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山东无棣县,县公安局的档案柜里锁着个"反革命分子"牛宝正。
忽然来了中央急电,说这人是开国元勋的救命恩人,得立马放了妥善安置。
县干部张学德拿着电报找到牛宝正,他正蹲在墙角编筐呢,抬头听完只挠头:"我真不认识他。"
一个反革命怎么成了救命恩人?
这牛宝正到底藏着什么故事?
这牛宝正不是什么大人物,
1886年生在山东无棣乡下,爹娘都是种地的,一辈子没离开过盐碱地。
他打小跟着下地,扁担压得肩膀流脓,也没认全几个字。
1908年黄河发水,家里地全淹了,揣着俩窝头就往济南跑,
干过脚行,扛过大包,也在街头打零工,饿肚子是常事。
后来听说北平好挣钱,扒火车到了京城,
在哈德门大街拉洋车,被兵痞抢过钱,也挨过警察的棍子。
1917年段祺瑞招兵,他想着混口饱饭,
就当了骑兵,从马夫干到正目,可饷银总被克扣,心里还是没底。
1929年,老乡在北平监狱当差,
说草岚子缺个看守,不用打仗还管饭,他二话不说辞了军职去报到。
穿上那身灰布制服,站在铁窗跟前,牛宝正觉得这辈子总算有着落了,
他不管里面关的是啥人,只求每月那几块大洋的固定工钱,能让老婆孩子不饿肚子。
可他心善,见不得人遭罪,犯人口渴了多给瓢水,
冬天见谁冻得发抖,就偷偷把自己的旧棉絮塞过去,有次半夜巡逻,
见个年轻犯人饿晕了,从怀里掏出个凉窝头塞门缝里,还警告说:"别让人看见"。
1931年秋,北平城里风声紧,草岚子监狱忽然押进来一批特殊的犯人。
他们大多穿长衫戴眼镜,举手投足带着股书生气,却个个腰杆挺得笔直。
牛宝正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的大官,为首的叫殷鉴,
旁边那个总在看书的是安子文,还有个戴圆框眼镜的杨献珍,据说肚子里全是学问。
这年冬天,牛宝正接到老家捎来的口信,说他娘得了痨病,咳得整晚睡不着觉。
他蹲在监狱墙根底下搓着手,心里急得冒火,想写封信问问情况,可手里的笔比烧火棍还沉。
犹豫了好几天,终于趁送饭时蹭到杨献珍牢房门口,低声问:"杨先生,能不能帮俺写封家书?"
杨献珍抬头看他,见这糙汉子脸涨得通红,手还在发抖,便点点头。
信写完那天,牛宝正揣着信纸往家寄,心里像落了块石头。
没过几天,他偷偷给杨献珍塞了个热窝头,见对方接过去时说了声:"谢谢",他脸又红透了。
其实狱中党支部早注意到这个看守不一样:
别的狱警打骂犯人时,他总躲得远远;发棉衣时,他会把稍微厚实些的分给体弱多病的。
杨献珍看出他不是个坏种,就用这笔人情慢慢焐热了他的心。
后来牛宝正不光帮着写信,还悄悄给他们行方便,
把藏在窝头里的纸条塞进去,或是趁夜巡查时故意咳嗽两声,提醒隔壁牢房的人小心。
他不懂什么主义,只觉得这些读书人可怜,
遭了难还天天念书,比那些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强多了。
狱中党支部很快把牛宝正划入了“可争取”的名单。
杨献珍跟支部同志说:“这汉子心实,不是那种翻脸不认人的。”
他们给他起了个代号“OX”,牛宝正不懂啥意思,
只知道每次安子文递给他一个折成方块的纸条,就意味着有“要紧事”。
他把纸条塞进靴底的夹层,每天查房时趁转身的功夫,塞进殷鉴牢房的墙缝里,
那些纸条有时是狱中同志的分工,有时是外面党组织的消息。
他妻子王氏在胡同口摆烟摊,他下班时把卷在烟盒里的纸条塞给她,
低声说:“给穿灰布衫的‘老乡’”,王氏不识字,
只知道丈夫交代的事得办妥当,就这么一站站传到地下党手里。
有回“亲属”来探视杨献珍,牛宝正故意把看守调开,让那“亲属”在会见室多待了两刻钟,
事后才知道那是北平地下党的联络员,带进来的“家书”里夹着越狱计划的草图。
1935年冬天,他听见狱警队长跟典狱长说要“突击审讯安子文”,
连夜找机会塞给安子文一张小纸条,上面画了个叉和一个钟,意思是“小心,明早有审”。
安子文他们提前串好了供,硬是没让敌人抓到把柄。
他总说:“就帮点小忙”,却不知道自己这双拿钥匙的手,护着多少共产党人的命。
1936年春,狱警队突然抓人。
牛宝正刚打开殷鉴牢房的铁门,就被两个黑制服按在地上。
"你跟共党串供!"队长拿枪指着他太阳穴。
审讯室里,鞭子抽得背上没块好肉,烙铁烫得他昏死过去,
冷水泼醒了还咬着牙:"就一个看门的,懂啥政治犯?"
北平地下党早得了信,三天后故意在送饭时打翻食桶,犯人起哄、狱警弹压乱作一团。
趁乱,两个扮成清洁工的同志把牛宝正塞进装粪的木桶,上面盖层干草。
粪车出监狱大门时,守卫捏着鼻子挥手放行。
当天半夜,牛宝正换上粗布衣裳,揣着党组织给的五块大洋,
带着妻儿扒上运煤的闷罐火车,一路躲躲藏藏回了山东无棣,藏进村东头废弃的土坯房。
回村后,牛宝正把那身灰制服烧了,跟老婆孩子搬进村东头那三间土坯房,
白天扛锄头下地,晚上在煤油灯下编筐子,农闲时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
卖些针头线脑、洋火肥皂,日子过得像村口的老井,平静得不起一丝波澜。
谁问起北平的事,他就说:“给人家看大门的,没啥说头”,
久而久之,连老婆孩子都忘了他在京城当过差。
1948年土改登记成分,他填了“贫农”,却在“有无历史问题”一栏卡住了,
当年在草岚子监狱当看守的经历,终究成了抹不掉的“污点”,
档案上就这么记了一笔“曾在敌营任职”,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他也不争辩,照旧种地卖货,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1950年深秋,县公安局的人突然找上门,
手里捏着封盖着大红印章的急电,他才知道,这十七年的平静,到头了。
张学德蹲在门槛上,看着牛宝正蜷在炕角搓着皴裂的手。
"县里来的同志说,北京有位安部长,还有位刘主任,都在找一个人。"
他从公文包抽出张泛黄的照片,"他们说那人1931年在草岚子监狱当看守,帮过不少忙。"
牛宝正眼皮都没抬:"俺不识字,也不认识啥部长。"
"他们说那人叫你'OX'。"张学德突然压低声音,"还说你认识'徐子文'和'刘华甫'?"
牛宝正的手猛地顿住。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一声爆响,照亮他脸上的褶子。
"徐子文..."他喃喃着,眉头猛地一跳,
"瘦高个,穿灰布长衫总爱卷着袖口,左手食指有道疤,那是给俺娘写信时被砚台划破的。"
"刘华甫矮胖,戴圆框眼镜,说话像教书先生,总揣着本线装书。"
他突然住嘴,浑浊的眼睛亮了一瞬又暗下去,"俺不认识...不认识这些人。"
可手里的旱烟杆却抖得厉害,火星子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烫出个小窟窿也没察觉。
张学德把照片推过去,上面是群穿干部服的人在天安门城楼合影。
牛宝正盯着第二排左三那个戴眼镜的矮胖男人,突然用烟杆戳了戳:
"他...他右边第三颗牙是镶的金的,当年在狱里啃窝头硌掉的。"
说完猛地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吧嗒着嘴不吭声了,只有眼角的皱纹在微微发颤,
十七年了,那些藏在靴底的纸条、粪车里的颠簸、妻子递过来的烟盒,原来从没被日子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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