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周口邻村的孙萍，现在每天坐在缝纫机前缝娃衣，这活儿比她之前干过的营生都顺心。

47岁的她打小跟着妈学缝纫，后来去一线城市服装厂务工，回村开童装店没撑到2023年，为给儿子攒彩礼又去江苏箱包厂，结果工价低得可怜。

直到找到这娃衣作坊，她才算踏实，工价明明白白，粉色小毛衣一毛五一件，带帽背带裤八毛一件，当天干多少活心里有数，还能拉着妈来剪线头，剪一个两分。

孙萍能有这踏实活儿，得归功于32岁的郑禹驰，这小伙子之前也在服装厂、富士康待过，2019年回村盖房没固定营生。

去年秋天，义乌开娃衣厂的发小订单堆成山，喊他找几个人去帮忙，可村里宝妈们都不愿离家。

本来想让宝妈们去义乌的，后来发现不现实，发小就提议让她们在老家学教程做，郑禹驰揣着1万块启动资金，拉上妈、嫂子和邻居，四个人先开了张。

作坊就改自原来的假发厂，二十多台缝纫机摆着，头顶吊著白炽灯，女工们的电动车停满院子，音响里放着流行歌当背景音。

暑假的时候，孩子们跟着来，趴在角落写作业，一点不耽误大人干活。

郑禹驰这模式聪明在“分散”，一开始人少，有个女工住南边，晚上回家要路过老坟吓得发烧，他干脆让大家把缝纫机拉回家做。

到今年承接LABUBU订单，缝纫机加了近百台，现在周边四个村一百六十多人跟着干，都是宝妈居多，杨丽红的一天，是周口宝妈们的缩影。

每天早上五点多，天还没那么热，她就光脚踩进18亩花生地，浇水、撒药，8月旱情严重时，整月都在地里忙活，热得满身痱子。

弄到九点回家给小儿子煮早饭，再骑电动车去三公里外的作坊缝娃衣，赶上做红色帽子这种工序多的，红线轴转个不停，杨丽红这日子够累，但她觉得值。

前个月农闲，她一个月赚了四千多，缴七百社保，两千当家用，剩下的给丈夫交寿险。

她丈夫之前盖新房欠了外债，在广州开吊车，想法多却没成事儿，开化肥店撑两年，学种蘑菇也没下文。

杨丽红不管这些，自己找活干，没农活就五点起，六点到作坊干到晚上八点，坐得屁股疼就改成走路去，权当锻炼。

杨巧文的情况更普遍，她是三个孩子的妈，每月要还两千多房贷，丈夫在外地机械厂，有时半年才拿回四万，之前想过去服装厂，可流水线不能随便请假，带娃根本顾不上。

无奈之下，她把缝纫机搬回家，一天干十个小时，能做三四百件，公公还吐槽她“花钱大”，可她知道，只有自己挣到钱，家里开销才不用手心朝上要。

这些宝妈们其实都不在乎什么LABUBU，她们只关心工价透不透明、能不能兼顾带娃和农活。

之前在周边箱包厂、电子厂干，要么工资拖拖拉拉，要么日薪才四五十，对比下来，郑禹驰每月在微信群转账发工资，嫂子和妈俩人合作月入一万，这已经是顶好的选择了。

娃衣的设计和销售端在义乌，那边的工人先按最新IP做样衣，确定款式再发给周口作坊批量生产。

郑禹驰的姐姐懂服装，新款来了就教大家走线，比如缝帽子松紧得拿捏好，稍用力就歪，女工们围着她看怎么转布料，义乌的热闹和周口的踏实，完全是两种节奏。

今年五月，义乌商贸城卖娃衣的地方，老板拎着新货到，主播、顾客、批发商能围上去抢，说英语、日语、韩语的都有。

一线城市的赵莉，光买LABUBU就花了两万多，一千多的盲盒买两套，娃衣最贵的180一套是赫本风，还一天买过二十件；马来西亚的黄梅琳更有意思，五天花一千多，还自己DIY，两块钱买MIUMIU标贴在五块钱的墨镜上，说能忘工作压力。

可潮流这东西说变就变，八月底开始，LABUBU订单从日发五万件跌到几千件，款式也变得分散，一天要做三四十种。

但郑禹驰不慌，他计划着再找厂址扩建，觉得“这几种娃娃不行了，还有别的，娃衣不过是变大变小的事儿”。

义乌的发小工厂也在扩，他还是每天开车分布料、收成品、修缝纫机，忙得脚不沾地，对周口的宝妈们来说，潮流退不退影响不大。

订单来了就埋头缝，孙萍还在算着每月能攒多少彩礼，杨丽红农忙时就少做几件，农闲就多赶工，杨巧文依旧在带娃间隙踩缝纫机。

她们没想着靠这活儿发大财，只盼着能稳稳当当挣点钱，顾好家，LABUBU的热度可能只是一阵风，但周口宝妈们踩在缝纫机上的生计，却是实实在在的依靠。

郑禹驰用一万块启动资金搭起的桥，一边连着义乌的潮玩市场，一边接着农村宝妈的需求，没搞什么复杂的花样，却解决了真问题。

这种把“城市潮流”变成“农村饭碗”的事儿，比说多少漂亮话都管用，毕竟对宝妈们来说，能在家门口挣钱，还不耽误带娃、干农活，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