生风险极高。“灾害类型的差异决定了山区响应措施不能简单套用平原城市的标准。”

还有基层人员提到，一些临山而建的自住房年代久远，难以马上搬迁，“在暴雨来临时，我们只能多加强巡查工作，以预防险情”。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已摸清房屋隐患底数，但山区村庄避险搬迁工作仍然艰巨。”作为国家标准《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规范第1部分：房屋建筑》的第一起草人，刘凯表示，在掌握房屋隐患底数的基础上，基层应急人员需要气象、水利、住建等部门提供科学研判支撑，而这个链条的畅通和数据共享至关重要。

城市保运转，如何停工停业？

郝南强调，目前对于常规城市内涝，我们已形成较为有效的应急部署和人员转移机制，响应能力较强；但若遭遇超常洪涝——尤其是因上游洪水下泄导致河流泛滥进入城市的情况，现有救援体系仍面临极大压力。

正因存在这样的能力差距，在极端天气预警发布后，如何从常态应急转向非常态响应，就成为地方政府必须直面的考题。

在气象预警发出后，管理部门通常要面临一项复杂而紧迫的决策：如何在必要情况下，实施停工停业等“三停”“五停”应急措施？哪些保供相关的“特殊行业”，需保障正常运行？

以电力保障为例，许小峰提到，2015年，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就因台风“彩虹”遭到严重破坏，自备电厂跳电停机，厂房设施、卸船机等多处严重损毁。他认为，“事前的气候风险评估至关重要，必须经过严格的气候可行性论证。”例如，在广东沿海建设风电场，就须评估其抗台风能力，并设计相应防风策略和应急预案，比如在台风到来前锁定风机。

停电也会让医疗机构这类不能按下暂停键的单位陷入混乱。在2021年郑州遭遇特大暴雨期间，有医院靠备用电源维持运转，还有医护人员打着手电筒完成了七例接生。（详见南方周末2021年7月22日报道《“打着手电筒接生”：暴雨断电，郑州医院的24小时自救》）

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郝晓赛向南方周末指出，许多老医院还面临历史选址与城市发展间的矛盾：“建院在三五十年前，当时选址可能处于最佳地段，但随着城市扩张，运维空间受限，又需照顾患者便利，很难做到万无一失。”

除了就医这类“刚需”之外，也有不得不外出的人员。一位广东惠州骑手称，雨天每单补贴会比平时多0.5-2元，但风险也同时上升——骑手更易受伤，电动车泡水损坏也难以理赔。

国内某外卖平台回复南方周末称，从2025年7月起，平台已为骑手提供“防暑险”及高温关怀金，并会根据实时天气如暴雨等，暂停部分区域的配送。

尽管极端天气考验着全国城市运行各环节的脆弱性，但各地的风险特征与应对能力实则存在巨大差异。刘凯进一步分析，近年来北方暴雨频率和强度明显上升，但防洪工程标准和公众防灾意识仍滞后于实际风险。相比之下，南方因历史上灾害较多，工程防御和公众防灾意识都相对更强。

目前来看，各地的应急能力在逐步提高。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致地铁事故后，广州地铁建立了五级停运机制和七级责任人制度。

一位广州地铁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介绍，“从关闭车站出入口到线网停运，我们设置了明确的防洪警戒标准。”在2025年8月的暴雨应对中，该机制被启用：黄色预警时加密巡视，橙色预警时技术员现场值守，红色预警时全力处置积水，成效显著。

不能只等着救灾

相较于自上而下的应急能力建设，在城市社区层面，一种自下而上的气候适应探索正在展开。

“我们不能只等着救灾，日常备灾才是关键。”青霞表示。比如在广州市荔湾区的增埗村，志愿者们不仅通过微信群和气象提示牌传递预警，还会主动上门，为独居老人检查房屋安全、代购物资，构建起一道社区自我防护网。

类似由公益机构推动、与气候适应相关的社区项目，在全国并不少见，但普遍面临推广难题。支持增埗村试点项目的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高级经理陈庆介绍，他们正在9个社区推广“在地机构合作+风险评估+设施改善+应急先锋队培育”的气候适应模式。尽管项目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需覆盖的社区较多，资源仍相对有限，目前只能集中力量重点服务其中部分社区。

在增埗村内，志愿者正与村民一起绘制社区风险地图。采访对象供图

而应急先锋队的志愿者结构也带来一定制约：中老年志愿者学习速度较慢，需长期培训；受传统观念影响，男性参与率偏低。此外，不同社区的文化和人口结构差异显著，成功经验难以简单复制。

多位受访者都指出，尽管社区和公益机构探索不断，但要实现更大范围的气候适应，仍离不开系统性的顶层支持。政府在气候适应工作中仍起到主导作用，包括基础设施改善、气象数据支持等。

与目标清晰的减排工作不同，适应气候变化目前仍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更需要与基础设施投入和发展模式深度结合。

许小峰指出，城市建设需权衡成本与效益，防涝标准也并非越高越好。“要求所有城市都进行大规模地下改造以应对发生频率并不很高的事件，代价过大。”当前更应着力于加强应急响应与组织防范，再根据科学评估结果逐步推进改造。

刘凯也持相近看法：“提升排水防涝标准、建设海绵城市固然重要，但工程投入巨大，且无法单靠设施应对所有灾害。”她强调必须系统应对——既在可控成本内提升硬件能力，也须配以“软性”措施，如各类社区自组织的气候适应方案等。

她同时谈到，越来越多专家在城市规划中重视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影响，但技术上仍存在难题：一是如何将全球或区域尺度的气候模型数据有效降尺度至城市级别。这一过程不仅依赖精细化的历史气象监测数据作为验证基础，还需集成高精度地形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以及建筑形态等，通过动力降尺度方法，得到可信的城市尺度气候要素精细化分布结果。

二是在气候变化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如何为长远规划提供科学决策支持。由于气候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多元性，亟须引入风险评估、韧性规划与不确定性决策等新范式，提升城市气候变化韧性。

如今，我国已在深圳、海南、甘肃等多地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探索不同的适应路径与方法。

许小峰指出，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需明确目标、系统规划：“到底要适应什么？防高温、防内涝还是节能？应避免一哄而上、缺乏统筹。”他建议把握好“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平衡——优先保障防灾减灾和人员转移安置，再逐步推动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空间建设等。

• （应受访者要求，张笛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鹿比简

责编 崔慧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