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中国，红旗飘扬，革命热情席卷大地。一首《水调歌头》横空出世，词风豪迈，气吞山河，很多人以为是毛泽东的手笔，抄本传遍大江南北。可真相却出人意料，作者是山东大学的国学大师高亨。

高亨，1900年7月29日生在吉林双阳一个普通农家。小时候家里穷，但他脑子灵，从小就爱读书。十来岁进私塾，啃《论语》《诗经》，硬是靠死记硬背把四书五经装进脑子里。1918年，他考上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了点现代知识，还迷上了《说文解字》，开始琢磨古文字的门道。毕业后，他在吉林教了两年书，攒了点钱，决定去北京闯荡。

1923年，高亨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年考上北京大学。北大那会儿是文化中心，他如鱼得水，泡在图书馆里啃古籍。1925年，他又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跟着梁启超、王国维这些大牛学真本事。

梁启超讲课激情四射，王国维讲甲骨文细致入微，高亨笔记写得密密麻麻，晚上还得点灯抄。1926年毕业，梁启超送了他一副对联：“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路人。”这话高亨记了一辈子，成了他做学问的座右铭。

毕业后，高亨开始全国跑，教书育人。1927年，他在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书，1929年去了沈阳东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迁到北平，他跟着南下。接下来几年，他在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都教过书，战乱也没让他停下笔。《周易古经通说》《老子正诂》就是那时候写出来的，学术圈开始知道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亨终于不用颠沛流离。1953年，他应邀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扎根青岛。那会儿山东大学文史强，高亨和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并称“冯陆高萧”，学术界的金字招牌。他的课特别火，讲《诗经》能把晦涩的古文讲得通俗易懂，学生都爱听。

他写的《周易古经今注》提出经传分离，颠覆传统解读；《诗经今注》训诂严谨，解开不少古诗的谜团；《老子注译》校勘精到，成了研究老子的标杆。他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笺》《古字通假会典》更是古文字学的重磅成果，好多训诂被《汉语大字典》收录。

高亨做学问特别较真，书桌上永远堆满手稿，墨水瓶从不离手。生活上他特朴素，穿件旧棉袄，吃饭就点咸菜配馒头。每天早上五点起，点着煤油灯整理古籍，晚上熬到半夜还在改稿。他不爱出风头，但学术圈都知道，这位东北汉子是真有料。

196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北京开扩大会议，高亨受邀参加。会议汇聚了范文澜、冯友兰等学术大咖，气氛庄严肃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到场接见，与高亨握手，提到读过他的《老子》和《周易》研究，还夸了几句。高亨受宠若惊，回到青岛后老想着这事儿。

1964年初，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搞了个“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活动，找高亨写点东西。高亨二话不说，拿起毛笔，蘸满墨，写下《水调歌头》：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

唤起巨龙飞舞，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

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

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这首词气势磅礴，古典韵味浓厚，又带着革命的豪情，活脱脱像毛泽东的风格。1964年第1期《文史哲》刊登后，读者炸了锅。学生在宿舍里抄，工人在厂里念，农民在田头背，抄本像雪片一样传开。山东到北京，上海到新疆，哪儿都有人传这首词。可抄着抄着，问题来了——好多人忘了写作者名字，慢慢地就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

六十年代，毛泽东诗词是全民热点，“红宝书”人手一本。高亨的词太像毛泽东的风格，豪放、大气、革命味儿足，很多人想当然以为是伟人的新作。手抄本越传越多，有的还被编进“毛主席诗词集”，冠上“未发表”标签，传得更神了。1966年初，这首词已经火遍全国，连解放军战士都在传抄。

可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1966年2月，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顺便提到这首词。毛泽东听完哈哈一笑，说这词写得有气势，但不是自己写的，让查查是谁的手笔。龚育之赶紧安排调查，没几天就查清了：作者是山东大学的高亨。真相大白，众人啧啧称奇，没想到这位国学大师还有这等文采。

为了正本清源，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第8版重新刊登了这首《水调歌头》，标题旁清楚写着“山东大学教授高亨”，还加了编者按，讲了创作背景和误传经过。这下全国都知道了，这首火遍神州的词出自高亨之手。

《人民日报》刊登后，误传风波算是平了，但这首词的热度一点没降。老百姓还是爱抄爱背，觉得它跟毛泽东诗词一样振奋人心。高亨的名字也因为这首词传得更广，学术圈外的人也开始知道这位低调的教授。

高亨跟毛泽东的联系还不止于此。1964年，他把《水调歌头》和六部著作寄给毛泽东，还附了两封信。3月18日，他收到回信，信封上“青岛山东大学”六个字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信里说“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高亨拿到信，激动得手都抖了，赶紧找人装裱，挂在书房正中间。后来，这封信的信封成了山东大学校匾的来源，至今挂在校园里。

1967年，高亨在山东大学遇到麻烦。毛泽东得知后，安排他“借调”到北京，进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算是保护起来。他到北京后，继续研究古文字和先秦诸子，书桌上还是堆满手稿，笔墨不辍。

晚年高亨身体不行了，青光眼让眼睛几乎看不见，肌肉萎缩走路都费劲。可他还是硬撑着干活，1978到1979年修订了《周易古经今注》《诗经今注》《老子注译》，还写了《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提出老子生平的新观点，学术圈反响很大。他的成果后来整理成10卷《高亨著作集林》，200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了国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1986年2月2日，高亨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他这一生，教书育人，研究古籍，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那首《水调歌头》虽然不是毛泽东写的，但因为它的豪迈气势，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直到今天，说起毛泽东诗词，总有人会提到高亨这首词，尤其是开头的四句：“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朗朗上口，气势不减当年。

高亨的《水调歌头》从误传到真相大白，承载了六十年代的革命热情，也让这位国学大师走进大众视野。他的词和他的学问一样，禁得起时间考验。你咋看这首词？是不是也觉得它特有力量？快来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