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前年才通了水泥路，以前那土路一到雨季就泥泞得能埋小腿。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常年摆着几张方桌，是我们这些老头子聊天的地方。桌上有一层薄灰，谁也不擦，因为擦了也是白擦。

那天，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喝着二两散酒，忽然从远处驶来一辆黑色轿车，车头上的标志我认不清，但村里年轻人小李说那是”保时捷”，值好几百万。这在我们黄土岭村可是头一回见。

车在村口那摊烂泥前停下，下来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司机，然后是个戴墨镜的女人。大伙眯着眼仔细瞧，有人低声说：“那不是老张家的小闺女吗？”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可不是嘛，那是张寡妇家的小女儿，张巧玲。

张巧玲15年前嫁到城里，据说是嫁给了个做大生意的，从那以后再没回过村。她妈活着的时候念叨了好几年，后来也不念叨了，村里人都当她忘了根。

她站在那儿，看起来跟城里人没两样，白净的皮肤，染过的头发，手上提着个小皮包。我们几个老头子都愣在那，不知道该打招呼还是该假装没看见。

张家老大正好路过，认出了妹妹，喊了声：“巧玲！”

那女人摘下墨镜，眼圈有点红，她没回应，只扫了眼村口的几张桌子。我猜她是不认得我们了。老张家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老大和老二常住村里，老三在县城开小卖部，而巧玲，是村里唯一一个嫁到省城的姑娘。

“爸呢？”她问。

老张头前些日子突发了脑溢血，送到县医院躺了半个月，医生说没多少天了，让家里人做准备。这消息前天就传开了，没想到巧玲这么快就回来了。

“在家。”老大说着，眼神复杂地看了看那辆豪车，“大夫说让回家安度晚年。”

巧玲点点头，转身和司机说了几句。那司机从后备箱搬出一个大麻袋，看起来挺沉。老大想帮忙，被巧玲拦住了：“我来。”

她接过麻袋扛在肩上，跟了她哥走了。司机回到车里等着，我们几个老头子立刻凑到一起议论。

“瞧那架势，像是嫁了个大富豪。”

“可不是嘛，这么多年一次没回来看看她爹。”

“老张头命不久了，这才想起来自己还姓张吧。”

村里王婶插了句嘴：“说不准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那麻袋可沉啊。”

我心里嘀咕：能有什么好东西？张家祖上三代种地，就攒下一栋破瓦房和十亩薄田。巧玲出嫁那会儿，嫁妆没几件像样的，听说是相亲认识的城里人，家底厚实，没要彩礼就把人娶走了。

后来听村里人传，巧玲在城里开了家公司，挣了大钱，买了大房子。她爹还活着的那几年，逢人就夸闺女有出息，说她给家里寄钱，家里新添的彩电冰箱都是她的钱买的。但自打老张家老伴去世后，这些吹嘘的话也就听不到了。

我们几个老头子喝完酒，还是放心不下，一起往张家院子溜达。

张家那房子还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西北风一刮就跑沙子，窗户缝总是漏风。院里晒着老张的铺盖和衣服，都洗得发白，到处是补丁。

我们隔着院墙往里看，正好看见巧玲背着那个麻袋进了堂屋。老大老二老三都追了进去，还有几个亲戚和邻居。

隔了一会儿，院子里突然传来老大的喊声：“爸，您快看，巧玲回来了！”

我和几个老头子也不客气，直接推门进去了。屋里热乎乎的，老张头躺在炕上，瘦得脸颊都凹进去了，眼睛深陷，但还有点神。

巧玲站在炕边，脸上的妆花了，显然是哭过。麻袋放在地上，已经解开了口子。屋里的人都围着看，神情各异，有的惊讶，有的感动，还有的直接哭出了声。

我挤进去一看，心里一阵发酸。

那麻袋里装的，是药。

不是一般的药，全是名贵的中药材。人参、灵芝、天麻、何首乌、冬虫夏草、石斛……每一样都用红布包着，上面贴着小纸条写着用法。麻袋底下还有一沓厚厚的诊疗记录和处方，最上面一张写着”国医大师孙维良亲诊”。

老张头艰难地抬起手，摸了摸那些药材，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

“爸，我带了孙大师来给您看病。他说您这病还有救。”巧玲跪在炕边，握住老人的手，“这些都是他开的药，每天三副，连吃一个月，能把血管里的淤血化开。”

老张的二儿子不可思议地问：“孙维良？那不是只给国家领导看病的神医吗？电视上经常报道的那个？”

巧玲点点头。

“得花多少钱啊？”老大问。

巧玲没回答，只是说：“不用管钱的事，爸能好起来就行。”

这时，院子里响起脚步声，进来一位白胡子老者，身后跟着两个中年人提着医药箱。巧玲赶紧迎上去：“孙大师，您来了。”

我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就是电视上常见的那位国医大师孙维良吗？据说他的出诊费就要几十万，排队也要排到明年。

孙大师走到炕前，给老张把了脉，看了看舌苔，又掀开被子检查了老张的身体情况。然后说：“老弟啊，你这病不算重，一个月就能见效，三个月能站起来，半年能下地走路。”

屋里人都惊呆了。县医院的专家可是说了，最多撑一个月。

孙大师转头对巧玲说：“小张啊，你父亲这情况，我可以每周来看一次，其他时间让我的学生照顾。”

巧玲感激地点点头。

等孙大师开始施针，我和几个老头子退了出来。在院子里，我们碰到了张家那个在县城开小卖部的老三。他搓着手，欲言又止。

“老三，你妹妹这是发达了啊，”我忍不住问，“怎么认识的孙大师？”

老三叹了口气：“我也是刚知道。巧玲这些年一直在孙大师的药厂做事，从最底层做起，现在是副总经理。她从没跟家里说过，我们还以为她嫁了个有钱人，其实她老公早就去世了，一个人带着孩子。”

我愣住了：“那她怎么15年不回家？”

老三的眼圈红了：“她说，她不敢回来。爸当年到处跟人说她嫁了城里富豪，过着有钱人的日子。其实她刚去城里那会儿，日子过得很苦，但她不想让爸妈担心，就说自己过得很好。后来慢慢有了点积蓄，就寄钱回来，让爸妈添置点家具电器，但她不敢回来，怕爸妈看出她过得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好。”

“那现在…”

“现在她在药厂确实做到了高位，收入也很好。她一直关注着家里，知道咱村有个在县医院做护工的，就托人打听爸的情况。前两天听说爸不行了，立刻请了孙大师过来。”

这时，孙大师的一个学生从屋里出来，问老三：“请问家里有没有铜锅？需要用来煎药。”

老三摇头：“没有，我们平时用的都是铝锅和不锈钢锅。”

学生皱了皱眉：“那不行，药效会减弱。”

站在一旁的巧玲说：“我去买一个回来。”

正说着，村里的王婶领着几个老太太过来了，手里提着各种锅具。“我们听说了，老张头需要铜锅煎药，我家有一个祖传的，给拿来了。”

接着，李大爷也拿来一个铜壶：“我这个小点，但是纯铜的，八十年代的老物件了。”

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堆了七八个铜锅铜壶，都是村里人从家里找出来的。巧玲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日子，全村人自发地轮流来张家帮忙。

煎药的时候需要看火候，半夜还得起来给老张头喂药。村里的老人们组成了”轮值表”，每天都有人来帮忙。年轻一点的帮着煎药、打扫卫生，年纪大的就坐在老张床前陪他说话，给他讲村里的新鲜事。

孙大师每周都会来一次，而他的两个学生则常驻村里，指导大家怎么照顾老张。他们住在村委会腾出来的房间里，条件简陋，但从不抱怨。

一个月过去，老张的情况真的有了明显好转。他能坐起来了，说话也清楚了许多。看到村里这么多人来帮忙，老张常常感动得落泪。

有天晚上，我去张家帮忙守夜，看见巧玲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仰头望着星空。我坐过去，递给她一支烟，她摇摇头，笑了笑。

“巧玲啊，这些年在外面，苦吧？”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刚开始很苦。我嫁到城里的那个人，其实不是什么富商，只是个普通职员。婚后没多久他就在工地出了事故，留下我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没学历，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去药厂做包装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爸总是在村里人面前夸我嫁得好，我怕我回来，会让他没面子。”她抹了抹眼角，“后来我在药厂慢慢做到了组长、主管，再后来成了孙大师的助手。我一直想等我真的有出息了再回来，可没想到…”

“你现在回来了，就是最好的时候。”我拍拍她的肩膀。

三个月后，孙大师来检查时，老张已经能扶着墙自己走几步路了。孙大师非常满意，说恢复得比预期还好。

这天，巧玲在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请全村人吃饭。饭桌上，她站起来敬酒：“谢谢乡亲们这几个月对我爸的照顾，我敬大家一杯。”

老张坐在主位上，精神比以前还好，脸上有了血色。他举起杯子，颤颤巍巍地说：“我这病能好，多亏了闺女，也多亏了乡亲们。”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旧信封，交给村长：“这是巧玲托我办的事。”

村长打开一看，是一张存折和一份捐款协议书。协议上写着：捐款五百万元，用于黄土岭村修建村医室、老年活动中心和幼儿园。

全场一片寂静，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老人们激动得站起来，有几位甚至跪下了，握着巧玲的手不停地道谢。我们村从来没有过像样的医疗设施，老人生病只能跑到十里外的卫生院。

巧玲连忙把老人们扶起来：“别这样，我就是黄土岭人，这是我应该做的。”

酒席散后，我和几个老伙计又回到了村口的槐树下。望着夕阳下的土路，我突然觉得，这条路好像不再那么难走了。

第二天清早，我看见巧玲带着她爸在村口的小路上慢慢散步。老张的背挺直了些，走路也稳当了。巧玲小心地扶着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很慢。

从岁月的面纱中穿过，父女俩渐行渐远的背影，被初升的朝阳拉得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