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热汤

"大伯,今年您又去接大娘了?"我从窗缝中看见院子里的身影,忍不住问道。

大伯沉默着点了点头,拍了拍肩上的雪花。

东北的冬天,雪总是下得特别大,像是天上的棉絮一片片往下掉,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那是1987年的除夕,我已经十岁了,开始懂事,也开始对大人世界产生好奇。

大伯和大娘离了婚,整整十年了。

可每年大年三十,大伯都会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到十里外的红旗街,接大娘回家过年,风雪无阻。

我家住在黑龙江省一个叫杨柳镇的小地方,隶属于省里的国营纺织厂。

那时厂办的宿舍楼都是砖红色的,一共五层,阳台上晾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像是给楼房披上了花围巾。

我们家住在三楼,走进去是狭窄的玄关,挂着一面泛黄的镜子,镜框上有些磨损的痕迹。

大伯大娘原本住在隔壁单元,我小时候经常去蹭饭,大娘做的醋溜白菜是我的最爱。

离婚后大娘搬回了红旗街的娘家,那里有一排上世纪六十年代盖的平房,青砖黑瓦,窗户都是木格子的。

"大伯为啥每年都接大娘回来过年呢?"有一次,我趁着帮妈妈打下手的机会问道。

我妈手里剁着饺子馅,菜刀在案板上咚咚作响,屋里弥漫着葱姜的香气。

"都是命啊。"我妈叹了口气,用手背抹了抹额头上的汗,"你大伯大娘当年在北大荒当知青时认识的,那个年月,苦啊。"

大伯离婚后,每年除夕都会把大娘从娘家接回家,又让她独住一屋

"他们感情不是挺好的吗?"我继续追问,一边往饺子馅里倒着香油。

"那可是一对金童玉女,谁见了都羡慕。"妈妈放下菜刀,眼神有些恍惚,"后来返城了,两人都分到了纺织厂。你大伯在机修车间,大娘在织布车间,都是技术能手。可惜…"

我妈没说下去,低头继续剁着馅。

我却知道后面的故事。

这事在厂子里几乎人尽皆知——大娘想继续读书,报考大学;那会儿刚恢复高考不久,她觉得自己年纪还不大,还能再拼一把。

可大伯却想早点成家立业,觉得都从农村回来了,就该好好过日子,何必再折腾。

两人为此争吵不断,最终在1977年分道扬镳。

那一年,大伯29岁,大娘2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我家的老三居室,最东头那间始终空着,门常年锁着。

每年只有除夕这一天,大娘会住进去。

里面的一切都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书架上整齐排列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红岩》,梳妆台上的玻璃花瓶里常年插着几枝塑料百合,还有墙上那张褪色的照片,是他们在向阳湖边的合影。

照片里的大伯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大娘则是一身粉红连衣裙,两人都笑得那么灿烂,仿佛眼中装着整个世界的希望。

我偷偷看过那屋子,连灰尘都没有。

想必大伯经常打扫,就像守护着某个不可说的秘密。

大伯离婚后,每年除夕都会把大娘从娘家接回家,又让她独住一屋

有一回我钻进去,还发现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个绿色的布袋子,里面装满了书信,全是大伯和大娘当知青时候的通信。

纸已经泛黄,字迹却依然清晰,满是青春的痕迹和对未来的憧憬。

大伯从不让任何人进那间屋子,除了年三十这天。

大娘进门后,一家人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仿佛多年未见的亲戚。

奶奶颤巍巍地从里屋出来,拉着大娘的手说:"来了啊,吃饭了没?今年又瘦了。"

大娘乖巧地喊着"妈",眼里闪着泪光。

大伯引她进了那间屋,然后自己去灶间忙年夜饭了。

我听见大伯在厨房里切菜的声音,刀铛铛地撞击着菜板,节奏特别快,几乎能切出一朵菊花来。

路过客厅时,我看见大娘从旧帆布包里取出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小心翼翼地放在沙发上。

那毛衣是纯手工织的,领口处还绣着一个不太规则的"杨"字。

"这是给你大伯的?"我好奇地问,蹲在沙发边摸了摸毛衣,手感粗糙却很厚实。

大娘怔了一下,点点头:"去年那件穿旧了吧?"

"大伯从没穿过毛衣。"我脱口而出,随即感到有些后悔。

大娘的手顿住了,眼神一黯,随即笑了笑:"可能他不喜欢我织的吧。"

她的笑容像冬日里的阳光,温暖却带着一丝凉意。

"不是的,大伯他…"我正想解释,大伯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小崔,过来帮忙!"他喊道,声音有些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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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跑进厨房,大伯递给我一盘切好的土豆丝:"拿去给你妈,让她炒个酸辣土豆丝。"

我接过盘子,注意到大伯的手有些发抖。

那年冬天特别冷,厂里的暖气时有时无,常常是外面冷风嗖嗖,屋里却热气腾腾。

年夜饭上,大伯大娘虽然同桌,却很少交谈。

大伯专心吃饭,时不时给大娘夹菜;大娘则低着头,偶尔抬眼看看大伯,又迅速低下头去。

我爸妈小声说笑,谁都不愿打破这微妙的平衡。

电视里正播着春晚,赵本山和黄晓娟演的小品《相亲》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连一向沉默的大伯也笑出了声。

"大厂今年效益不好啊,听说要裁员。"爸爸忽然说,试图找个话题。

"是啊,老刘家的小子就被下岗了,现在出去跑运输呢。"妈妈应和道。

"现在机器都老化了,跟不上时代了。"大伯叹了口气,放下筷子,又给自己倒了杯二锅头。

"应该引进新设备,就像《人民日报》上说的,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大娘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

"又来了,书本上的理论,能解决实际问题吗?"大伯的语气有些硬,像是踩到了某个痛点。

"理论总是走在实践前面的。"大娘固执地说。

餐桌上一下子安静了,只剩筷子碰碰瓷碗的声音和电视里的欢笑声。

我偷瞄了一眼大伯,他的眉头紧锁,喉结上下滚动,似乎在强忍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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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也不再说话,专心吃饭,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就在气氛越来越尴尬的时候,奶奶忽然说:"来,吃饺子了!"

一盘热腾腾的饺子端了上来,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大娘,您知道吗?大伯在厂里可威风了!"我抢着说,想缓和气氛,"上次机器坏了,别的师傅都修不好,大伯一下就找到毛病了!"

大娘的脸色缓和了些,嘴角微微上扬:"他一直都很厉害。"

大伯抬头看了大娘一眼,眼神复杂,随即又低下头去。

后来我偷偷跟着大伯出了门。

他拎着一个纸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边走边哈着白气。

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家家户户都亮着灯,透过窗户能看见团聚的人们。

大伯走得很慢,像是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拐进一条小胡同,那里有一座破旧的平房,门前挂着"杨柳镇敬老院"的牌子。

他走到敬老院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很快,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开了门。

"老杨,大年三十的还来啊?"老人笑呵呵地说。

"来看看您,顺便…"大伯把袋子递过去。

我躲在不远处的树后,看见他把袋子交给了老人。

袋子打开了一条缝,我惊讶地发现,里面竟是一叠叠的毛衣。

"怎么总拿这么多?家里还缺这个吗?"老人笑着说,声音在寒夜中格外清晰。

"老主任,这些都是好东西,闲置可惜了。"大伯说完,摆了摆手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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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摇摇头,关上了门。

我赶紧跟上大伯,却不小心踩断了一根树枝,发出"咔嚓"一声响。

大伯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出来吧,小馋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着呢。"

我不好意思地走出来,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大伯,那些毛衣..."

夜色中,大伯的脸模糊不清,只能看见他呼出的白气。

"是大娘织的。"他终于说道,声音低沉,"每年都会送一件。"

"那您为什么不穿?"我问,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大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穿了,怕有一天她不织了;不穿,又怕辜负了她的心意。"他缓缓说道,"离婚不是不爱,小崔子,是因为爱得太深。"

那是我第一次听大伯叫我小名,也是第一次听他谈起离婚的原因。

我不太明白什么叫"爱得太深",但我能感觉到大伯话语中的沉重。

回家的路上,大伯突然问我:"你知道我和你大娘为什么离婚吗?"

"因为大娘想上大学,您不同意?"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大伯苦笑了一下:"表面上是这样。其实,是我配不上她。"

"她太优秀了,脑子又活络,不像我这个粗人只会修修机器。"大伯继续说,"当年在农场,她就是宣传队的骨干,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

"回城后,她自学考上了夜大,我却只想着挣钱买房子。她眼界越来越宽,而我却越来越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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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有一天她会嫌弃我,会后悔嫁给我这个没文化的人,所以..."

"所以您先提出了离婚?"我惊讶地问。

大伯点点头:"与其等她离开,不如我先放手。"

回到家,大年三十的夜已经很深了。

屋里暖烘烘的,电视还开着,但声音调得很小。

大娘坐在沙发上看一本《青年文摘》,见我们回来,抬头笑了笑。

"这孩子,大冷天的跑哪去了?"她问道,语气中有一丝担忧。

"出去转转。"大伯简短地回答,然后进了卫生间。

第二天一早,大年初一,我起得很早,想看看大伯大娘会有什么互动。

厨房里,大娘正在煮饺子,大伯在烧水沏茶,两人背对背忙碌着,却又似乎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记得那年车间失火吗?"大伯忽然轻声问,声音几乎被水壶的鸣叫声盖过。

我躲在门外,屏住呼吸听着。

"记得,你背着老赵师傅冲出来,衣服都烧焦了。"大娘低着头切菜,语气平静,却透着一丝骄傲。

"那天是你先发现的烟,要不是你喊得及时..."大伯转过身,看着大娘的背影。

"咱们那会儿配合得挺好。"大娘笑了笑,递给大伯一个盛满饺子的碗。

两人之间的沉默不再尴尬,像是一种默契。

那顿早饭,我看见大伯偷偷打量大娘好几次,而大娘则一直微笑着,眼睛却有些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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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大娘收拾碗筷,大伯帮她擦桌子。

"去年送你的那本《平凡的世界》,看了吗?"大娘忽然问。

大伯愣了一下:"看了,路遥写得真好。"

"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大娘追问。

"孙少安吧,踏实肯干,有担当。"大伯思考了一下回答。

"我猜也是。"大娘笑了,"我最喜欢田晓霞,有理想,有抱负,不被世俗束缚。"

大伯点点头:"像你。"

一句简单的"像你",让大娘的眼睛亮了起来。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

大年初二,大伯照例要送大娘回娘家。

我起了个大早,想跟着去,被大伯拒绝了。

"这是大人的事。"他说,语气不容反驳。

看着大伯骑着自行车,大娘坐在后座,慢慢消失在雪地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失落。

春节过后,生活又回到了平常的轨迹。

大伯依然在厂里修他的机器,偶尔会骑车去红旗街,说是买零件,但我知道他是想远远地看一眼大娘。

有一次,我听见大伯和爸爸在喝酒时聊天。

"还放不下啊?"爸爸问,倒了一杯二锅头。

"十年了,早该放下了。"大伯一口喝干杯中酒,"可每次看到她,心里就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

"那复婚呗,我看大嫂对你也没死心。"爸爸建议。

大伯摇摇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当初是我提的离婚,伤了她的心;如今复婚,万一以后又过不到一起去,岂不是害她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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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人啊,就是想得太多。"爸爸叹了口气,"感情这事,有时候顺其自然就好。"

大伯没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喝酒,直到满脸通红。

时光飞逝,转眼又是一年除夕。

这一年,厂里效益更差了,听说要全面改制,大伯可能要下岗。

每天回家,他的脸色都不太好,眉头紧锁,话也少了。

我问妈妈:"大伯是不是有心事?"

妈妈摇摇头:"大人的事,少打听。"

除夕这天,大伯照例去接大娘。

天气比去年还冷,我在窗口看见大伯骑车出去时,脸都被冻得通红,却依然固执地朝红旗街方向去了。

两个小时后,大伯回来了,身后却没有大娘的身影。

"大娘呢?"我急忙问。

大伯脸色阴沉:"她不来了。"

说完,他径直走进那间常年锁着的屋子,"砰"地关上了门。

全家人都不敢打扰他,年夜饭也没了往年的热闹。

电视里的春晚依然欢乐,屋里的气氛却凝重得像要下雪。

正当我们吃饭时,门铃响了。

妈妈去开门,随即惊讶地叫道:"大嫂?!"

我赶紧跑过去,看见大娘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保温壶,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珠。

"对不起,来晚了。"她笑着说,"厂里临时开了个会,耽误了。"

大伯闻声从房间里出来,愣在那里,一脸不可思议。

"你…你不是说不来了吗?"大伯结结巴巴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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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歪了歪头:"我什么时候说不来了?我说我可能要晚一点。"

"我听成你不想来了…"大伯的声音越来越小。

大娘摇摇头,笑了:"十年了,哪一年我没来?今年厂里要改制,听说你可能要下岗,我更得来看看你。"

大伯的眼圈红了,低下头不说话。

大娘走进来,把保温壶放在桌上:"给你的,牛尾汤,炖了三个小时。你胃不好,该养养了。"

大伯愣住了,接过保温壶,倒了一碗。

那汤色泽深褐,香气扑鼻,汤面上漂着一层金黄的油花。

他喝了一口,突然红了眼圈。

"还是那个味道。"他低声说,手微微发抖。

我看见大娘的眼睛也湿了,她迅速转身走进了那个属于她的房间。

晚上,我听见大伯和大娘在厨房里说话。

"我明天就下岗了。"大伯说,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沮丧。

"我知道,全厂都知道。"大娘轻声回答,"不用担心,你技术好,很快会找到新工作的。"

"我都四十多了,谁还要啊?"大伯苦笑道。

"我托了一个关系,县里的修理厂缺人,你可以去试试。"大娘说。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谢谢。"

"别客气,还是一家人。"大娘的声音很柔和。

一家人?他们明明已经离婚十年了,却依然彼此牵挂。

我想起大伯说的那句话:"离婚不是不爱,是因为爱得太深。"

这句话我一直不太明白,直到那晚听见他们的对话,才开始有了一丝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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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爱,不必形于外,也不必重归于好,却始终温暖着彼此的心。

第二天一早,大伯又要送大娘回娘家。

这次,我坚持要跟着去。

大伯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三个人挤在一辆自行车上,大伯骑车,大娘坐在后座,我坐在横梁上。

一路上,大伯骑得很稳,生怕颠到我们;大娘的手轻轻扶着大伯的腰,似乎是怕他累着。

雪后的街道格外安静,只有车轮碾过积雪的声音,和远处鞭炮的零星爆响。

"大伯,您和大娘为什么不复婚呢?"到了半路,我忍不住问道。

大伯的车子猛地一晃,差点摔倒。

"小孩子懂什么?"他佯装生气地说。

大娘却笑了:"是啊,为什么不复婚呢?"

大伯的耳朵红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因为你大伯犟啊,认定了一条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大娘说,声音里带着一丝调侃。

"你不也是吗?"大伯反驳道,"当年非要去上学,我说什么都不听。"

"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大娘叹了口气,"如今才明白,有些东西比知识更重要。"

"什么东西?"我好奇地问。

"人心。"大娘简短地回答。

送到了大娘家,一个小院,门口种着几棵杨柳,此时光秃秃的,但能想象春天发芽时的模样。

大娘下了车,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大伯:"修理厂厂长的电话和地址,你明天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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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接过信封,点了点头:"谢谢。"

"别再说谢谢了,生分。"大娘有些不悦地说。

大伯笑了笑,没再说话。

临别时,大娘忽然说:"你今年应该有很多心事吧?"

大伯点点头:"厂子不行了,以后的路不知道怎么走。"

"我跟你一样,也面临下岗。"大娘平静地说,"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打算开个小书店。"

"你一直喜欢书。"大伯笑了。

"嗯,想开在医院附近,生意应该不错。"大娘的眼睛亮了起来,"如果你愿意,可以一起。你负责修东西,我卖书,还能兼卖些文具。"

大伯愣住了,似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提议。

"你...你是说..."他结结巴巴地问。

"只是合伙做生意。"大娘赶紧解释,脸微微泛红。

"我考虑考虑。"大伯说,语气中有些犹豫,又有些期待。

回家的路上,大伯一直沉默着,我知道他在想大娘的提议。

"大伯,您答应大娘吧。"我鼓励道。

大伯看了我一眼:"这事没那么简单。"

"有什么不简单的?你们不是还有感情吗?"我不解地问。

"正因为有感情,才复杂。"大伯叹了口气,"我怕重蹈覆辙,到时候伤得更深。"

我不懂大人的顾虑,只知道大伯和大娘在一起时,眼神里都有光。

那年春天,大伯真的去了县里的修理厂,成了技术骨干。

大娘也如愿开了家小书店,生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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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虽然没有复婚,但来往渐渐多了起来。

有时候我会去大娘的书店帮忙,看见大伯偶尔也会过来,修理收音机或者电风扇,两人说说笑笑,气氛和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又到了除夕。

这一年,大伯没有去接大娘,因为她自己来了。

她带着一个大包裹,里面是她亲手做的各种菜肴和点心。

最特别的是那个保温壶,依然盛着热腾腾的牛尾汤。

"给,还是老味道。"她把汤倒进碗里,递给大伯。

大伯接过碗,喝了一口,眼睛湿润了:"谢谢。"

"都说了别谢。"大娘笑道,"这么多年了,就当是个习惯吧。"

"习惯挺好。"大伯点点头,又喝了一口汤。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大伯说的"爱得太深"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即使不在一起,心也早已交织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就像那碗热汤,隔了太久,却仍能温暖彼此的心。

不知道明年的除夕,大伯和大娘会不会有新的故事。

但我知道,那间常年锁着的房间,会一直为大娘留着;而那碗牛尾汤,也会一年年地温热着大伯的胃和心。

有些牵绊,不需要名分,却比婚姻更长久;有些爱,不必重归于好,却依然温暖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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