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调令那天下午,我正在营部整理档案,通讯员小刘气喘吁吁跑来说师部有我的信。
拆开信封,是母亲那熟悉的字迹,纸张已经发黄,折痕处还有些毛边。
她在信里说:"你爸昨天晚上喝了二两散酒,脸红得像猴屁股,对我说,咱家终于出了个当官的。"
我放下信纸,望着窗外那片熟悉的训练场,心里五味杂陈。
那是1972年的春天,我刚满十八岁,正是青春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年纪。
父亲是公社电影队的放映员,每月工资二十八块钱,要养活一家五口人。
那年头,能有个铁饭碗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比那些挣工分的农民强多了。
母亲总是说,你爸这个工作好,走到哪个村子都有人请吃饭,还能看免费电影。
可我知道,父亲的辛苦只有家里人清楚。
每天晚上背着那台重达几十斤的老式放映机,在乡间小路上一走就是十几里。
冬天雪地里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夏天泥泞中溅得裤腿都是泥点子。
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一句,回到家总是笑呵呵的。
那时候看电影是村里最大的娱乐,孩子们总是早早就搬着小马扎在放映场地等着。
大人们也会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把脸就往场地赶。
父亲总是很认真地调试设备,擦拭镜头,确保每个角落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记得有一次放《地道战》,胶片突然断了,屏幕一片空白。
父亲在昏暗的放映室里忙活了半个多小时,额头上的汗珠在手电筒光下闪闪发亮。
外面的观众开始骚动,有人喊着要退钱,有人说是不是放映员技术不行。
父亲急得满头大汗,手都在发抖,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别急,别急"。
我在旁边帮着打手电筒,看着父亲那专注的神情,心里既心疼又自豪。
胶片重新接好后,《地道战》继续放映,观众们重新安静下来,还有人鼓起了掌。
散场后,父亲默默地收拾设备,把每样东西都擦得干干净净。
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小子,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别像你爸这样辛苦。"
月光下,父亲的背影显得格外单薄,但那句话却重若千斤。
当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想来,那是他对我最深的期望和最大的爱。
1972年征兵的消息传来时,父亲第一个给我报了名。
他说:"当兵能锻炼人,说不定还能在部队入个党,提个干什么的。"
母亲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反对,只是默默地给我准备行李。
入伍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场面比过年还热闹。
村支书还特意说了几句话,说我是全村的骄傲,要为乡亲们争光。
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着两双她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
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每一针都饱含着母亲的心血。
她红着眼睛说:"到了部队要听话,别给家里丢脸,有空就写信回来。"
父亲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争取入个党什么的。"
临上车前,他塞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五块钱和几颗大白兔奶糖。
那时候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够买好几斤猪肉的。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透过车窗看到父亲在人群中挥手,眼眶忍不住湿润了。
新兵连设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山坡。
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
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整齐划一,什么叫令行禁止。
班长是个山东大汉,嗓门特别大,说话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
他总是说:"在这里,没有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只有解放军战士。"
训练的时候,我总是拼命地跑,拼命地练,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而是因为我不想给家里人丢脸。
记得第一次五公里武装越野,我跑得气喘如牛,双腿像灌了铅一样。
但想到父亲的期望,想到村里人的眼神,我咬着牙坚持到了终点。
虽然成绩一般,但班长说我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第一次实弹射击更是让我紧张得要命,手拿着枪都在发抖。
子弹打偏了好几环,班长在旁边摇头叹气。
晚上熄灯后,我偷偷在被窝里练瞄准的动作,一练就是半个多小时。
第二次射击时,我深呼吸,稳住心神,居然打了个优秀。
班长破天荒地夸了我一句:"这小子有股子韧劲儿,是块当兵的料。"
那句话让我美了好几天,觉得自己真的在部队找到了归属感。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师部通讯连,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幸运,通讯兵听起来就比步兵有文化,有技术。
连长姓张,是个很和蔼的山西人,知道我有点文化底子,就让我当了连队文书。
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写画画,整理各种材料,比起训练要轻松不少。
我干得很认真,每份材料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从不敢有半点马虎。
连长经常夸我字写得好,说像个读书人,有当干部的潜质。
其实我的字并不算好,只是比别的战友稍微规整一些罢了。
但连长的夸奖让我很受用,觉得自己真的是块当干部的料。
1974年春天,我光荣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可是我人生中的大事。
为了写好这份申请书,我在宿舍里改了一遍又一遍,用了整整三张稿纸。
1975年七一前夕,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难忘。
入党宣誓那天,我穿着刚洗得发白的军装,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花。
举起右拳的那一刻,我想起了父亲的话,想起了家乡人民的期望。
当晚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描述了入党的过程和内心的激动。
母亲很快回信,说她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逢人就说我入党了。
父亲更是高兴,托村里去县城的人给我寄来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那块表花了他两个月的工资,表盘上还刻着"庆祝入党"四个字。
我至今还戴着那块表,虽然已经不太准了,但我舍不得扔,它承载着父亲的爱。
每次看到它,就想起父亲那张朴实的脸,想起他节衣缩食为我买表的情景。
1977年,我被提拔为班长,管着十几个年轻的战士。
1978年,又被提拔为排长,那时候我才二十四岁,在连队算是年轻有为的干部了。
新官上任,我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重了许多,责任也大了不少。
手下管着三十多个兵,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正是最难管的年纪。
有的来自城市,见多识广但有些娇气;有的来自农村,朴实勤劳但文化不高。
我努力学着做一个好排长,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记得有个叫小王的战士,是从上海来的知青,刚入伍时特别想家。
晚上经常偷偷哭,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都听得见。
我就经常找他聊天,告诉他我刚入伍时也想家,也偷偷哭过。
还给他讲农村的趣事,讲我和父亲一起放电影的经历。
慢慢地,小王适应了部队生活,训练也越来越刻苦,后来还当了副班长。
多年后他转业回上海,还专门给我写信,说谢谢我当年像兄长一样照顾他。
看到那封信,我心里特别温暖,觉得自己这些年没有白干。
1981年,我又被提拔为副连长,1983年转为正连长。
那时候觉得自己简直是平步青云,前程似锦,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母亲来信说,村里人都羡慕我们家,说出了个当官的,祖坟冒青烟了。
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真的是天选之子,什么好事都被我赶上了。
当连长的日子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充实也最有成就感的时期。
一个连队一百多人,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就是这个家的家长。
我要操心每个人的训练、生活、思想,有时候比照顾自己的弟弟还要用心。
战士们生病了要去看望,家里有困难要帮助解决,连谈恋爱都要我把关。
有个叫小李的战士,父亲突然得了重病,家里拿不出医药费,急得不行。
我和指导员商量,从连队的福利费里拿出五百块钱资助他。
那时候五百块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我大半年的津贴了。
小李拿到钱的时候,当场就跪下了,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他后来逢人就说,连长就像他的亲哥哥一样,比亲人还亲。
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比什么奖励都珍贵,比什么荣誉都值得。
然而就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给了我当头一棒。
1984年秋天,上级来检查工作,发现我们连队的一份训练记录有问题。
那份记录是我亲自填写的,但可能是太匆忙了,把一个数据写错了。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严格的军队里,这就是工作失误。
结果我被通报批评,还被取消了当年的评先资格。
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觉得自己的前程可能就此毁了。
指导员开导我说:"一次失误不算什么,关键是要吸取教训。"
战士们也都很支持我,有的偷偷跑来安慰我,有的给我写小纸条鼓励。
经过这次挫折,我反而更加成熟了,做事也更加细心谨慎。
1985年,我调到了营部,任副营长兼组织股长,总算重新步入了上升轨道。
那时候我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在师里也算是有些地位的人。
每次回家探亲,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充满了敬畏和羡慕。
有的叫我"营长",有的叫我"首长",说话都客客气气的。
我心里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真的出人头地了,不再是那个放牛娃。
父亲还是那样朴实,从来不在外人面前夸耀我的官职。
但我知道,他心里是骄傲的,那种骄傲藏在眼神里,藏在笑容里。
有一次我偷偷听到他和老李头聊天,说:"我家老三在部队当营长呢,管着好几百号人。"
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自豪,就像孩子炫耀心爱的玩具一样。
母亲则更直接一些,逢人就说我在部队当大官,有警卫员,有小车接送。
虽然有些夸张,但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喜悦和满足。
那些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很清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按部就班地升职,按部就班地成长,似乎前方就是一片光明。
我甚至开始憧憬自己能当上团长、师长,甚至更高的职务。
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和表现,这些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前途无量,世界都在自己脚下。
然而1987年的春天,一个消息彻底打破了我的美梦。
部队要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大量的干部和机构。
我这样的副营级干部,正好在精简的范围内,必须要转业回地方。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十五年的军旅生涯就要结束了。
我不甘心,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觉得组织对不起我。
我拼命工作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爬到现在的位置,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找到政委,我几乎是哀求着希望能够留下来。
政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李,军队改革是大势所趋,个人要服从大局。"
"你这么多年表现很好,组织上会安排好你的去向的,不用担心。"
我知道政委说得对,但心里还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想起这十五年的点点滴滴,眼泪止不住地流。
从一个懵懂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副营级干部,这段经历太珍贵了。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塑造了我的性格,给了我全新的人生。
我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关爱他人,学会了坚韧不拔。
这些都是我在部队学到的宝贵财富,是任何金钱都买不来的。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转业的消息。
母亲很快回信,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责备,只是说:"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当官不当官的不重要。"
父亲托村里的文书给我写信,说:"回来也好,家里正好需要人照顾,你妈身体不如以前了。"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心里温暖了许多,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也许转业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一个新的开始。
在部队学到的东西,完全可以在地方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家乡建设出力。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开始好转,开始积极准备转业的各种手续。
临走的那天,全营的干部战士都来送我,场面让我终生难忘。
连队的小战士们眼睛都红了,有的还偷偷抹眼泪,舍不得我走。
我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和每个人握手告别,千言万语都在这握手中。
政委一直把我送到车站,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咱们当兵的人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汽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着那座熟悉的军营,心如刀割。
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就这样留在了那里,成为永远的回忆。
但我知道,这段经历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到家乡,县里安排我到民政局工作,职务是副股长。
刚开始有些不适应,觉得地方上的工作节奏太慢,效率太低。
但慢慢地,我发现这里有着不同于部队的魅力和价值。
可以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直接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我把在部队学到的工作方法和管理经验带到了新岗位上。
认真负责,雷厉风行,很快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一年后,我被提拔为股长,两年后又被提拔为副局长。
现在回想起来,从公社电影队到部队,再到地方工作,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父亲的朴实和坚韧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和品格。
部队十五年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塑造了我的性格。
而现在的工作,让我能够用学到的本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人生就是这样,每一段经历都不会白费,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关键是要用心去体会,用情去感受,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了老部队战友的来信,是当年的通讯员小刘写的。
他现在在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日子过得还不错,孩子也上中学了。
信中说,虽然大家都转业多年了,但那份战友情谊永远不会变。
还说准备组织一次聚会,让大家重温军旅时光,回忆青春岁月。
我想起母亲信中的那句话:"咱家终于出了个当官的。"
现在我明白,当官不当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人要有良心。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尽职尽责,都要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
父亲用他一生的朴实和坚韧教给了我这个道理。
部队用它的大熔炉锻造了我的品格和意志。
而生活,将继续考验和完善着我,让我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
是那个在部队锤炼了十五年的军人。
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初心,永远不会忘记责任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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