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日《北华捷报》刊登的李惠堂画像（资料图）

1905变奏曲

“变奏”一词，源自拉丁语variatio，原义为“变化”。120年前的1905年，在世界及中国有很多载于史册的事情发生，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政治、文化、科技、中西交往等方方面面。

这一年，清廷颁布“上谕”，废除科举制度，宣告延续1300年的科举选官制度正式落幕。这一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成为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这一年，爱因斯坦提出了最广为人知的物理学公式E = mc²，狭义相对论革新了时空观。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问世，因此央视电影频道官网的域名定为1905.com。也是在这一年，英国哈罗德百货成为欧洲最大的百货公司，刺激并带动四个广东中山人来上海创造了蓬勃的“四大百货”，也成为了王家卫改编的电视剧《繁花》中与上海百货业有关的进出口贸易、金融、股票等桥段的灵感原点。

李惠堂于1905年10月16日（农历9月18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梅州五华。有趣的是，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1904年在法国成立，而该组织得到欧洲最早成立的英格兰足协执委会承认并加入恰是在1905年。英格兰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中国则拥有古代足球运动蹴鞠。2004年7月，国际足联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李惠堂曾当选国际足联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官网说，“这是目前世界足坛上华人享有的最高荣誉。”

李惠堂任国际足联副主席时的领带（图：李松涛提供）

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1905关键词，那就是母校创校120周年。2024年年底，复旦官微发布了由学校档案馆编辑的120周年纪念校历，在先期透露的几张历史照片中有李惠堂受聘为复旦教师、担任复旦足球队教练的珍贵一帧。李惠堂在绿茵场上叱咤风云的事迹无需赘言，一句“看戏要看梅兰芳，睇波要睇李惠堂（看球要看李惠堂）”足矣。1923年5月，李惠堂首次代表国家足球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并获得冠军。1926年，又带领中华足球队击败了葡萄牙等国足球队，创下连胜纪录。在1936年的柏林，李惠堂率领的中华足球队在奥运会首秀。

近年来，关于李惠堂在抗战时期的爱国表现也得到史学家的关注。比如他拒绝为日本和汪伪政权踢球；在广西、广东各地巡回表演，宣传抗日，为抗战募捐，贯彻了体育救国的精神。1934年，东北三省已完全沦陷，那一年的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足球决赛恰好在中日之间进行。作为球队队长的李惠堂在比赛结束前打进关键进球，最终中国队以4-3击败日本队，这粒进球也被他本人视作“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进球”。

与复旦同龄的李惠堂跟复旦有着密切的连结。因为工作上的机缘巧合，我与李惠堂的后人（长孙）李松涛博士相知相熟。他在收到我寄去的校庆纪念日历后于朋友圈留言：“从1905到2025，百廿年来，积厚流光。一本日历，正见古人所谓：不有君子，何以为国。”随后我们经常交流有关其先祖父的各项资料档案，也注意搜集散落在各个方面的材料。他们家族珍藏有大量李惠堂的生平照片，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历程上的各个节点。

1925协奏曲

协奏曲一词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语concertare，意为“协调一致”；17世纪，该词又产生了拉丁文涵义“竞争”（Concerto），指一件或多件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协同演奏。足球亦然，既仰仗明星球员的非凡创造力，也依赖整个团队如齿轮般严丝合缝的配合。

就在前不久，暨南大学校友会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夕发布了一篇推文，记录了投身于抗日战争并为国捐躯的校友陈镇和的事迹。文章中有两张吸引眼球的照片，一是1926年在上海摘取史考托杯冠军的乐华队的合影，二是1936年中华足球队在柏林奥运会时的合影。前者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纪录，后者则是中国男足第一次挺进奥运。

中华足球队在1936柏林奥运会对阵英国队的首发阵容，前排中间为李惠堂（资料图）

陈镇和与李惠堂二人不仅是队员与队长的关系。李惠堂率复旦大学足球队到南京比赛时，以伯乐之眼看中当时还在金陵附中念书的陈镇和。在李的劝说下，陈转学上海暨南附中，同时成为乐华队的球员，也被喻为“后卫第一人”。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6月，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学生为悼念“五卅”蒙难的同胞在图书馆前聚集，下半旗志哀，遭时任美籍校长卜舫济反对，师生遂与校方发生激烈冲突，570余名师生宣誓脱离这所教会学校，并在社会的支持下创立了“光华大学”。为了抵制以圣约翰大学为主导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E.C.I.A.A.），由光华大学教务长容启兆和体育教师周家骐、蒋湘青等发起成立了将洋人成立的教会大学排除在外的江南大学体育协会，最初由光华、复旦、南洋三校参加，后来持志（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沪江大学的爱国师生离校另组的大学）、大夏、暨南、同济、中国公学和东南大学也先后加入。

江南大学体育协会从1925年成立到抗战时停止活动，共举行了九届“江大”运动会，第一届足球、篮球和排球项目的冠军都由复旦夺得，复旦也获得了第一届联合运动会的总锦标。

也是在1925年，李惠堂抵沪，并展开了他的十年黄金期。他本人曾在自述中多次提到，在上海的5年（1925-1930）是他最难忘的时光；他爱上海，上海也爱他。李惠堂在20岁时来到上海，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为爱情保卫战。家族为李惠堂安排了婚约，而与从小是邻居的廖月英（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廖蕙圃）情浓意切的他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私奔到上海的决定。两人的婚礼在四大百货之一先施公司的东亚旅社大礼堂举行。李惠堂的诗集《鲁卫吟草》中就有诗记录第一次沪上观雪，曰“凛冽严风草树枯，江山一夜雪花铺。忍寒独赏阶前景，玉线银沙亦画图”。

李惠堂出发去德国柏林参加奥运会前和妻子合影（图：李松涛提供）

二为自己热爱的足球事业。李惠堂的家族善于经商。曾祖父李浩如精于建筑，被粤港两地同行称为“石行伟人”、“石状元”。李浩如原名李五，是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建筑项目承包商”。张之洞与李家交往甚密，“浩如”之名便是张之洞起的。李惠堂的父亲希望他继承家业走上从商的道路，而二十弱冠的他在自己热爱的足球上闯出了名堂。1923年便入选国家队的他，随后又随南华队出征澳洲，引起旋风，已是颇有名气的足坛之星，于是决定来上海闯一闯。

在登载于《良友》第45期的《从小离了母胎到现在——球王李惠堂自述》中，李惠堂说足球是“精神上的快活”，还讲到他与上海、与足球的话题，“很多人说，上海足球程度的提高和发达，不能不归功于我。这种论调，我却不十分赞同，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是自然的，是乐意的，是不可遏止的，我得着身心的愉快，我便十二分的满意。这种匹夫之责，不但是我，而且也是凡为国民者所应尽的义务，我更感觉到我在上海足球界内的生活，是比较在港时来得舒畅安乐。因为上海球友们的和衷共济，是香港等处不可及的。”由此可见，李惠堂对在上海踢球有非常高的情感认同。

复旦大学体育部教员合影，第一排中间为李惠堂 （图：复旦大学档案馆1926年刊）

除了作为球员，李惠堂在复旦的身份也是崭新的，他时而是教练，时而是裁判，时而是体育部主任。在学校档案馆，我还找到了李惠堂家族并未掌握的内容。档案馆所藏的李惠堂照片一共有两张：一为担任体育部主任时与复旦大学体育会职员的合影，身着西装的李惠堂双手放在背后，露出发际的美人尖，站立于照片的C位；二为1926年与足球队球员的合影，梳着标志性背头的李惠堂身穿束腰的毛呢大衣，合影的下方，标注了每个人的名字（威妥玛氏音标），彼时李惠堂的职务为荣誉教练（honorary coach）。这两张照片均收录于1926年的《复旦年刊》，李惠堂的形象与盛传于网络的而立之年的他相比有一些落差，经松涛博士特意传给他的六叔过目后，确认无误。

第三份被我发现的材料则更有意思，是1926年春季的《复旦大学同学录》。就是在这份泛黄斑驳的资料上，登记了李惠堂在上海的住所，位于大名鼎鼎的四川北路余庆坊。

四是《复旦年刊》上记录有他作为教职员的一页。他的名字位于所有教职员的最后，头衔为“体育指导员”。

五是李惠堂执教复旦足球队后成绩和战果的相关记录。如同复旦体教部在110周年校庆时编纂的《复旦百年体育》画册所写，复旦1920年代即有足球队，起初成绩不理想，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比赛屡屡败北。李惠堂执教后，足球队球艺进步很快，也因此夺得了前文提到的江南大学体育协会足球项目的冠军。

关于李惠堂到任复旦的时间，百廿纪念日历给出的官方说明为1926年。不过，我认为李惠堂与复旦发生连结的时间完全可以提前到1925年。

李惠堂夫人廖月英在90岁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他们二人在1925年9月抵沪。李惠堂的名字第一次与复旦有交集是在1925年11月21日，隔日的《申报》记录了他作为裁判判定复旦以4-0战胜金陵大学的新闻。而到了12月4日，《申报》中的一篇《乐群与复旦明日比赛足球》点明了李惠堂与复旦的关系，“本年复旦大学足球队，非常强盛……该队迭与中西各强队比赛。每战必胜……该队近聘远东足球界明星李惠堂君为名誉教练指导一切，成绩日益优良。”

此外，复旦1926年的年刊虽然是隔年修史，所登载的足球部活动却是以1925-1926赛季为时间线，采纳的是英超赛季（每年的8月至隔年的5月）。足球部的总结陈述中特别提到要感谢李惠堂有才能的指导（The team thanks Mr. W.T.Lee for his able coaching）。年刊中所罗列的战胜各支球队的时间均在1925年。李惠堂到沪后在南京西路的中华人帮保险公司就业，对复旦足球的指导也许已经同步开始了。

李惠堂和他获得的奖杯（图：视觉中国）

1926年9月10日，《申报》刊登一则启示，“江湾复旦大学对于体育一门素著盛名，本学期该校体育主任李惠堂君因欲恢复其业余运动员资格，准备参加来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起见，特辞去主任一职，而改就怡和洋行职务。”学校挽留他继续担任体育部名誉顾问，而主任一职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能“虚悬”。辞去了主任之职，保留了顾问之衔，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断，他到沪之初也许也是复旦与保险公司/洋行两立的操作。这样也能更好地解释缘何1926年的《复旦年刊》中李惠堂的头衔标注时而为教练，时而为体育指导员，时而为体育部主任。

我不禁大胆推断，李惠堂指导和参与复旦的体育、足球事业，很有可能涵盖了他在上海的整整五年，也期待日后发现更多的资料来佐证。

核心与外围、边缘与前沿

2025年年初，广东中山的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展出了很多有关“四大百货”的资料和档案。有趣的是，在演示丈夫陪妻子试穿高跟鞋的柜台场景处，丈夫的蜡像栩栩如生，只听到不断经过的参观者回头啧啧称叹说，这不是黎明吗！博物馆故意为之的小心机揭示出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四大天王”之一的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认可度之高。

1935年，李惠堂回上海参加全运会，摄于江湾体育场，手指的全运会海报以他为原型设计（图：李松涛提供）

1920-1930年代的上海，李惠堂可能是比黎明还要红的明星。1935年，当李惠堂代表香港南华队回到上海参加全运会，江湾体育场内外涌入十万粉丝。他曾调侃自己在赛后沦为了签名机器。

黎明有一句金句描述演唱会内外场的歌迷——核心的外围是核心的内围。这句有点拗口的话立刻让我将思维串台到了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定义体育史研究的另一句话：边缘即前沿。

体育本身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质。正如德国学者格鲁佩（Ommo Grupe）所说的，体育是世界上不同人群普遍能够理解的语言、符号和规则，体育具有交流的功能。体育的社交功能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人们通过体育寻求的是身份的认可、文化的认同、盟友的结交。

任何一个人物的研究，都无法脱离他所生存的环境和时代。研究李惠堂，离不开上海。李欧梵用“摩登”来书写1930-1940年代的上海（《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用“魔都”来称呼1920-1930年代的上海。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叶文心用“没有过分野心，却又生机勃勃”来定义生活在上海的多元化文化下的中间阶层（《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1843-1949》）。李惠堂在沪的居所，四川北路余庆坊18号，更是充满这些“中间阶层”的石库门弄堂。

电影明星胡蝶是李惠堂的邻居。1924年回到上海的胡蝶加入了明星电影公司，而记录有李惠堂踢球镜头的电影《二对一》便由该公司在1933年出品，这也是我国最早一部以足球为题材的故事片。如果以余庆坊为中心在周边一平方公里内画个圈，往北有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千爱里3号的内山完造、东照里12号的瞿秋白；往南有横浜桥附近海伦路504号的沈尹黙、东横浜路35弄景云里11号的茅盾；向东有漂阳路1269号的郭沫若、965弄麦加里21号的巴金、853弄瑞康里27号的谢稚枊等。光是看着这些人名，就能想象会有多少故事。

我们今天寻找李惠堂，更多是借助报端。《申报》《新民晚报》《良友》画报，甚至一些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等都是记录李惠堂的第一手资料。在《申报》全文数据库中，李惠堂相关条目就有2682条。1987年，徐松福将自己在《新民晚报》上连载的李惠堂传记集结出版(未来出版社)，为他写序的是大名鼎鼎的媒体人徐铸成。以李惠堂传记为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记录有案可查，但也有不少是以讹传讹。如何还原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李惠堂，任重而道远。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让我心生疑问的是，100年前的复旦，为什么会聘用20岁的李惠堂参与大学部及附属中学的体育建设？除了复旦历代校长重视体育的传统、1925年前后校内施行的多项变革外，李惠堂对足球纯粹的热爱是主要原因。

李惠堂自行手抄版 《足球经》 （图：李松涛提供）

在李惠堂家属收藏的照片中，有些照片的上方有一个手画的圆圈，我原先以为是一种标记照片的方式，后经松涛博士提醒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摄影师在拍摄构图中未能将足球这个主角放进来，于是李惠堂手动补上。在他眼中，没有了足球的踢球照，谈何灵魂呢。李惠堂对足球的热爱还表现在他撰写的足球书籍里，1928年他在上海写了《足球经》一书，提出“足球即国球”的概念，还专门讨论女子足球。他曾在多个场合把足球比喻成食物和空气。

李惠堂与复旦的奇妙缘分在百年之前展开。尽管有西迁和战火的影响，他的资料仍然幸运地保存下来。复旦百廿校庆学校所藏档案的重新整理再发现，让这一人物又回到大家的视野。其家族后人与复旦的联系，因此而萌生、发展和壮大的学术交流网络，以及复旦一直以来对人物研究和纸质文献重视的传统，甚至是“苏超”、“村超”等带动的足球热，一系列的互动，每一个因素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金莹（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外文化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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